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五年五月(2)

元祐五年五月(2)

　　癸未，诏：“今后转运、提刑司巡所部州县，二年一周，仍岁按其半。旧条有故不能遍者，更不施行。”以臣僚上言，监司便文苟简，多不徧行本部故也。

　　丙戌，秘阁校理张舜民为殿中侍御史。（六月十二日改金外。）工部员外郎杨康国为监察御史。（康国，共城人，刘挚铭其父整。）监察御史杨畏为工部员外郎。谏议大夫刘安世、朱光庭等累奏乞罢畏台职，而畏亦自求免，故与康国两易。（所除御史在三月二十六日。）

　　太常寺状：“欲乞今后应辍朝并辍闻哀之明日，如前殿即辍起居，遇后殿起居或日参并准此。假日及后殿垂帘假日，合入官起居辍以次日。”从之。

　　诏赠太子太师元绛神道碑以“懿文”为额，从其子蓍宁请也。

　　戊子，新知延安府、观文殿学士范纯仁为观文殿大学士、知太原府。（五月二日除，梁焘云云。）

　　诏供备库使赵永宁为相州钤辖，以翼祖之后，特从其请也。

　　户部言：“应外官赴阙割俸，或全留在外请领，不带历身随行者，乞令所属勘验，给公据朝见，閤门检点，报太府寺给二分料钱，小历勘请。”从之。（新无。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可考。）

　　己丑，尚书省白札子：“勘会府界、诸路人户积年诸般欠负，名件稍多，前后官司奏请分展年料催纳不一，及有累经展阁去处，若并行催理，虑人户输纳不易。”诏：“将府界、诸路人户应见欠诸般欠负，以十分为率，每年随夏、秋科各带纳一分，愿并纳者听。仍置簿文定逐户诸般见欠，并为一处，及每年合纳数目，今年夏科为始理纳。如系各司钱物，即各置簿催理。所有前后累降催纳欠负、分科展阁指挥，更不施行。”（编录法册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圣旨，今掇取附见。苏辙奏目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圣旨，恐苏辙误，今两存之。六年闰八月八日王岩叟云云可考。）

　　庚寅，御史中丞梁焘权户部尚书，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为中书舍人。焘、安世并以乞罢邓温伯承旨除命不从，辞所迁官不拜。诏遣中使谕焘，促令受告，仍押赴省供职。（焘于六月十四日方受命，刘挚记此甚详，今别见彼。）焘既称谢，即言过坤成节上寿讫当请外。而安世以病卧家，讫辞之。（八月十八日可考。）

　　焘为中丞时，尝言：“蔡确奸以事君，误先帝多矣。陛下优恩容贷，处以善郡，小人忘义，不自揆度。若吴处厚所笺诗章，乃安陆前古人物遗迹所在，章咏偶及之，至于怨谤君父，必不敢至此，若讥侮臣下则有之。故臣在言路，尝论确奸恶欺君害物，未尝专指诗什。伏睹祖宗以来，如丁谓岭海之责，不过三数年还之。陛下圣度好生，何所不容？臣闻确母老忧思成病，有可愍者。唐刘禹锡凶愎奸险，王叔文笃信之，几倾唐室。贬播州，裴度以其母老为言，宪宗曰：‘为人子宜谨事不贻亲忧，若禹锡，比他人尤不可赦。’宪宗徐曰：‘朕所言责人子事，终不欲伤其亲。’乃易连州。今陛下圣德天度，唐宪宗岂足以望万一？然事颇相类，愿陛下哀之，特与内徙湖、湘间，既足以明确忘亲为恶之罪，又足以励天下孝子事亲之心。然此事不当出于臣子，愿陛下宸断。”

　　又言：“风闻中贵陈衍采访外事，密奏两宫。衍近来颇自表异，陵狎群辈，气岸不逊。臣以谓两宫圣明，辅陛下施为有宰执，论事得失有台谏，百司各守其职，循名责实，则事无废弛，岂可使阉竖贱隶上玷聪明？若人言为信，有伤圣德，渐不可长。”疏累上，又面论之。（此据梁焘行状，盖为中丞未升户书日有言，今附此。新、旧本并不载此，不知何故。行状乃张舜民据焘子鼎吉等所编次，参以舜民所闻见而作，时党祸再起矣，当考。）

