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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从前的人

  前不久一个周末的日子,我走在桃江路上,看见一对年轻的父母,指着一栋文物保护房屋上绿色的信箱,问身边八九岁的儿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儿子摇头。妈妈说,这叫信箱,从前的人写信,邮差就把它们放在邮箱里,收信的人再从这里取出来读。

  我意识到我就是他们所说的“从前的人”,信曾经是我游荡生活中最可依赖的伴侣。我很认同山姆·夏普德对通信的感受:“我喜欢写信,因为它是一种可以随时展开的对话。无论对方在不在,你都可以在任意一个早晨坐下来跟他说话。你可以随便聊,而不必礼貌地等待对方完成他的思路。段落之间可以隔很长时间——也许好几天过后,你会重新拿起笔接着聊……”

  我人生中重要的通信人之一是M。我已写过一些他与我在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的事,不知道那算不算我的初恋——我们连手都没有牵过,但我们有过许多朝夕相处的日子,分离时也有过心心相印的思念和牵挂。

  二〇二一年我回上海陪病重的母亲,见到了M,他把我写给他的几十封信还给了我。他说,我们那一代的友谊感情,是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我不想让这些信件付之一炬,不忍心,那里面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只有物归原主!有些东西是铭记在心里永远也抹不掉的,永远永远……

  信封上的许多邮戳虽已模糊,但还能隐约辨认得出,信始于一九七八年——我十七岁的时候,终结在一九八三年——我留学美国的第二年。这些发黄、发脆的薄纸,这些熟悉又陌生的手迹,这些从遗忘的深谷里反射出来的星点光亮:某曲循环不断的华尔兹、某只放在我腰间的手、某个烦躁的午后、某个玫瑰色的夜晚、某句不知所云的低语……

  扎着两条短辫的“妹妹”突然站在了我的面前,用清澈的眼睛审视着我——眼角的皱纹、鼻侧的阴影、松懈的脖颈……她从没想到过这么久远的岁月,连她母亲都要比我年轻许多。

  我仔细打量她,胸脯轻轻起伏,鼻翼微微翕动,眼睛里闪烁着所有被她抑制了的本能。你以为自己长大了会是谁?我问。她眼里闪出困惑,还有些诧异。你能想象得到的未来都已逝去,我说,人生就在弹指一挥间,不要错过欢乐。

  “弹指一挥间”是她在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学到的,那时她还无法体会其意义,只是喜欢词句的潇洒,比语文课本里的东西好看得多。妹妹的语文课本非常贫乏,只有董存瑞、焦裕禄、黄继光、欧阳海的英雄事迹,或者南京长江大桥、第一艘远洋轮的光荣建成,或者地主刘文彩、周扒皮对贫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那个语境里不存在个人情感和欲望,而没有名称的感受和欲念,就像躺在污泥浊水里的珍珠。还要过很久,她才会看到和认识它们。

  写这些信的时候,中国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整代人正在从十年的冬眠期复苏,百废待兴,她的生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M:

  你好!

  上次在工人文化馆遇到你和同学们,我不是说我已经彻底回掉北影了吗?可昨天学院又来找我,说北影后台很大,从上面下来的压力,学院很难开口,有点顶不住了……他们认为实在不行只能去演,但回来后百分之八十会留级。学院的课程很紧很紧,可北影偏不让我专心一志地学习,而且今后,如果拍完戏还有什么事,也只有天知道。学院领导还说,如果我硬不肯去的话,上面会认为我不服从党的需要。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现在我妈又在青岛开会没人商量。我想起你上次留在条子上的话,我有事可来信。我就来信,问问你们是什么看法。我打过电话到剧团,凤皇说要下生活都不来上班了。

  上次你说的同学们上戏的事,还有“我们有亲人”是怎么回事,请告诉我,好吗?

  陈冲

  M:

  你好!晚上回家看到了你的信。已经定型了,导演买好了星期六的车票,直接送我到外景地。学院领导给我看了教育局下来的文,上面已经先定型了。

  去了也许并不会坏到哪里,我把学院原来的体育课、政治课、语文课的时间省下来,拼一下命,也许并不会落下多少英语,我一定要让老师们吃惊。有的老师认为脱半年课再跟班,简直是奇迹,不太可能。当然现在又要琢磨角色又要读书,时间、精力又有限,是有很大困难。但是我想,一个人只要是诚心的,上帝是会支持、同情他的,会多赐给他时间和智慧。但愿这件事,并没有违反我的命运。

  今天,当我一个人提着沉重的大包小包回家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同学们。来校报到那天也是这条路,这些行李,是有那么多同学在一起提的,现在我一个人了。

  回到家里,屋子里也只有我一个人,妈妈、哥哥都不在。我把行李重新理了一下,准备后天上火车。等我妈、我哥回家的时候,我又不在了。就是这样有意思,老是碰不到一块。

  我真不愿意让剧团或厂里知道我去北影,他们不知道内情一定会笑话我的——虽然被电影厂的人笑话不足轻重。

  本来这封信应该是去那儿写的,可我想,一到那就得开拍,我又没排练,加上每天还得读英语,时间一定很紧,所以就在上海写好了,上那儿去发。

  让同学们都放心,我绝不会丢培训班的脸的。

  陈冲

  我到黄山了,一切都很好,可能在这住两个星期。演我妈的是陶金的女儿。男一号是《南海风云》里的于化龙。真小花是《同志,感谢你》的一号。还有那个徐元奇也在这儿。我们这儿的地址是:

  安徽省徽州地区黄山宾馆转北影《桐柏英雄》外景队。

  (邮戳 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

  原来“妹妹”——我——是怀着这样的矛盾和不安,开始了“赵小花”的生涯。

  至今仍有人会叫我小花,会跟我讲起他们当年在单位礼堂里,学校操场上,银幕的正面、反面看《小花》的种种情景。那时电影拷贝有限,人们看的是“跑片”。跑片员会骑单车、骑马、骑毛驴在不同的放映点来回跑,一个地方放完了电影的第一卷、开始第二卷的时候,他就赶紧把放过的那盒胶片送往第二个地方。一部电影一般有五大卷胶片,放在铁盒里。天气或路况不好的时候,跑片员有时赶不到,观众就坐着聊一会儿天,等胶片赶到了再继续看。

  记得《末代皇帝》在巴黎蓬皮杜中心首映的时候,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来到了会场。那时他已经十分年迈,见到法国总统和蓬皮杜夫人时都没有太大反应,但是见到我就眼睛一亮,亲切地叫了声“小花”!

  前不久,在饭桌上遇见了一位原来在西藏部队的人。他说,他所在的兵站很遥远,《小花》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没有地方放,连白被单都没有。战士们就铲雪筑起了一座墙,在那上面放映了《小花》。我思绪的眼睛仿佛看得见,在那条“世界的脊梁”上,白雪皑皑,稀有人烟,十几个远离家乡的小伙子裹着军大衣坐在冰天雪地中,他们的身心被李谷一温柔的“妹妹找哥泪花流”融化……

  那座雪砌的银幕在兵站矗立了多久?它是不是在日光下白得耀眼,在月光下蓝得幽深?走过它的人是不是会轻轻哼唱影片里的歌,会渴望柔情和爱?然而它终将消融,就像它的记忆终将与亲历者一同消融。再也没人会这样看电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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