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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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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内达宫内外对比悬殊。军方是坦克大炮直升飞机;阿连德手下百余人中多是文职官员和家属,只有五挺机关枪等轻型武器。十点四十分,在短暂的停火间隙,阿连德命令身边的内阁成员放下武器离开,他的两个女儿和大部分妇女也随后撤走。他还解除了卫队的职责,让他们自己选择,结果十七名卫兵全都留下来。十一点五十五分,军方出动两架猎鹰战斗机,发射了十八枚导弹,地崩山摇,莫内达宫一片火海。下午一点三十分,军队发起最后进攻,士兵冲入总统府。在二层楼的阿连德对最后几个人说:“每个人都放下武器下楼,我是最后一个。”当别人执行命令时,他独自退入独立厅。据最后撤离的总统医生吉洪说:“我看见总统坐在沙发上,用腿夹住半自动步枪扣动扳机。我亲眼所见,却没听见枪声,他身体抖动,头盖骨掀飞了。”下午两点二十分,士兵冲进独立厅。带队的帕拉索斯将军命令封锁现场,向聚集在国防部的政变首领报告:“任务完成。占领莫内达宫。总统已死。” 几乎在同一时刻,远隔千山万水——在中国,在北京远郊东方红炼油厂的建筑工地上,一个满身汗碱的建筑工人正捏着皱巴巴的《参考消息》,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第二天中午,他蹲在食堂内舞台的大幕后吃午饭,急忙打开刚到的《参考消息》,头版就是阿连德总统战死的报道。读罢,他忍不住流泪了。那建筑工人就是我。要说那年头,一个中国苦力跟智利总统有啥关系?那就是我们那代人的国际主义情怀。记得当时正读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那为阿连德总统敲响的丧钟也是为我,为一个中国愤青敲响的。“国际主义”与“全球化”是不同年代的时髦用语,乍听起来大同小异,实则有天壤之别。“国际主义”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球化”是不明国籍的富人合伙坑蒙拐骗。 大型纪录片《萨尔瓦多·阿连德》正在智利上映。导演古斯曼在军事政变后流亡到巴黎,当时年仅二十九岁。在这部纪录片中,他以重返祖国的流亡者的个人化角度,通过对一系列见证人的采访,再现了军事政变那一幕的阿连德。 作为社会党创始人之一,阿连德于一九七〇年当选为智利总统。而新政府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境:百分之三十的通货膨胀率和百分之二十的成年男性失业率,以及十五岁以下的儿童有一半营养不良。阿连德决定实行财产再分配,提高工资,控制物价,对铜矿和银行实行国有化(垄断铜矿业的是两家美国公司)。由于阿连德的试验操之过急,势必和商业利益发生冲突,造成社会震荡。智利经济在他上台的头一年攀升,接下来两年是灾难性的衰退。 基辛格后来承认,一九七〇年九月,尼克松总统命令他策划反阿连德政府的政变。一九七七年,尼克松首次承认美国卷入政变,他说:“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智利的右派独裁要强于左派民主。”自一九九九年起,克林顿总统下令先后公开大批解密文件,揭示了尼克松政府通过绑架、暗杀、收买和经济制裁等种种手段,策划并介入了“九一一”军事政变。就在政变发生后的第五天,尼克松总统对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说:“在这次事件中我们的手没有露出来。”基辛格回答说:“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干,是帮助他们……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这是尼克松与基辛格的一段电话录音。在公布这些解密文件的同时,白宫发表声明承认:“美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同意采取的行动加剧了(智利)国内政治的分化,从而影响了智利民主选举和法治的正常进行。” 政变成功后,军方实施戒严与宵禁,解散国会和左派政党,大规模捕杀反对派人士,二十五万人流亡到国外。到一九九〇年皮诺切特退位,军事独裁统治持续了十七年。二十五万人加十七年,那意味着智利一代精英被耗尽。然而在流亡者中产生了一批重要作家,为一个国家阴郁的背景留下了亮色。