　　右谏议大夫朱光庭言：“新除太学博士秦观素号薄徒，恶行非一，岂可以为人之师？伏望特罢新命。”诏观别与差遣。

　　辛卯，侍御史孙升、殿中侍御史贾易同奏：（编类章疏五月二十七日。）“臣等近全台弹劾新除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无中立不倚之操，有朋奸罔上之迹，未蒙省察施行。御史中丞梁焘已居家待罪，臣等义难自安，谨录白温伯为谏官日，朋附吕惠卿，诬陷王安国，及在翰林日，阴交蔡确，于制命之中，独推确为定策。当时既无危疑之事，大臣何有定议之功？苟推保佑之功以为蔡确之功，则致危疑之罪，将使谁当？确之怨望谤讪，自温伯发之。蔡确流窜远方，而制文传播天下。温伯进退，实系消长。朋奸罔上，迹状著明。恭惟皇帝陛下圣德日跻，正须直亮之人朝夕辅导，如温伯奸邪不正，岂宜内相人主，亲承天命？夫察邪正，辩是非，朝廷设御史之意也。臣等非为身谋，实惜国体，伏望特回睿眷，省览臣等所奏，早赐处行。”（三月十六日、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八日、七月二十四日，凡四状。）贴黄言：“王珪首相，止云‘豫定议于禁涂’，其比方止于汉之樊侯，赋命而已；蔡确之制，‘尤嘉定议之功’，其比方乃如周勃。则当时岂有危疑不决之议，如汉之诸吕，赖蔡确而后定哉？大事之属，既归蔡确，则危疑之罪，将使谁当？负国欺天，莫大于此！”

　　壬辰，翰林学士苏辙为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辙言：“臣以空疏，备位执法，当得僚佐，以助不逮。窃见两院御史见止三人，而两人辞免未入，不独言者寡少，于朝廷得失有所不尽，而六察所治事务至烦，力有不及，则百司殆废。顷者员缺不补，动经岁月，众论莫不疑怪。臣窃见唐制，台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除授敕命虽行，皆拒而不纳。至本朝虽稍损其旧，然亦必令本台与两制分举，而人主自择其可者用之，初无执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难，非独今日，故自唐太宗以来，设监察里行，以待资浅之士，而祖宗旧制，亦许用京朝官知县以上，立法稍宽，易于应格。近日举法，须得实历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于今，而独于言事者重为艰阻，实未允当。臣顷在内外制，见每有诏下，同列相视，患无合格可行之人；所举既上，又多不用，却于前任台官中推择任使，虽云旧人，不免出自执政所可，殊央釭宗博举之意。臣今欲乞并诏本台及两制，举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三任知县，通判以上及知县人所举各半，从圣意选择，补足见阙，仍依元置监察里行。所贵祖宗选任台官旧法不致隳坏，而纲纪之地易于得人，亦免遗旷。”（此章附见初除日。辙以五月二十八日除中丞日，孙升已为侍御史；今年三月，贾易已为殿中；去年五月廿二日，先罢察院杨畏，除张舜民殿院、杨康国察院，而舜民辞不受官，贾易亦请避嫌。辙所称“两院御史见止三人，而两人未入”者，谓易与舜民，其一人盖康国也。易既以六月八日罢，舜民以二十二日罢，康国遂改殿院，因诏辙及升同举察院二人。）

　　辙又言：“臣闻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故祖宗朝，凡任台谏，言而见听则居职，言而不用之则黜罢，理之必至，前后悉然。惟有去年台谏论回河不当，言既不从，其言者皆获美迁；今年复论邓温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并进职。虽人臣迫于朝命，黾勉就位，而中外观望，不知曲直所在，为损不细。诚使朝廷偶有过举，闻善而改，适足以增开纳之光；其或言者论事不当，据法罢免，亦足以示进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进擢，朝廷则负讳过便私之毁，臣下则被苟简怀禄之非，风俗渐成，士节陵替，载之史册，不为美事。臣今待罪执法，才力疲挆，何能发明？然在职思忧，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赐主张，行之无吝，一有不当，亦乞明加流窜，以惩妄言。惟乞勿为隐忍包含之计，使臣主俱受其谤，不胜幸甚！”（此章不得其时，附初拜中丞日。虽不必在此日，亦必先有此章，然后及他事也。）

　　吏部侍郎兼侍读范百禄为翰林学士，给事中郑穆为宝文阁待制、国子祭酒，右谏议大夫朱光庭为给事中。光庭固辞，诏令中使谕之受告，仍押赴省供职。（遣中使，据王岩叟纪年录。光庭受命在六月十四日，刘挚行年后记甚详，今别见于彼。）太常博士、秘阁校理刘唐老为右正言。太中大夫、知虢州蒲宗孟复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

　　诏：“应沿边事创添置官：陕西转运司管勾公事五员、河东转运司勾当公事一员、河东经略安抚司准备差使一员并减罢，依省员罢任施行。河东并陕西诸路经略安抚司听候差使各一十五员，令逐司放罢，并今后更不差人。”

