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四年十一月(2)

元祐四年十一月(2)

　　壬午，诏：“枢密院诸房条例，久未经编修；又自官制后，旧事隶属他司，所存者亦未删正，冗杂难以检用。命承旨司取索编修，以奉议郎蔡骃、宣德郎衡规充编修官。”

　　先是，御史中丞梁焘、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进对延和殿，太皇太后令具可用臣僚姓名进入，于是焘、安世共奏：“臣等窃谓朝廷有大除拜，自合出于人主之意，左右大臣亦不当预，固非臣等所可轻议。陛下特示至诚，曲降清问，欲采外廷公议，以上裨宸断，臣等不敢坚避僭易之罪，辄以名闻：吏部尚书傅尧俞素有德行，众人推服，凝重有守，得大臣体，仁宗、英宗朝尝历台谏，有正直之誉；翰林学士承旨苏颂学问该博，练达典故，神宗朝任知制诰，以不草奸人李定为御史词，落职归班，遂有重名。伏望圣慈更赐询考。”（焘安世奏云“今月八日延和殿面奏圣旨”，当即是十一月八日，今附十七日傅尧俞为中侍前。）

　　癸未，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孙固为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刘挚为守门下侍郎，朝请大夫、试吏部尚书傅尧俞为中大夫、守中书侍郎。

　　甲申，河北沿边安抚司言：“沧州巷沽寨收到北界人船一只，取问得涿州人户孙文秀等捕鱼值风入海。若依指挥刺充厢军，缘非贼徒奸细，朝廷推示恩信，绥服四夷，乞令监司雄州牒送北界。”从之。

　　枢密院言，兰州下临大河，虑冬深冻合。诏范育检详累年大河冻合，差那兵将等往兰州、定西城等处守御堤备。

　　溪峒知龙赐州彭允宗、押案副使彭允金，知监州彭仕明、押案副使彭儒勇，知吉州彭儒崇，各进奉兴龙节、冬至、正旦节溪布。

　　左中散大夫、知泾州王说为祠部郎中。知桂州、宝文阁待制苗时中为江、淮、荆、浙等路发运副使，直龙图阁孙览权知桂州。

　　戊子，三省言：“六曹、寺、监行遣文字，甚有迂枉留滞，昨虽措置，终是未能尽绝。今既吏额已减，若不裁节，不免尚费人力，转为积滞。如本案显有迂滞事件，限一月陈述。”从之。

　　御史中丞梁焘言：“臣闻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朝廷屡下省吏之令，诚知所急矣，然未极其要也。今日之弊，正在官司守执之不一，文书行移之繁复。今即稍削吏禄，又减吏员，所不动者事也。事益以伙，而来之无穷；人益以少，而减之不已。禄有不足之忧，职怀被减之虑，欲其免苟简因循之患，其可得乎？必使人人有安固自勉之心，则可以终责其效。诚能并官而一其守，约事而简文书，官日以修，事日以序，然后吏之禄额可得而损矣。使其禄无不足之忧，职无苟简之弊，以此示人，群心必服，顾愁怨从何而起哉？此诚上助圣政之一端也。”贴黄：“御史台点检得诸处文字依旧稽迟，每加催促，多是乞再三展限，方能回报。盖缘官司上下行遣迂枉，若更减人吏，即更留滞，就使应副得行，必然不至精详。向去事转不举，有司必却乞添人，理须应副。如此，则纷纭卒难成法，此不可不谨也。访闻诸处减却人吏已多，文移、行遣等事繁冗依旧。如此，则人力自是不给，何缘得事不留滞？伏乞圣慈详酌，早赐指挥。前来四分减一指挥未已，又复有再减指挥，故曹部等人吏往往怀疑苟简，不复勉励。今不务澄事源，徒欲省吏，此建议之人不思之甚也。”（焘言此不得其时，附三省令吏陈述迂滞事后。）

