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四年三月

元祐四年三月(1)

　　三月壬申朔，监察御史王彭年言：“月朔、四孟、腊享太庙及奏告诸室，群官执事循奉典礼，殚竭精恪，惟恐不严。其在交接神明之际，先则祼地，次则献爵，为献官躬行之事；而瓒之实郁鬯、爵之实齐酒，今皆遣有司酌之，又以入于室，献官始受而祼、献。且有司贱隶，安得亵近祼献之实，交乎堂室之间？按开宝礼：（案“郁鬯醴齐”四句，系开宝礼文，下云“开元礼亦然”，则为开宝礼无疑。原本俱作“开元”，今改正。）郁鬯、醴齐，惟亲祠侍中赞酌之；遣官行事，则太尉亲酌之。开元礼亦然，未闻一委之有司也。望诏礼官博士讨论故常，举酌酒奉爵之义，称严祀钦奉之意；及郊坛诸祠酌酒奉爵礼文，皆请修定。”从之。

　　诏：“融州管下旧系皇祐敕差置全家成丁系籍之户，每年遇教阅，并三丁抽一丁，两丁之家亦抽一丁赴教，其单丁者即二年一赴外，户内余丁依旧存留系籍，以备边防，更不教阅。”从广西经略司请也。

　　东上閤门使、嘉州刺史、知雄州王崇拯为威州团练使，俟任满日令再任。驾部郎中邵篪权知郑州。

　　甲戌，诏录张知白族子沂为郊社斋郎。

　　吏部尚书兼侍读苏颂等奏：“臣等譔进汉、唐故事，得旨分门编修成册进呈。”诏以迩英要览为名。

　　乙亥，中大夫、中书舍人刘攽卒。

　　丙子，景灵宫衍庆殿亡北珠，（此据政目增入。政目云“勾当官行遣”，今附吕公孺云云，削此五字。）事下开封府，系治甚久。知府吕公孺言：“殿成，主者不一，又物之名数，代者未尝交也。且讳日宫嫔沓至，今有所亡，岂可尽指吏卒？狱虽具，顾非圣裁不可。”上深以为然。时幕人迁黼坐，误毁其角，当徒者数十人，公孺奏状而释之。（此以吕公孺墓志增入，更详考之。）

　　戊寅，诏以季秋择日有事于明堂。

　　诏故朝请大夫赵鼎与一子郊社斋郎，从吕大防请也。（鼎，治平御史。赵彦若志其墓。）

　　右正言刘安世言：“臣伏自去年四月后来，凡十七次奏疏，论列胡宗愈罪状，乞行罢免，至今未蒙施行。臣闻齐桓公之郭，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致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臣每读至此，未尝不掩卷太息，以谓鄙夫固陋，烛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为是，众之为恶，复以为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态，固不足论；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恶，如辨黑白而无疑惑之心，岂非知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反以此而亡国，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为善、恶之为恶，则不可谓之不智。特以其见善而不能用，使君子无以自立，知恶而不能去，使小人足以成朋，因循积累，其害遂至于国亡，然则有天下者，可不视此以为戒乎？臣窃惟宗愈欺君乱法，毁灭廉耻，其罪恶显著，为中外共知者十有二事，臣固已极言之矣。自后相继奏章，申执前论，惓惓之恳，必已尽关圣览。若臣言为妄言，则是荧惑天听，诬陷大臣，宜正典刑，以威天下。若宗愈之罪如臣所奏，则是陛下知其恶矣，知恶而不去，此古人之所戒也。臣官在言责，实畏公议，苟不能排斥奸慝，振举纪纲，使群恶盛强，坏乱政事，则臣虽受异日之戮，亦无补国家之患。惟陛下辨之以早，断之以独，出臣前后章疏，付外施行，不胜幸甚！”

