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八年二月(2)

元祐八年二月(2)

　　庚申，刑部言：元祐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南郊所降御札指挥，又官司誊本关报诸处，合以先到者为始。从之。

　　辛酉，尚书礼部言：“光禄少卿韩宗师奏：‘欲今后应大祠合奉俎处，并令仪鸾司计会，太常寺设捧俎馔幔，太庙于东神门外，社稷于西神门外，诸大祠于壝门外，量地之宜。’”从之。

　　御史中丞李之纯言：“西贼未附，边鄙用兵，守土之臣，不宜屡易。盖欲责其实效，必须假以岁月。况帅臣总握中权，指授规画，日久而后士心信服；料敌打冲，立威制胜，日久而后敌心知畏。未有岁月浅近，施设尚疏，而可立武事也。近者庆、渭二帅，召还、移替，皆未成资。若以护边有功，犹宜增秩以久任；若以备敌亡状，岂当免过而优迁？欲望精选材臣，付以阃外，应机制变，得以专行。明示三载考绩之限，非以功进，非以罪黜，更不先期除代，庶几边事整备而敌人款服。”

　　癸亥，正字余中为秘阁校理。（政目十六日事。当考。）

　　甲子，诏俵散蚕盐，徐州、淮阳军许依元祐敕，京东路、河东晋、绛、隰、磁州并罢。

　　乙丑，左朝议大夫、直龙图阁、淮南等路发运副使谢卿材知相州，从所乞也。（实录在二十九日，今从政目。）司农少卿王宗望为发运使。（政目有此。六年十月初八日为司农。）淮南路转运使王子渊为司农少卿。（政目有此。六年九月十八日为淮漕。）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张商英徙淮南路。（政目。）新京西转运副使贾易与知苏州范锷两易其任。（政目有此。实录见七年十二月六日，今不取。甲戌改徐州。）

　　丙寅，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颂奏：“伏睹侍御史杨畏言，昨差贾易知苏州，稽留诏命二十余日，谓臣独主其事，论议疏违，致有台劾，按其罪戾，宜即严诛。见归私家待罪。”又请早赐黜责，诏皆不允。初，贾易坐言事出，既复为京西路转运副使，经郊祀赦恩，乃与知苏州范锷对易。颂言：易为御史，号敢言，更赦乃下迁，非是。或请加易馆职，颂又持不可。或指易为奸邪者，颂曰：“士大夫立朝奸邪，何可当也？须以实事论之。既无实事，安可谓之奸邪？”有旨再议。而杨畏及来之邵等遽劾颂，颂竟坐此罢去。（贾范对移事，见七年十二月六日。政目于今年二月十八日书贾易对移，二十七日书易知徐州诏旨。苏颂传云：“会牵复前侍御史贾易知苏州，争不决，至论于上前。颂曰：‘易与臣本无雅故，以其为御史不避权要，号为敢言，又法应牵复，既已为监司矣，乃徙知苏州，则是经恩反下迁，赦令为虚文矣。’众加易以馆职，颂又以为不可。时有谓易奸邪者，颂曰：‘士大夫立朝奸邪，岂易当也？须以实事论之。既无实事，安可谓之奸邪？’有旨再议。而谏官杨畏、来之邵言颂稽留诏命。颂闻之，即归私第待罪。上谓宰执曰：‘言者论列中书省稽滞，而不及侍郎何也？’时范百禄为中书侍郎，有旨出知河中，而数遣使召颂，颂三上章乞致仕，不许。因以老病辞去，乃拜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他日入谢，上曰：‘相公求去位甚力，朝廷不得已从所请也。’九月，出知扬州。”按杨畏时为侍御史，来之邵为监察御史，传称谏官，误也。又颂以二月七日罢，百禄以十四日罢，传称百禄先颂出知河中，又误也。今不取。颂墓志云：“颂论议持平，务循故事，避远权宠，不立党援，进退人材，弗专主己，理有未当，亦不苟从。侍御史贾易坐言事出，既复监司，更赦降知苏州。公谓：‘易论事不避权势，号为敢言，更赦除州，非允。’论于帘前未决，而御史杨畏、来之邵劾公稽留制书，公即拜章待罪，累上不许。固辞老病，八年三月罢为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九月出知扬州。”梁焘行状云：“右仆射苏颂、中书侍郎范百禄，论知宣州贾易直秘阁为权京西转运，以易尝任侍御史，不当带权字，除命未当，议别取旨。同列多不合，至上前，焘曰：‘太常、秘书皆阙长贰，愿以召易。’同列谓易小人不可用，焘对曰：‘谓易差除不当即可，如易刚直，人多不喜，以易为小人则过矣。陛下尝知其人忠孝，往在言路，圣谕面奨，使之尽节，必记其为人。’”行状载贾易事与颂本传颇不同，附见，当考。李清臣与许将小简云：“容、功之罢，虽言者乘之，殆别有谓，非面叙莫悉也。”当考。）