　　己丑，太皇太后手诏曰：“三朝盛会，礼见群臣，王公造廷，捧觞上寿，皇帝临御五载，恭己端庄，庆集惟新，受朝飨礼。吾总揽机务，协助政纲，虽克享治安，而每怀抑畏。今有司乃欲以天圣故事，行庆会称贺之仪，顾惟菲凉，岂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当稽合于常规。是日，皇帝致贺于禁中，群臣奉表于东庑，足以显邦家之庆，而行孝谨之风，何必外朝，乃为具礼？来年正月一日，更不御殿受贺上寿，候皇帝御殿礼毕，百官并内东门拜表。”前此，尚书礼部乃检会天圣年章献明肃皇太后元日御会庆殿受皇帝奉贺上寿，及宰臣、百官、契丹使以下起居称贺之仪为请，故有是诏。

　　以殿前副都指挥使、武康军节度使刘昌祚奏请根括陇山地凡一万九百九十顷，招置弓箭手人马凡五千二百六十一人、骑，赐敕书奖谕。

　　庚寅，枢密都承旨王岩叟除中书舍人。岩叟自言亡妻乃孙固女，乞避亲嫌也。

　　龙图阁直学士、正议大夫李肃之卒。

　　诏章惇买田不法，降一官，与宫观差遣，候服阕日给告。（政目二十四日事，实录不书。此年八月二十二日，但与宫观；六年八月十六日，复官。）

　　辛卯，大食麻啰拔国进奉锦布、象牙、琉璃等物，蕃、唐章表二道。

　　御史台言：“文彦博宴并赐御筵，临时有司取旨。今遇兴隆节，尚书省赐御筵，取指挥。”诏并免赴坐。

　　诏：“今后将、副、押队差往别路权驻札者，家属不得与兵将同行，须候将、副、押队押兵已起离本处半月后，方得搬家前去。回日准此。”

　　壬辰，诏赵卨将夏国送还永乐城陷没人口一百五十五人，各支与盘缠及衣装，分作三番，差使臣管押发来赴阙，仍沿路许于驿舍安下。（新本削去。元年七月八日、此年六月九日、明年二月四日当考。）

　　诏曹诗与叙荣州防御使，驸马都尉王诜更候参期取旨，以刑部检举也。

　　刑部言：“诸军率众对本辖官员不唱喏法，上军处斩，下军及厢军徒三年，配广南；对本辖将校、节级依犯阶级及立告赏法。”从之。

　　朝奉郎、试太常少卿韩川为左朝散郎、直龙图阁、枢密都承旨。（政目无此。）左朝请郎、秘书少监林旦为直秘阁、太仆卿，知明州、左中散大夫、直龙图阁王汾为秘书少监。权京西路转运使、朝请郎王子渊知明州。权发遣淮南路转运使、朝请郎彭次云徙京西路。权梓州路转运副使、朝奉大夫吕陶徙淮南路。寻改成都府路。（改成都，在五年正月二十八日。）

　　朝散郎时孝孙为梓州路转运判官。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言：“孝孙资禀倾邪，巧于仕进。昔王安石、曾布、邓绾变法之际，曲意附会，遂荐充司农寺属官，推行新法于河北，吏民苦之，视若鹰犬。其后蔡确用事，倾心结交，又得御史台主簿。及何正臣鞫泸南之狱，举以自随，使正臣欺罔先朝，肆行酷烈，孝孙赞助，其力居多。狱决还朝，擢任一道。元祐之初，罢诸路提举官，随例得郡，搢绅之议，固已不平。今正臣既行黜责，而孝孙尚冒监司，陟降顿殊，公论未允。伏望圣慈考其素履，灼见奸状，追还新命，以折群枉。”御史亦以为言。诏孝孙改差权知鄂州。（改命鄂州，在十二月十六日，今并书之。）

　　尚书省言，改立发运、转运、提刑预妓乐宴会者徒二年法。从之。

　　癸巳，枢密院言：“今拟立法，沿边州、县、镇、城、堡、寨兴修工料，阙少厢军，如系紧要处，方得和雇禁军，仍奏听朝旨；事干急速，待报不及者，和雇讫奏。”从之。（新无。）

