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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拍《苏醒》给我留下最难忘的回忆是去西安郊外的山上打猎。那天我们开了两辆军用吉普车,同去的有几个当地的猎手,都是退伍军人,还有高飞和许还山。记得他们不愿带一个女孩子去深山老林打兔子,都极力劝阻我。可我想显摆一下我在射击队学的本领,就固执地跟他们上了车。

  我不记得我们去的地方叫什么,只记得那里荒山野地一片白雪皑皑,根本没有路。我们扛着步枪,艰难地从山脚往上爬,一路寻找兔子的足迹。大概在半山腰的时候,我没跟上,被他们几个落下了。在我四处环顾寻找他们的时候突然一脚踏空,滚下去好几米。起身后我意识到我完全迷失了方向,突然害怕起来,如果我找不到他们,就会冻死在山上。一想到这儿,我就拄着步枪拼命往高处爬。不知过了多久,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山间突然回响起我的名字。他们大概也意识到我走丢了。我用自己能发出的最大音量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的嗓子已经完全哑了。

  我们下山的时候刮起了一阵大风,同去的猎手们把我们带到一栋半塌的木仓库里避风。高飞看到木壁沿上的大老鼠,举枪就射。老鼠开始乱窜,我也举起了枪。突然,一个形同骷髅、衣衫褴褛的人从一堆干稻草里蹦了出来。他手里紧握着一把刀,眼睛在刹那间同时闪出恐惧、凶残和疯狂。我们惊呆了。带我们去的猎人马上跟他说,我们来山里打猎,一会儿就走。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人突然用虚弱和可怜的声音问,有干粮吗?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山里藏着不少逃亡中的亡命之徒。不知那人从哪里逃出来,又想逃去哪个容身之地。我一生遇到过成千上万的人,偶尔有人会拿出跟我的合影,给我看我们曾经分享过的时刻,而我却不一定记得。但是那个跟我只有过几秒钟对视的陌路人,却像烙在我眼底的印记。

  拍完《苏醒》后,我原本应该回到上外继续我的学业,但是我怀着破釜沉舟的心情,滞留在北京办理出国留学的手续。

  一位编剧朋友在北京,答应让我住到他家里。他和爱人,还有他们不满两岁的女儿,住在里间。我睡在外面一间很小的厅里。每天,他领着我坐公车到处见领导或他们的子弟,解释我的情况。有时回家后,我会听到他和爱人在里屋压低了嗓音激烈争吵。每次一吵,孩子就在一旁大哭。慢慢地,我觉得自己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便搬去一位刚认识不久的女友家。她住在空军大院一栋很大的房子,还有厨师做饭,生活非常舒服。但住下不久我发现,朋友的母亲不喜欢我跟她两个儿子来往——想必是对演艺界有偏见,我就自觉地离开了。那以后,我又搬了好几次家。刚在一个地方住下,就开始想下一个地方,总是怕自己住长了,会让人嫌弃。有一天我得到消息,护照有眉目了。在等部里流程的时候,我跟着编剧的几个哥们儿骑着摩托车去了天津。一路上阳光沐浴着我们的脸庞,劲风吹动着我们的头发,车速激发着我们的胺多酚。我们旺盛的青春跟摩托车队一样势不可挡。到天津后,我们下榻在一栋殖民地风格的老洋房里,主人是一个过去家底殷实的资本家公子。我在那儿吃到了这辈子最丰盛美味的早餐——八宝江米粥、狗不理包子、油条、馄饨、煎饼馃子,甜的咸的、稀的脆的,热气腾腾的一大桌,香气扑鼻。

  两天后我兴致勃勃回到北京,却发现我的护照又被拦下来了。我深信忘乎所以是酿成一切悲剧的酵母,责怪自己放松了警惕,并发誓在拿到护照前决不允许自己再快乐。

  很多年后,我偶然遇见这位编剧的爱人。她告诉我他们已经离婚。她还说当年她丈夫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我,周围的朋友都知道,只有我太天真,蒙在鼓里。惊愕之余,我回想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依稀能看见我们在夜晚的路灯下走回家的时候他突然沉默的样子,我们目光偶尔接触到时他眼里闪过的异样和随后的脸红……那时他大概三十多岁,端正的鼻梁上架着眼镜,中等个子,穿着黑色皮夹克。也许是因为他抽太多的烟,所以声音有些沙哑。喝醉酒的时候,他爱搂着身边的男人讲话。记得我很喜欢听他讲故事,以及谈论他曾经读过的书。我跟他从进《苏醒》摄制组开始,到我们一起办妥我的出国手续,有一年多的接触,但他从未跟我提起过他的感情困境。