　　己巳，监察御史来之邵言：“天章阁待制林希除礼部侍郎，按希在元祐初尝除中书舍人。臣僚论希平日受知于宰臣王珪，珪薨，珪之诸子以墓铭属希。既已诺其请而为之文矣，然其心以珪非时望所属，不欲自为。外示相好之迹，乃假李德刍之名。及得王氏赠遗，则与德刍中分之。当时论者以希行谊浮薄，不可处之侍从，故辍西省之命，而假以偏州。未几，朝廷授以外制，易守余杭，希不能修省图报，而乃喜怒任情，不循法度。杭州外沙巡检马信系左藏库副使，因转运司委信以治河事，希怒信之不关白也，遣卒呼至，送当直司收勘。既无可书之罪也，则又释之。吴山有堂曰有美，有亭曰介，相距数里，本无可通之路。希一日大发修江兵卒披荆棘，夷山谷，而使之通焉。既而闻术者谓二堂相通，不利守臣，则又发修江兵卒为之障塞。其施设见于政事者如此。方且擢贰春官，入陪法从，恐非所以明黜陟，示劝沮。伏望追寝前命。”（七年十月二十八日除礼侍。八年三月初八日出知亳州。）

　　辛未，监察御史黄庆基言：“南郊赦书：‘将来科场依元祐二年例，荐举经明行修进士。’此诚朝廷搜求人材，虑有遗逸，欲取之数路。而侥幸之徒，因缘请托，不容无滥进者。向者荐经明行修之士，既与免解赴省试，及省试不合格，又例与特奏名，是凡被荐举者，皆可以入官也。臣闻元祐二年诸路所荐者，甚有不协士论。惟福建路荐朱朝倚，其人素有学问，久为太学职事；江西路荐李存，其人素有节操，累获乡举。如此二人，乃可充选。传曰：‘进真贤，举实廉，则天下治。’欲乞朝廷申谕诸路监司、郡守，凡荐经明行修之士，必须精加考察，委有术业行谊为乡党所尊、士论所服者，乃许奏荐。或不如所举，则以贡举非其人之法坐之，庶几朝廷有得人之效。”从之。（八月十七日李尧臣殿举。）

　　御史中丞李之纯言：比岁朝廷十科举士之令，盖已行之累年，近臣所荐者多，而拔用甚少，乞委辅臣详择，稍稍进任，其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多是武臣推举，其类必有可用之人，宜加考察。

　　是日，三省进呈苏辙所议河事。吕大防曰：“今来软堰已不可作，无可施行。”辙曰：“软堰本自不可作。臣本论吴安持百日之间，四次妄造事端，苏颂前乞遣官按实是非，明示赏罚。此言极当，乞依此施行。安持小人，要动摇朝听，若令依旧供职，病根不去，河朔被害无已，不可信用。”大防曰：“水官弄泥弄水，别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辙曰：“水官职事不轻，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未闻有小人可用之地也。”（实录系之三月二十四日，今从颍滨遗老传及龙川略志，移入二月二十四日。）

　　兵部员外郎、崇政殿说书吕希哲为右司谏，（政目二十四日事。新录乃无之。）希哲固辞之。（此据希哲家传，政目二月十六日希哲辞谏官。）苏轼在迩英见希哲除命，戏谓希哲曰：“法筵龙象，当观第一义。”希哲笑而不应，退谓范祖禹曰：“若辞不获命，当以杨畏为首。”时畏方在言路，以险诈自任，故希哲云尔。（此亦据家传。）