　　中书侍郎傅尧俞言：“臣今月二十二日面奉圣旨，令臣与宰臣等更商量河事，密具奏闻。臣与文彦博、吕大防以下商量，臣以才薄位轻，不能回夺，兼缘都堂议论，体当婉顺，次第必不可改移。今方大冬，已役五万余夫，兵工不在其数，将来诸路调发人夫数十万，殚国财，竭民力，以就非急不可必成之役；兼虑春中或遇雨雪寒冻，不惟怨嗟溃散，枉费物料钱粮，亦恐伤害人命，其数不少。此陛下所深知，臣不复具论。今主议者云欲回河以缓北流之患，而未尝于北流略为堤备，若将来河势不肯东流，不幸又加大水，则北流之害，岂可御哉？伏望圣慈或因寒雪，或因他事，批出指挥，直罢回河司，留孙村口准备分减涨水，便令检计北流紧急堤岸，疾速修完，不致疏虞。候三五年，更看河势，然后别议，则两边俱无所失，上下安乐，可以存全河北生灵，变祸为福，其利无穷，在陛下神断一言而已。”（尧俞自注云：“十一月二十七日奏此。”九月二十八日，傅尧俞初奏。）

　　甲午，尚书省言：“诸州军奏案过限未报，并令本处月申刑部及都省。累据诸州申状，催促刑、法寺未断奏案件数尤多，虑淹延刑案。缘本省旧专置房举催，后来并入催驱房，与六曹文字滚同催促，不得专一。今来御史刑房专一主行，委是繁简均当，更不须增添吏额请受。其举催条限约束，并依旧催按房条例施行，以‘御史催按刑房’为名，催按簿书依御史刑房法。”从之。

　　御史中丞梁焘言：“臣尝论奏乞用祖宗三司、榷货务旧法，通行商贾，以广国家财用之源，猥蒙睿聪采纳，选官检讨。行将半年，未见有绪，但闻以取索为名，故淹时月，有司官吏倦于翻阅文书，一切以去失为报，两驰空言，难期实效，是欲以迁延迤逦为计，无救弊立事之心也。臣窃以方今财用之乏，若不通行商旅，以辟利源，则必裒之于民。今民力久困，虽加诛求，亦已穷竭矣，不然，则百端鑴削，苛碎刻急，上损国体，下失人心，伤惠害政，不足为也。臣窃为陛下思之，幸有祖宗成法，宜于世者不少，苟得忠实仁明之吏，讲求而施行之，则财货蕃衍，不胜其用矣。伏望圣慈特赐指挥，稍加督责，庶得不致终废其事，以补今日之急。”贴黄：“臣所请谓取成书上之朝廷，然后讲议去取，既已定议立法，然后施行。今但检讨文书，已几半年，则施行之期，漫不知其岁月矣。不究其源，必见废弛。伏乞圣慈指挥，责以近限了当。此事须赖朝廷主之，乃可成就，若但付所差官，以行遣为名，则无期可集。伏望陛下面饬执政之臣，以国用大计为先，留心公共，以救时敝。”（焘言此不得其时。先言在六月七日，今因焘云将及半年”，附十一月末。得旨迁官，在六月十六日。）

　　杭僧有凈源者，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牟利，舶客至高丽，交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窃其画像，附舶客往告，义天亦使其徒寿介等附舶来祭，祭讫，乃言国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寿。知杭州苏轼不纳，具言：“熙宁以来，高丽屡入贡，至元丰末十六七年间，馆待赐予之费，不可胜数，两浙、淮南、京东三路筑城造船，建立亭馆，调发农工，侵渔商贾，所在骚然，公私告病。朝廷无丝毫之益，而远夷获不赀之利。使者所至，图画山川，购买书籍。议者以为所得赐予，大半归之契丹，虽虚实不可明，而契丹之强足以祸福高丽，若不阴相计构，则高丽岂敢公然入朝？中国有识之士，以为深忧。自二圣嗣位，高丽数年不至，淮、浙、京东吏民有息肩之喜，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其间凶险之人，犹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闻其事，方欲觉察行遣，而寿介等实附泉州商人徐戬海舶至此。且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来朝久矣，未测朝廷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礼，礼仪渺薄，抑亦可见。若受而不答，则远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赐之，正堕其计。臣谓朝廷宜勿与知，而使州郡却之。然庸僧、猾商擅招诱外夷，邀求厚利，为国生事，其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诏皆从之。未几，高丽使果至，轼按旧例，使之所至，吴越七州实费二万四千余缗，而民间之费不在此数，乃令诸郡量事裁损。比至，民获交易之利，而无侵挠之害。（此据轼墓志，仍取轼奏状稍增入之。）