　　又言：“臣伏自去年四月以后，凡十八次奏疏，论列胡宗愈罪状，乞行罢免，至今未睹施行，夙夕惭悸，如负芒刺。臣自领职以迄于今，知无不言，每蒙听纳，独是宗愈累章未出，窃惟圣虑所以兼容，必谓日月已深，艰于追褫，是以特屈公议，使之两全。万一如此，臣窃以为过矣。臣尝观仁宗皇帝用陈升之为枢密副使，是时，吕诲方在言路，指其私行，极力弹劾，仁宗初亦难之，而诲论奏不已，章至十八上，涉历数月，卒罢升之而后已。宗愈自始进用，不协物望，与升之无异，臣言宗愈之疏，其烦多与诲略同，而宗愈冒昧居位，又与升之月日不甚相远。岂仁祖能受尽言于昔，而陛下不能听之于今？吕诲能逐奸人于前，而臣不能去之于后？以微臣之谫薄，犹见贤而思齐；如陛下之圣明，岂知恶而不去？若谓进退执政，必有迹状，则臣按宗愈不无显罪。初除御史中丞，与见任宰臣明是姻家，隐而不言，盗取要任。当时幸人之不知，而知者亦不以告陛下，欺君乱法，孰甚于此！以至身任风宪，不修廉节，欠所居房缗，不肯偿还，送至开封争讼，御史弹纠，朝廷一切置而不问，玷辱国体，隳废台纲。宗愈坐此二罪，自合明行贬黜，而况其余奸慝事状尚多，陛下何故优容如此之久？臣又尝考寻吕诲所论陈升之章疏，不过以谓资历甚浅，闻望素轻，尹京无状，遽叨大用，疑其阴有趋附，由径而进；及升之妻有重表疏远之妹，嫁于中官，尝与往还，不避嫌疑。若此之类，止于数事，盖未有奸回贪猥如宗愈之甚者。臣备耳目之寄，而使陛下股肱心膂之任，容有此人，叨据经年，不能排斥，尚何面颜出入朝廷，而以谏官自名乎？臣若未至窜逐，终不敢缄默，以负陛下拔擢之意。伏望圣慈早出臣前后章奏，付外施行。”

　　又言：

　　臣辄沥血诚，仰渎天听，事出迫切，无复文饰，惟圣慈留意省览。臣自去年四月初八日延和殿与左司谏韩川同奏胡宗愈奸邪朋党，不堪大任，自后十九次上疏，条陈罪状，而五月中台臣亦有弹劾，迁延至此，未蒙施行。向者孙觉、杨康国相继辞职而去，独臣与川始终论列，未尝敢置。自十一月后，川见陛下未赐听纳，坚乞外补。臣本欲岁前上殿，更以公论开陈，而川别有除命，不复供职。臣以左右省并无谏官，拘碍文法，不敢独员乞对；同时言事之人，去之殆尽，臣若更顾身计，不为陛下亟辨邪正，则台谏之风日益衰替，奸慝之势日益盛强，实于圣朝所损不细，此臣所以愤懑感发，而不能自已也。

　　臣历观祖宗以来，言者弹击执政，未尝有是非不决，枉直两存之理。今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迫于众议，亦尝以宗愈为言，而依违观望，不敢深论。臣窃料其意，不过以谓陛下若逐宗愈，则常辈将欺罔搢绅曰：“朝廷用我之言，已罢执政矣。”若臣所论太过，忤旨获谴，则常辈初无切直之言，又可免责。进退无患，足以窃位。陛下用此等人为纲纪耳目之任，亦何补于圣德乎？臣非特患宗愈之污庙堂，又忧常等之坏风宪也。