目前南美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伊莎贝尔·阿连德就是其中一个。她是阿连德总统的侄女。政变发生时她三十一岁,她的许多亲人被监禁,到处躲藏或逃往国外。十八个月后,她和丈夫及两个孩子流亡到委内瑞拉,随身带着把她家花园的泥土。她说:“我生命第一阶段结束于一九七三年的那个九月十一日。”流亡期间,基于跟祖父的通信,她完成了长篇小说《幽灵之家》,展现一个智利大家族几代人的变迁。这部小说为她带来巨大的声誉。“我构建我的祖国的形象时就像人们玩智力拼图,只择取适合我设计的部分而忽略别的,我并不只属于一方水土,而是好几方。”她又说:“写这部书是为了重新接近我失去的祖国,跟我四散的家人重新团聚,让死去的亲人形象复活,保存对他们的记忆,当时的流亡生活已开始侵害这些记忆。”她最近出版的回忆录《我所创造的国家》,寻找的也正是这种记忆。 伊莎贝尔满世界漂泊后,定居在加州。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算明白了,我永远都成不了一个地道的加州人,但是我并不假装是其中一员。我所期望的不过是获得驾照,把英语学到能够看懂餐馆菜单的地步而已。” 参加诗歌节的智利诗人萨吉欧也属于那二十五万分之一。在去聂鲁达黑岛故居的路上,他对我说:“我的生活一直都很混乱,某些碎片遗失了,显得残缺不齐。”要说淮南橘子挪到淮北都不能叫橘子了,可萨吉欧从南美移植到北欧仍叫萨吉欧。他有一双悲天悯人的眼睛。二十年的流亡生涯给他带来语言的财富:除了英语法语,他还会讲一口流利的瑞典语挪威语。 他追忆他的童年,追忆他的故乡瓦尔帕莱索。他自幼喜爱诗歌,聂鲁达和米斯特拉尔是他的偶像。军事政变就是从他的故乡开始的。那一天彻底改变了一个国家及其诗人的命运。二十六岁的萨吉欧,先被抓进海军监狱严刑拷打了十二天,随后又在大牢关了三个月,生死未卜之际,突然被驱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刚适应了那儿的生活,一九七四年阿根廷右翼上台,迫害政治难民,在联合国难民总署的安排下,他又转到罗马尼亚。“为了经济和安全的原因,我不断更换地方寻找栖身之处。但对自己的土地和传统的记忆,超越了我的贱民处境。”他说。 最后萨吉欧辗转来到北欧,先住在挪威,后搬到斯德哥尔摩,在瑞典广播电台任文化记者。北欧成了第二故乡。“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年,所有走过的路都把我引向诗歌,那些我认识的北欧作家,给了我评估世界的新向度。我开始在瑞典出版诗集,并获得认可。在北欧十七年的流亡生活,治愈了我受伤的灵魂。诗歌从大地的深渊拯救了我。” 一九九三年萨吉欧回到了祖国,发现物是人非,自己成了外人。他在一所大学找到教职,但与老板不和被炒了鱿鱼。说到此,他用食指在脑袋上画了个圈:“在军事独裁统治下生活得太久了,智利人思维方式被改变了,跟军人差不多。你知道瑞典那种民主意识,再加上我的芬兰太太,唉,我在自己的国家感到格格不入。” 两天后的中午,我在旅馆大厅碰见萨吉欧。他西装革履,说要跟一个大学校长共进午餐,谈工作的可能性。看来他仍在挣扎着进入体制,他那条天蓝色领带代表了某种希望。 在当年二十五万流亡者中有个年轻姑娘,叫巴切莱特。她的父亲曾是空军司令,政变后由于拒绝合作,以“叛国罪”投入监狱,严刑拷打,因心脏病发作死在狱中。父亲死后,巴切莱特与母亲受到牵连,被关进专门迫害政治犯的秘密监狱,吃尽苦头。她们幸存下来,于一九七五年流亡到东欧。巴切莱特在东欧获得了医学学位,回到智利,后成为全国闻名的医学专家。在治病救人的同时,巴切莱特秘密从事人权工作。二〇〇〇年三月她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两年后担任国防部长,最近刚当选为智利总统,成为拉丁美洲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这足以告慰阿连德的在天之灵:一粒被风暴卷走的种子,漂洋过海,又奇迹般回到自己的土地,长大成林。 诗歌节最后一夜。朗诵结束后,我们回到旅馆餐厅喝智利红酒,其中有萨吉欧和诗歌节主任何塞,还有日本女诗人白石嘉寿子。萨吉欧告诉我,在座的四个智利诗人中就有三个坐过牢,以何塞最甚,一生被关过五次。政变时他才十六岁,还是个孩子,就被军人用尽酷刑。通过萨吉欧翻译,我问及他坐牢的经历,何塞一时语塞,脸憋得通红,含着泪水。他终于开口,由于激动而断断续续:“……你面前是一堵墙,但必须得穿过去,为了孩子和爱情,不能让它们永远留在黑暗中……绝望是必然的,那是我们世界的倒影……在历史危机时刻,诗人就是要靠自己的心来装载苦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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