　　壬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言：

　　臣伏见九月二十二日诏书节文，俟郊礼毕，集官详议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岁庙享典礼闻奏者。（九月十八日戊戌诏。此云九月二十二日，不知何故。）臣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祇飨答，实蒙休应。然则圜丘合祭，允当天地之心，不宜复有改更。臣窃怪议者欲变祖宗之旧，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过以谓冬至祀天于南郊，阳时阳位也；夏至祀地于北郊，阴时阴位也。以类求神，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祀上帝，则天地百神莫不从也。古者秋分夕月于西郊，亦可谓阴位矣。至于从祀上帝，则以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议者不以为疑。今皇地祇亦从上帝，而合祭于圜丘，独以为不可，则过矣。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舜之受禅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祇，岂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间，自上帝而及山川，必无南北郊之别也。而独略地祇，岂有此理哉？臣以是知古者祀上帝，则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诗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经之明文，而说者乃以比之丰年秋冬报也。曰秋冬各报而皆歌丰年，则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丰年之诗曰：“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歌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终篇言天而不及地。颂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祀于北郊，歌天而不歌地，岂有此理也哉？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则地祇在焉。歌天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书“不郊，犹三望。”左氏传曰：“望，郊之细也。”说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鲁，诸侯也，故郊之细，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则郊之细，独不及五岳四渎乎？岳、渎犹得从祀，而地祇独不得合祭乎？

　　秦燔诗、书，经籍散亡，学者各以意推类而已。王、郑、贾、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诗、书、春秋考之，则天地合祭久矣。议者乃谓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为不足法。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不当以人废。光武皇帝，亲诛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谨按后汉书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阳，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又按水经注：“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圜丘东，大魏郊天地之所，准汉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唐睿宗将有事于南郊，贾曾议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禘也。禘于庙则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则地祇、群望皆合食于圜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大祭，非常礼也。三辅故事：祭于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时褚无量、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明皇天宝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事，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后有事于圜丘，皆合祭。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

　　今议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盖以为用周礼也。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古者一岁祀天者三，明堂飨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飨宗庙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祭，此周礼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飨宗庙，并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必先有事景灵，徧飨太庙，乃祀天地，此国朝之礼也。夫周之亲祭如彼其多，而岁岁行之，不以为难，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而三岁一行，不以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仪物不繁，兵卫甚简，用财有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诸侯，出爵赏，必于太庙，不止时祭而已。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惟以齐祭礼乐为政事，能守此则天下服矣。是故岁岁行之，率以为常。至于后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皆听命于上，几务之繁，亿万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给。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此皆不改，而独于地祇则曰周礼不当祭于圜丘，此何义也？

　　议者必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乎？臣将应之曰：舜一岁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后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岁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礼，而谓今可以行周之礼乎？天之寒暑虽同，而礼之繁简则异，是以有虞氏之礼，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礼，周有所不能用，时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师，驱逐玁狁，盖非得已，且吉甫为将，王不亲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礼，为三岁常行之法，岂可以六月出师为比乎？

　　议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则摄位。”郑氏注曰：“王有故则代行其祭事。”贾公彦疏曰：“有故，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也。后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从来久矣。若亲郊之岁，遣官摄事，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

　　议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臣将应之曰：古者以亲郊为常礼，故无繁文，今世以亲郊为大礼，则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则有风雨之虞，陛下自宫入庙，出郊，冠通天，乘大辂，日中而舍，百官卫兵暴露于道，铠甲具装，人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则备，事地则简，是于父母有隆杀也。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省去乎？国家养兵异于前世，自唐之时未有军赏，犹不能岁岁亲祠，天子出郊，兵卫不可简省，大辂一动，必有赏给。今三年一郊，倾竭帑藏，犹恐不足。郊赉之外，岂可复加？若一年再赏，国力将何以给？分而与之，人情岂不失望？

　　议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为疏阔，若独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于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则典礼愈坏，欲复古而背古益远，神祇必不顾飨，非所以为礼也。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议此者，为欲举从周礼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泽，不知此周礼之经耶？抑变礼之权耶？若变礼从权而可，则合祭圜丘何独不可？十月亲祭地，十一月亲祭天，先地后天，古无是礼。而一岁再郊，军国劳费之患，尚未免也。

　　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爟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书之望秩，周礼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谓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望而祭也。今所在之处，俯则见地而云望祭，是为京师不见地乎？