　　轼又言：（此疏乃十一月四日奏，今附月末。）

　　浙西七州军冬春积水，不种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晚俱损，高下共伤，民之艰食，无甚今岁。见今米斗九十足钱，小民方冬已有饥者。两浙水乡，种麦绝少，来岁之熟，指秋为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来年春夏之交，必有饥馑盗贼之忧。钤辖司除已与提、转商量，多方擘画准备外，有合申奏事件，仅具画一如左。其一、转运司来年合发上供额斛及补填旧欠，共一百六十余万石。本路钱物大抵空匮，刬刷变转不行，官吏急于趁办，务在免责，催迫赋租，督促欠负，钳束私酒、漏税之类，必倍于平日。饥贫之民，无路逃死，必将聚为盗贼。又缘上供额斛数目至广，都未有备，见今逐州广行收籴，指挥严紧，官吏不免遮拦米谷，添价贵籴以上，斛斗涌贵，小民乏食。伏望圣慈愍此一方遭罹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少欠官私逋负，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赈恤，则一方余民，必在沟壑。今来亦不敢望朝廷别赐钱米，但只宽得转运司上供年额钱斛，则官吏自然不行迫急之政，而民自受赐矣。乞出自宸断，来年本路上供钱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余候丰熟，自分作二年，随年额上供钱物起发，所贵公私稍获通济。又恐官吏为见明年既得宽减，侥幸替移，更不尽心擘画收拾，以备补填年额。乞特赐指挥，须管依年分收簇数足，若遇移替，具所收簇到数交割与后政承认，不得出违年限。

　　其二、见今逐州和籴常平斛斗及省仓军粮，又籴封桩钱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务趁办，争夺相倾，以此米价益贵。伏望圣慈速赐勘会，如在京诸仓不待此米支用，即令提、转疾速契勘逐州，如省仓不阙军需，常平籴数有备外，更不得收籴，所贵米价稍平，小民不至失所。

　　其三、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银、绢、丝、绵入市，莫有顾者，质库人户往往昼闭。若得官钱三二十万，散在民间，如水救火。欲乞指挥提、转，令将合上供钱散在诸州税户，令买金、银、紬、绢充年额起发。

　　其四、自来浙中奸民，结为群党，兴贩私盐，急则为盗。近来朝廷痛减盐价，最为仁政，然结集兴贩，犹未甚衰，深恐饥馑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群党愈众，或为深患。欲乞朝廷指挥，一应盗贼情理重及私盐结聚群党，皆许申钤辖司，权于法外行遣，候丰熟日依旧，所贵弹压奸愚，有所畏肃。有诏许留上供米三之一。（诏许留上供米三之一，此据轼墓志。轼奏当删取，不必备载，然亦可见当时事情，故具存之。轼五年二月十四日奏云：“蒙朝廷赐上供米二十万石，于本路出籴。”）由是米不翔贵，复得赐度牒百道，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半价粜常平米，民皆得免焉。轼又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轼乃裒集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橐，得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蓄钱粮以待之，名曰“安乐”。崇宁初，改赐名曰“安济”云。（崇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改杭州安乐坊名曰“安济”。）

　　是月，宥州牒：已指挥所委官，临时有可相近取直处，令相照接连取直分画。（政目有此，当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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