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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三

  从聂鲁达黑岛故居回来的第二天中午,我在旅馆餐厅见到哥伦比亚诗人哈罗德,他似乎一下老了十岁,满脸病容,围着红围巾裹紧大衣缩在桌角。他说他昨天喝多了,旧病犯了,现在只能靠流食维生。我问他是不是胃病?他说他根本就没有胃了,只能靠大肠消化。我说那你正好像鸽子一样,可自由飞翔。

  他住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曾是拉美现代文学的教授。九十年代初在北京的《今日中国》当了三年专家,回国时带了个叫雪梅的中国媳妇。雪梅在哥伦比亚生活了五年,由于内战的恐怖气氛和街头暴力,再加上外国人的种种困境,最终弃他而去投奔美国。“她是个好女人。”哈罗德感叹道。哈罗德一辈子结过五次婚,后两任都是中国人,看来他准有个中国情结。

  我五年前去哥伦比亚麦德林参加诗歌节。那里处于内战状态,政府基本上只能控制大城市。据说一支左派游击队扬言,凡家产五千美元以上的均属绑架之列,不用说美国人,我看连中国白领差不多全都够格。而哥伦比亚人特别热爱诗歌。诗歌节开幕式是在体育场,听众有上万人。我走南闯北,也从未见过那阵势。哥伦比亚人还酷爱跳舞,街上到处搭着台子,只要音乐一响,行人就踩着点儿翩然起舞。对于常年被战乱困扰的人们,诗歌舞蹈恐怕像空气和水一样必要。

  第二天凌晨五点我被电话叫醒。我们要到智利北方的重镇卡拉玛(Camala),那是诗歌节的一部分。我们一行包括半打诗人一个智利歌手一个口译,由诗歌节主任何塞领队。在机场喝了杯浓咖啡,生锈的英文系统终于像钟表走动起来,我开始跟同伴们搭话。这半打诗人来自不同的国家:爱尔兰、斯洛文尼亚、葡萄牙、巴西和智利,只有我身份不明。

  在飞机上我睡着了。我的梦和飞机翅膀一起偏斜,梦醒,我们已降落在沙漠中。卡拉玛位于在阿塔卡马沙漠的中心,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干旱的沙漠。连沙漠也分等级,那最干的应为上品吧。

  相当于中国文化局一级的当地干部在机场迎候,语言不通,但他们粗糙的手显然与土地与劳动有关,让人感到温暖。到机场附近的旅馆安顿下来,紧接着是排得满满的时间表。

  爱尔兰诗人保尔(Paul)和我是老熟人了。他出生在北爱尔兰乡下,大学毕业后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的BBC干了十多年,一九八七年搬到美国,进入颇具美国特色的“创作专业”体制,多年媳妇熬成婆,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讲座教授,两年前获普利策诗歌奖。他是个好玩的家伙,机智幽默且急躁。每次汽车发动,他都模仿马的嘶鸣;一刹车,他又发出马的哀号。他得意扬扬对我说,他三岁就敢站在马背上。看来大学体制的鞭与轭,还是没驯服他。他会突然大叫大喊:“嘿,来点儿摇滚乐。”然后在自己想象的舞台上哼哼唧唧,荒腔走板,重温当摇滚歌手的梦想。可想当年披头士,给多少爱尔兰的乡下穷孩子带来希望。

  我们先去了两所私立学校。第一所叫“达·芬奇”。教室里,身穿校服的学生们表情严肃好奇。若没有四十年的距离,我应调换位置坐在他们中间。先由几个学生背诵聂鲁达的诗,然后轮到我们念诗回答问题。他们的问题都很有意思,比如一个女孩子问:“诗人为什么不能又年轻又成熟?”让我们这帮既不年轻又不成熟的诗人瞠目结舌。保尔对我说:“问得好,这都是最古老的问题。”如果我坐在他们中间,一定会问台上的我:“那个东方诗歌大国真的存在过吗?”

  担任口译的小伙子由于高原反应(海拔二千四百米)而虚脱,送回旅馆休息。我也检查了一下自己脑袋,除了慢没什么毛病。口译一撤,我们这些不懂西班牙语的像断了线的风筝,让何塞傻了眼,幸好有歌手马利奥(Mario)。他在纽约住过多年,英文流利,到另一所学校就由他来翻译。马利奥比我小几岁,平时挺温和,唱起歌来像狮子一般,让人惊悚。

  何塞长得很帅,走路雄赳赳气昂昂,带动一头披肩发,好像在波浪中行进。他有点儿傲慢,我想这跟他完全不懂英文有关。每次朗诵前一分钟,他才跟我商量朗诵内容。平时照面,我们就像两个哑孩子,连比画带猜,实在急了就蹦出法文:“Ça va?”(怎么样?)“Ça va bien.”(挺好)。

  下午我们去附近的丘基卡马塔铜矿参观。这是智利最大的露天铜矿。自一九一五年炼出第一根铜棒以来,智利大部分铜矿掌握在外国特别是美国资本手中。据统计,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四十年间,美国从智利铜矿获取的利润高达三十七亿美元。一九六五年智利国会通过“铜矿智利化”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智利政府通过购买股份得到美国铜矿公司的部分管理权和所有权。一九七〇年阿连德政府干脆将外国铜矿公司收归国有,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智利铜矿产量至今仍世界第一。最先使用青铜器的中国如今却缺铜,成为智利铜的主要进口国。

  我们戴上安全帽,搭乘大轿车来到矿坑边。这矿坑长四点三公里,宽三公里,深近一公里。站在参观台上向下望去,一辆辆装满矿砂的卡车像玩具车缓缓爬行。而这些载重三百五十吨的矿车巨大无比。站在车前合影,我们还没有它轱辘高。

  矿区小镇一排排简易房是统计数字以外的现实。那支劳动大军在繁衍中行进,世世代代,就像沙漠中的河流一样带有宿命的悲哀。可以想见,矿工儿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当矿工,他们很难娶上媳妇,只有更穷的农村才能填补这空白。晚上在卡拉玛市中心的小广场朗诵。随何塞的声声召唤,我们跃上一个西班牙式的六角形亭子。扩音器吱吱嘎嘎尖叫着。街灯摇曳,人影聚散,词语迷失在夜空中。有时候我觉得朗诵并非为了让声音留下痕迹,而是为了消失,特别是消失在异地他乡,归于虚无。那是一种能量的释放。

  我们被带到一家画廊,有红酒点心有官员致辞有本地诗人朗诵。小地方的钟表慢,眼见着这庆典奔向午夜。保尔不耐烦了,嘶嘶地跟我抱怨,满嘴脏话。我试图安慰他,让他从美国东部的精确时间中解放出来。我坐在几个本地诗人之中,其中有个六十开外的男人会讲一点儿英文。他把刚刚出版的诗集送给我,磕磕巴巴说着什么。他是个美术设计师,住在另一个小镇,昨天才开始参加文化中心诗歌组的活动。这让我想起中国某个偏远小镇的诗人聚会。看来只要有人烟的地方,诗歌这古老的手艺就不会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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