  临去美国之前,M来平江路的家里跟我告别。印象里那是黄昏,屋里只开了一盏台灯,床上放满了肥皂、毛巾、擦脸油、书本和相册等等,脚边的皮箱打开着。我们贴书桌站着,身体靠得很近。多年后我们讲起那天的时候他说我哭了,我自己却忘记了。我是那么羞于在人前流泪的人。我们互相不舍,一定说了什么重要的话,重要的嘱咐,我也忘记了。但我莫名地记得,他看着我的侧脸说,你像栗原小卷。记忆真是一个粗心的裁缝,把那些完全不相干的材料拼到一起。他说后悔那天没为我擦泪,没有抱抱我。不知为什么,最难忘的反而是那些从未发生过的拥抱。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去想上影厂培训班时期遥远的时光,就好像忘记了。十多年前有一天,我在横店拍戏,扮演《辛亥革命》里的叶赫那拉皇后。化完妆后,全体演员到现场排练。我坐在皇位上,下面站满了宫廷的大臣。我突然看见两位过去的老同学,在跟我同演一场戏。我们隔着几米的距离和几十年的光阴,互望、感慨——岁月写在我们的脸上,生活的摔打和考验印刻在我们的心里。导演喊停后,我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我们情不自禁地聊起了从前,普通话里夹带着几句上海话。还记得那个拉小提琴的小姑娘吧?是那个作曲的女儿吗?对,电影《红日》的作曲,他女儿在美国一家交响乐团拉首席小提琴了。哦,小姑娘还真被她爸打出来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脑海里都是同学们朗朗的声音,在教室、在操场、在寝室、在澡房,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重复:

  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须找准,开齐合撮属口形。
  双唇班报必百波,舌尖当地斗点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舌面积结教坚精。
  ……

  原来我从未忘记。外人哪里会懂“舌根高狗工耕故”是什么意思,而对于我来说,它是魔咒,它是时光机。听到它,我瞬间穿越回那个早已消失了的院子。那里永远是初夏的早晨,微风吹动着野草,我们年轻的身心跟野草一样,只要太阳,只要一场雨,就可以那么快乐。

  附:关于出国始末的信

  To Whom It May Concern:

  I take pleasure in recommending to you Miss Chen Chong, who is a college student and a promising film star in China. She has appeared as the leading actress in a number of films and has won tremendous popularity. I know her personally and appreciate her cleverness and eagerness to learn. I would be very glad and grateful if she could get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under your guidance.

  Sincerely yours,

  Xia Yan(夏衍)

  夏老:

  来信敬悉,看到你写的字,就可以感到你的视力大有好转,非常高兴。

  关于陈冲出国留学事,早在去年夏就提出,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和政策,是可以的,我们没有意见。由于她不是一般的学生,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由上海外语学院把这件事直接报请教育部考虑可否同意,并把自费留学纳入公费管理。过些日子,得到教育部外事局书面答复,表示同意陈冲可以自费留学纳入公费管理,并要求学院报送政审和其他材料,以便正式审批。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听到各种反映对小陈出国有不同意见,甚至反映到中央负责同志处,说陈冲自费留学的费用是其父母向美籍华人朋友借的,违反外事纪律等。因此,学院就没有及时报送有关材料,并于最近复信教育部,除上报陈冲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经过,政治思想表现外,表示学院意见以不出国为好。如教育部考虑可以出国,最好纳入公费,由大使馆管理为宜。这些事由学院与教育部直接联系处理,市教卫办没有表示过“不同意”。

  现在,陈冲出国学习的事,弄得有点复杂化,也直接反映到市委、市政府汪道涵、赵行志等同志处,他们也在了解情况,考虑处理意见。到写这封信为止,尚未知道意见如何!

  基本情况,大概如此。问题在于有不同意见。看来这事需要由教育部或市政府表态决断了。如小陈找你,可以询问她有关情况,告诉她此事不是那么简单,要取得组织领导等帮助,正确对待。我们尚好,勿念。

  谨祝

  健康

  白彦

  三月十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教育部外事局:

  陈冲同志准备出国留学,现将她参加拍摄电影的情况如下简要介绍:

  近几年来,陈冲同志曾在上海、北京、珠江、西安电影制片厂,参加拍摄了四部影片。经向各厂了解,她在拍摄过程中,工作上很努力,艺术上有所追求,谦虚谨慎,作风正派,群众关系很好。

  特此函告。

  一九八一年四月九日

  作者注:七十年代末,我在全国文代会和“百花奖”上认识了夏衍先生,我申请留学受到阻碍时,去见了夏老。以上第一封是夏老在1981年2月27日为我写的英文推荐信;第二封是上海教育局局长白彦,在1981年3月15 日给夏老写的回信,此信是原件,想必是夏老读完后给我的;第三封是文化部在1981 年4月9日给教育部发的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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