　　臣伏观陛下即政之初，首开言路，擢用忠良，使在台谏，如刘挚、王岩叟等论蔡确、章惇之罪，则陛下为之罢蔡确宰相，罢章惇知枢密院；又论张璪奸邪，则璪罢中书侍郎；孙觉等论韩缜不协人望，陛下用缜为右仆射才数月，遽令外补；傅尧俞等论李清臣无状，则清臣罢尚书左丞。自是四海之内，莫不歌颂厌服，以为陛下用人纳谏，有仁宗之风，故三四年间，公议得行，大臣知畏，奸人敛迹，君子道长，岂非用此道欤？今宗愈自进用以来，其朋党之外，无一人以为可者。其怀奸为利，与璪辈何远；其昏缪无补，则又甚于缜与清臣。岂陛下前日去此数人之易，而今日去一宗愈为难哉？

　　臣读魏郑公之谏唐太宗曰：“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以后，见人谏诤，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勉强听受，终有难色。”臣窃谓太宗之烈足以比迹汤、武，庶几成、康，然责之以备，则有愧于三代之隆者，特在于不能终始如一而已。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愿陛下以古圣之言为法，以唐太宗之事为戒，无使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臣之狂愚，逆陛下之心多矣，惟求诸道，则或有万一之补。伏望陛下以宗庙社稷为计，早罢宗愈，断之不疑；更择忠厚端正之人，置于言路，以代常等，庶几协力上裨圣治，天下幸甚！贴黄称：“臣叨被上恩，不次擢用，未能报塞万一，岂敢轻为去就？然自来论列执政，是非固难并立，言之悃愊，尽于此章。若圣意确然不回，则是臣言无补，须至援引故事，自求贬黜。况宗愈顾惜名位，不知廉耻，傥陛下务为优容，俟其自请，以理度之，必无是事。又虑君慈不欲出臣之奏，恐伤体貌，臣已一面申三省，乞奏请前后章疏付外施行去讫。伏乞早赐睿断，去邪勿疑，以慰天下之望。”

　　又以状申三省云：“安世自去年后来，凡二十次具状论列胡宗愈除尚书右丞不协公议，及以欺君冒进、奸邪贪猥之罪十二事，条列以闻，乞行罢免，至今未奉指挥。重虑上件章疏不曾降出，伏乞特赐奏请付外施行。”

　　又言：“臣伏惟前后二十次论奏胡宗愈罪状，乞行罢免，而圣德宽厚，务全体貌，章皆留中，未蒙施行。宗愈幸累疏之不出，盗据丞辖，包羞朞年，辱国已甚。臣忝居言路，职在绳纠，遂举弹文之大略，以申三省。宗愈并不避位，视事自如，中外指目，无不鄙笑。近世辅弼，毁灭廉耻，未见如此之极也。臣窃伏思念：舆情之所以共恶者，不过责其无耻之一节；而臣之所以深疾者，特诛宗愈之意尔。臣闻国家设谏官、御史之职，本欲肃正纲纪，防察奸邪，故风采扬振，贵贱震恐，非一二小臣敢作威福，盖朝廷上下之体，待此而后严也。今宗愈知台谏之弹劾，而力排公议，若无所睹，惟其以言者为不足恤，是乃陵蔑陛下之风宪。为大臣而有轻视人主之心，陛下纵欲赦之，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使宗愈实无它罪，止有此事，犹在谴诃之列，而况欺君乱法，奸邪贪猥，罪状显著，至于数十，尚安足以预庙堂之论，处具瞻之地乎？伏望圣慈深加省察，以臣前后章疏付之有司，公行推究。若宗愈之罪如臣所言，即乞特赐睿断，早令罢出，若臣所论无实，亦乞重行窜逐，庶分邪正，以服天下。”

　　己卯，尚书右丞胡宗愈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刘安世言行录云：“安世申三省，凡二十次论胡宗愈，乞请章疏付外。翌旦，三省奏事罢，执政皆退，帘中有语云：‘右丞且住。刘某有章疏言右丞，知否？’宗愈对：‘不知言臣何事。’宣仁曰：‘章疏更不降出，右丞宜自为去就。’遂罢政。”此事当考。）