　　户部言：“乞太府长、贰每月各分巡辖下库务一两处，点检簿历、官物，具有无举法改正事件申省，即不得豫定时日。所点检事，却有奸弊露者，点检官本部奏劾。”诏左藏南北库、榷货务、商税院依此。（新无。）

　　赐度僧牒五十，令杭州开西湖，（政目二十八日事。）从知州苏轼请也。杭本江海之地，水泉咸苦，民居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近岁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运河失湖水之利，则取给于潮，潮水浑浊多淤，河行阛阓中，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轼始至，浚茆山、盐桥二河，以茆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造堰闸以为潮水蓄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治六井，民稍获其利。轼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之湖中，而行者便矣。人喜种菱，若种菱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堙塞。”乃取救荒之余，得钱粮以贯、石数者万，复请于朝，得度牒半百，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轼墓志云：僧度牒百。今从政目。）

　　宥州牒保安军，兰州地界如前月。令保安军牒，再会熙州。（政目五月事。）

　　是月，范祖禹对迩英札子言：“臣伏见仁宗皇帝庆历元年七月，出御制观文鉴古图记，以示辅臣；皇祐元年十一月，御崇政殿，召近臣、三馆、台谏官及宗室观三朝训鉴图。臣窃以古之帝王，尝观图以自戒。仁宗皇帝讲学之外，为图鉴古，不忘箴儆，以养圣心；又图写三朝事迹，欲子孙知祖宗之功烈，如目睹之。二图皆尝颁赐臣僚，禁中必有本。臣愿陛下以永日观书之暇，间览此图，可以见前代帝王美恶之迹，知祖宗创业之艰难，不惟有所感劝，易于记省，亦好学不倦之一端也。”

　　侍御史孙升言：“臣闻之书曰：‘咸有一德，克享天心。’说者谓君臣皆有纯一之德，则天心享之矣。若君谨守法度，而臣有僭差，上推至诚，而下或蒙闇，则亦未获天心之享也。洪范五事之咎征，则曰：‘蒙，常风若；僭，常旸若。’久旱不雨，谓之常旸，暴风无节，谓之常风。然则蒙者，下有蒙闇而上不知，则亦谓之蒙；臣有僭差而君不治，则亦谓之僭。天心之所以爱人君，而为之戒告丁宁反复如此。臣窃以陛下委任大臣，谨守法度，忧念元元，至诚恻怛，可以格于穹昊无难。然自春以来，雨泽愆期，暴风无节，祈祷益虔，而亢阳日甚，未副焦劳之意者，何哉？（五年春，旱。二月癸卯，祷雨岳渎。自去冬无雪，至五月壬申始雨。）盖政事之失，而天变为之应，若符合节。臣愚以为今日蒙闇之咎，不在上而在下；僭差之咎，不在君而在臣。何以言之？北京去阙庭无数驿，而回河之役，陛下决以为不可而罢之，遂又兴减水之役。盖名为减水，实作回河。（五年二月四日，吴安持提举修减水河。）近日北京留守与本路转运司奏论暑字坊截河堤与止水踞牙之患，乃回河之具也。咫尺阙庭，公然欺罔，陛下有所不知，况四方万里之弊害乎？岂非下有蒙闇之咎耶？尚书省乃天下四方取则之地，而都司官吏坏法乱纪，违条冒赏，擅拟特旨，不申中书。大臣重惜私恩，废格公议，罪恶显著，力为主张。昵于贵近，陛下从而不治，则内外百司、四方郡县习为乱法，何以制之乎？岂非臣有僭差之咎耶？恭惟陛下推至诚，守法度，而臣下蒙闇、僭差，以累圣明之德，此天之所以告戒开悟陛下之意也。伏望陛下广耳目，以消蒙闇之患，明威令，以正僭差之罪，下以慰中外之公言，上以答皇天之告戒，则天下幸甚！”（此章不得其时，附见五月。）

　　升又言回河事曰：“臣窃以昔人谓谋从众则合天心，自古及今，未有人谋不同，而天应之者也。今回河之役，论者纷然，是非不一，乃以顺复为符应，臣实疑之。且大河本因涨水冲溢，遂决梁村口，约水以入孙村故道，大河之势未分，而东流之口已淤矣。河势因上流进约，遂著沙堤，直堤既决，壅蓄涨流，若签堤不可捍，则北都遂危，又开顺水堤两口，以舒其急。虽涨流初泄，其势由孙村而东，然霜降水落之后，孙村之口果自东流乎？此未见顺复之理明矣。苟以顺复为符应，以示必行回河之议，则人将无敢言者，而愚臣区区窃以为未见万全之画也。何则？竭四海之力，委万人之命，损不可赀之费，以幸万有一成之功，固已危矣，又况论者之不一也。方今天下无事，内外晏然，而遽兴大役，以扰民耗国，既不佥谐人谋，而乃假托天意，其始顺流，则推之于天，其终败事，将归之于神，而人不任其责矣，此愚臣所以为疑，而中外之所甚忧也。伏望圣慈更加审察，博采群臣，佥谐众议，或下尚书省集议，或再选公忠不倚之臣，与安抚、转运、提刑司按视，同共保明利害，待万全而举之，则天下幸甚！”贴黄：“李伟、吴安持等，议者谓未尝令结伏罪状委得不至败事，故敢轻肆狂图。愚臣以谓事之可否，由朝廷主行，苟不谨于谋始，虽杀轻獧小臣，何补于国哉？”（实录于三月二日书吴安持奏信水向生，可考。实录于三月八日载升乞罢黜伟及安持，已见三月初三日。）