　　此六议者，合祭可否之决也。

　　夫汉之郊礼尤与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钦崇祭祀，儒臣、礼官讲求损益，非不知圜丘、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盖以时不可行，是故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较其所得，已多于汉唐矣。天地、宗庙之祭，皆当岁徧，今不能岁徧，是故徧于三年当郊之岁。又不能于一岁之中再举大礼，是故徧于三日。此皆因时制宜，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并祀不失亲祭，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二者孰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摄事，是长不亲事地也。三年间郊，当祀地之岁，而暑雨不可亲行，遣官摄事，则是天地皆不亲祭也。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行。议者不过欲于当郊之岁，祀天、地、宗庙，分而为三耳。分而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动大众，举大礼，一也；军赏不可复加，二也；自有国以来，天地宗庙唯飨此祭，累岁相承，唯用此礼，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轻动，动之则有吉凶祸福，不可不虑，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计之，无一可行之理，伏请从旧为便。昔西汉之衰，元帝纳贡禹之言毁宗庙，成帝用丞相衡之议改郊位，皆有殃咎，著于史策。往鉴甚明，可为寒心！伏望陛下详览臣此章，则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之正礼，本非权宜。不独初郊之岁所当施行，实为无穷不刊之典。愿陛下谨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之礼，无更改易郊祀、庙飨，以宁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议，如有异论，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使皆屈伏，上合周礼，下不为当今军国之患。不可但执周礼，更不论当今可与不可施行，所贵严祀大典，以时决定。

　　贴黄：“唐制：将有事于南郊，则先朝献太清宫，享太庙，亦如今礼，先二日告原庙，先一日享太庙。然议者或亦以为非三代之礼。臣谨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庙，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则先庙后郊，亦三代之礼也。”诏集议官集议闻奏。（合祭六议，据东坡集乃称八年三月空日奏。今从实录，实录盖因政和会要也。）

　　轼又言：“臣近奏论圜丘合祭天地，非独适时之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经为万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为是，故发六议，以开异同之端。欲望圣旨行下，令议者与臣反复诘难，尽此六议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则其议可得而定也。今奉圣旨，但云‘集议官集议闻奏’，窃虑议者各伸其意，不相诘难，则是非可否终莫之决。虽圣明必有所择，而人各自为一议，但欲遂其前说，岂圣朝考礼之本意哉？臣今欲乞集议之日，若所见不同，即须画一难臣六议，明著可否之状，不得但持一说，不相诘难。臣非敢自是而求胜也，盖欲从长而取通也。若臣议不通，敢不废前说以从众论。”（此札子据本集乃三月二十二日奏，实录不载，今增入。范祖禹家传云：“朝廷欲从苏轼之请，令议者相诘难。祖禹遽白吕大防曰：‘当自朝廷酌其可否行之，若使相诘难，必致纷争失体，于事何补也？’大防以为然，但批送集议而已。”按，先已送集议，轼又奏乞须相诘难，寻又罢集议，岂用祖禹之言乎？然家传载议郊祀事，颇失先后之次，今不取。罢集议在四月十一日。政和会要第三十八卷郊议第四卷，元祐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苏轼奏六议，诏令集议闻奏，即载四月十一日罢集议诏，不载乞加反复诘难札子。新录因之。今乃掇取增入。刘安世尝语人曰，轼此议元不曾上，误也。或传曰假托欺诈，固当以会要为据，政和诸人岂肯虚载轼议乎？）

　　甲戌，知徐州曾肇知江宁府，知苏州贾易知徐州。（十八日对易，当考。实录在三月二十五日。）户部员外郎胡宗师为成都府路转运副使，国子监丞李师德为梓州路转运判官。（三事并政目所有，新录无，当考详删、入。）

　　丙子，天章阁待制、知陈州赵君锡知郑州。（政目三月十六日乃自陈州改郑州。今从实录。）

　　尚书省检会市易欠户，已降今年正月朝旨，每保五百贯以下依赦除放，大姓仍不得过三保。其已该除放人户更不奏裁外，所有其余诸般系官欠负钱物，有一名少欠数窠名者，若总计名下逐窠名欠数五百贯以下除放，虑恩惠不广。诏每名各随逐窠名依数除放，仍不得过三窠名；其已该除放人户，更不奏裁。（法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敕，今附月末，明年二月二十四日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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