　　详定制造水运浑仪所奏：“太史局直长赵齐良状：‘伏睹宋以火德王天下，所造浑仪，其名水运，甚非吉兆，乞更水名，以避刑克火德之忌。’案张衡谓之刻漏仪，一行谓之水运俯视图，张思训所造，太宗皇帝赐名‘太平浑仪’，名称并各不同。今新制备二器而通三用，乞特赐名，以称朝廷制作之意。”诏以“元祐浑天仪象”为名。（四年四月八日事，附许将等言前。）

　　翰林学士许将等言：“详定元祐浑天仪象所先被旨制造水运浑仪木样进呈，差官试验，如候天不差，即别造铜器。今周日严、苗景等昼夜校验，与天道已得参合，臣等试验，昼夜亦不差。”诏以铜造，仍以“元祐浑天仪象”为名。

　　其后本所又言：“前所谓浑天仪者，其外形如丸，其内则有玑有衡。其外形如丸，即可徧布星度，大率若本所造浑象之制；其内有玑有衡，即可仰窥天象，大率若本所造浑仪之制。若浑天仪，则兼二器有之，同为一器。既言浑天，则其为象可知，然于浑象中设玑、衡，使人内窥天象，以占测为主，故可总谓之浑天仪，其实兼仪、象而有之也。今所建浑仪、浑象，别为二器，而浑仪占测天度之真数，又以浑象置之密室，自为天运，与仪参合。若并为一器，即象为仪，以同正天度，则浑天仪、象两得之矣，此亦本朝备具典礼之一法也。乞更重作浑天仪。”从之。

　　诏罢石州葭芦寨监酒税官，其商税令寨主并监押轮监。

　　辛巳，诏上清储祥宫依图修盖，和雇工匠。（此据政目三月十一日所书增入。）

　　甲申，尚书省言京西北路蔡、颍州界近来惊劫贼盗稍多，人民不得安居。诏蔡、颍州今后强盗三人已上及窝藏人，并权依重法地分施行，候盗贼衰息取旨。

　　诏保甲出身使臣，昨添差充诸处指使，除合管职事外，不许别差权刑狱、钱谷、民政去处勾当。（编录册三月十三日圣旨。）

　　是日，中书侍郎刘挚上书曰：

　　臣待罪近辅，再历年所，日奏职事，亲闻德音，退伏思念：皇帝陛下以日跻之圣，上资慈训，而太皇太后陛下以宽仁之德，勤邦俭家，四年之间，用人立政，施德布惠，所以绥养天下，上以昭祖宗之盛业，下以为社稷无穷之休，天下之幸，万臣之赖也。臣于此时，得依日月之末光，备位辅佐，念虽杀身，何以报称。然臣尝读西汉之书，观孝文皇帝承高、惠之后，人心思治，而上方躬仁履俭，克勤率下。当时民俗醇厚，府库充羡，四方无犬吠之惊，亦可谓治安之世，而贾谊之论，乃谓：“方今之势，如抱火厝于积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谓之安。”及其忠愤之所发，至于恸哭流涕，臣尝怪其论之过也。其后不数十年，而治乱之迹，若合符契。臣于是知居安虑危之心，唯圣智乃能有之，而私忧过计之论，亦未可以迂而弃也。