　　又言：“臣伏见北京留守司奏：‘准四月九日敕节文，于内黄第一埽第三铺地分荒字号坊内，修打遮栏槐花村一带披摊出岸漫水小堰一道，至阚村物料场西佥合。留守司勘会昨来回河，系修河司措置，先于西岸闭断阚村、阳邵、樊河三河门，并置立暑字坊截河堤，及修置指水锯牙马头，栏擗大河水势，正指本府东岸。契勘已前年分，西岸未有槐花村修打堤堰时，漫水向北行流，尚自去年沙河直堤抹岸，刷成口子，水势湍紧，签堤、横堤大段危急，其口子后来展塌已及九百余步。今来若更于西岸修打堤堰，截却漫水，更不向北行流，显见擗拦水势一布东注，冲刷府城之上签、横、顺水等堤，为害不细。伏望朝廷详酌，下都水监住罢，更不修打上件堤堰，免致府城被水者。’朝廷下都水监勘当，本监止凭一管勾惠民河王景申述不致为害，遂为允当，回报朝廷，乞依王景所申。臣窃以大河利害，为国重事，北京轻重，所系一方，而都水使者未尝躬亲行视，端坐都城，止据管勾惠民河王景所说，便以为据，殊不思北京所系轻重；而冯京为国大臣，当方面之寄，自任忧责，苟非事切，岂敢奏陈？今来都水监官轻忽国事，乃至如此！若大河涨水东注，如北京留守司所奏，为害北都，虽诛百千王景，且复何补！伏望圣慈详酌，特降指挥，令都水使者躬亲前去相度，如槐花堤委是将来涨水于北京不至为害，具诣实保明闻奏，庶其身当责任，不敢轻忽。”贴黄：“朝廷分设寺、监，皆以卿、少命官，独都水谓之使者，盖都水之事，非躬行按视不可，故其长以使者命之。岂有大河利害，端坐都城，止取一惠民河使臣文状，便以为据，回申朝廷，利害之责将谁任？”

　　又言：“臣窃以河朔州县为国肘腋，朝廷所宜加惠，而大河为患者，累年于兹矣，不可不为之救治也。然自兴回河之役，议者纷然，是非不一，盖言其可回而有利者少，指其不可回而为害者多，此愚臣所以为疑，而尝力言之矣，恭惟圣听亦不能无疑也。古者有大疑则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自古及今，未有众谋不同，而能成大事者也。今回河之役，可谓大事矣，然朝廷所信者，李伟、吴安持二人尔。使伟与安持皆忠信厚重之君子，犹恐其有偏蔽之患，况二人利口轻獧，见利忘义。吴居厚兴铁冶于京东，残民伤国者，伟之谋也；市易之罔上坏法，害及公私者，安持之力也。以河北转运使谢卿材诚实有守，河东都转运使范子奇精敏喜功，卿材、子奇既当付委之重，亲见利害之实，岂敢固违朝廷旨意，而与二人者异论乎？彼必审所择矣。臣闻自卿材与子奇因异议而罢，一路官吏，吞声屏息，无复敢言。不独河北官吏如此，今朝廷士大夫莫不以言回河为讳。岂有谋大利，兴大役，而固执一偏，涂众人之耳目，蔽塞其议论，以幸万一之成？甚可怪也！古人言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又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庶之言且不可壅，况士大夫之议论乎？伏望圣慈特降指挥，应曾经历河事臣僚，并令实封详具大河经久利害，诣实闻奏；又诏河北州、县臣庶，应有谙知大河利害，并许实封，于所在官司投进。然后朝廷博采众议，审择可否，选委忠实审练，通达世务一二近臣，与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同共相度保明，待万全而举之，则庶几有成也。伏望少留圣听，则天下幸甚！”（卿材自河北徙河东，在四年八月十二日；子奇还河东，在十月二十三日。恐升奏此必不在五年，更详考之。）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