　　臣近与同列奏事延和殿，两蒙宣谕，大意今日朝廷之事，固已尽心，略有成法，唯以久远守之为念。又圣虑深远，因论及它日还政之后，任用左右，常得正人，则与今日用心无异，若万一奸邪复进，荧惑动摇，则反复可忧。然辨别邪正，全在一人，此乃持盈守成之大戒也，而皇帝陛下深加省领。臣退而叹息欢喜，以谓愚臣平日之所怀为国远虑者，正在此事，未及上达，而陛下先知之矣。区区之诚，虽殚千虑，何以及此？臣今因得敷陈本末，以毕其说，惟陛下宽其罪，试一览之。恭惟先皇帝以聪明睿知，承累世丕平之业，思欲力致太平，复见三代之盛，以汉、唐为不足道也。当时之议，以谓非国富则无以为也，非兵强则无以为也，非人才足用则无以为也。是三者，图治之伟论也。而当时辅臣如王安石、吕惠卿辈，不能副先帝委任之意，乃奋其私智，肆为乖谬，大失先帝之本旨。其富国也，则助役、青苗变而为聚敛之法；其强兵也，则保马、保甲流而为残扰之政；其用人也，则进辩给轻捷之子，以为适时，退老成敦厚之人，以为无用。于是四海兴议，而先帝颇知其事，故罢退安石等不用。继而王珪、蔡确之徒，尤不能将顺主意，踵事增患，而先帝又知政令有未便于民者，方将改作，遽以弃天下。忠臣义士至今长为先帝惜之者，常在此也。

　　及皇帝陛下绍膺大历，太皇太后陛下同览万机，临御已来，法度之难久行者修完之，臣下之害政者改易之，正所以述成先帝之盛德美志，传于无穷，可谓备矣。自改更之后，在陛下无所愧也；天下公议正论，以为当然也；天下百姓莫不安乐，以为当然也。然陛下亦知有以为不然者乎？臣虽至愚，尚能臆度知之。夫前日之事，乃前日之人所缘而进者也。政在则人存，政异则人息。今譬之芟草也，枝叶虽除，根株尚在，能保其不复生乎？前者，二三大臣之朋党，皆失意怏怏，自相结纳，睥睨正人，腹非新政，幸朝廷之失思，欲追还前日之人，恨不能攘臂于其间也。今布列内外搢绅之间，在职之吏，不与王安石、吕惠卿，则与蔡确、章惇者，率十有五六，此臣所以寝食寒心，独为朝廷忧也。

　　然臣之区区，非欲陛下苦治朋党也，朋党之大，亦岂易治哉？但欲陛下知其事，常加防察，不使得行其术则可矣。臣亦常深计其术矣，不过日夜窥伺间隙，异日可以进说，则造眩惑之谋，文饰奸言，以感激圣意，动摇政事而已。其所进之说，臣窃料之，其大者必为离间之计，此最易入易听，而其祸亦最大，不可不防其渐而深察之。其次又有二说：其一曰，先朝造法为治，而皇帝陛下以子继父，一旦听臣民之言，有所更改；其二曰，先朝之臣多不任用，如蔡确等受顾命，有定策之功，亦弃于外。此二说者，自人情言之，则浅近而易听；自义理考之，则无所取也。

　　臣谨按：天下之治，有不可不因者，有不可不革者。可因者，虽乱世犹因之，故周武王克商，反商政，政由旧，是也。可革者，虽父道犹革之，故汉文除肉刑，至景帝改之；汉武造盐铁、榷酤，至昭帝罢之是也。自二圣临政，首进任司马光，其余辅臣继有出入者，天下之人晓然知道之所在，延颈跂踵，以望新政。而陛下又能虚己公心，开广言路，延纳忠谠于天下，无有远迩，上章论事，愿改政令者，莫知其数，而圣虑深远，犹再三谨重，有不获已，方取十之一二最大者，诏讲议施行之。如青苗、免役、保甲、保马、市易之类，敢不改乎？改之所以顺人心、救民命尔，岂喜变更哉？试考察今日百姓安与不安，便与不便，则改更是耶非耶，立可见矣。若谓凡继体之君，于先朝之政皆不可改，则古圣帝明王继政而有改者皆非耶？我祖宗之法，有久而不便者，先帝尝改之矣，亦可以为非邪？知所宜因，知所宜革，是先帝之志也。

　　至如臣僚之进退，盖法既有改，则昔日缘法而进者，非己之便，稍自引去，而圣恩宽假，各尽礼数，独有一二奉法尤无状，如吕惠卿、吴居厚辈者方罢斥之，天下之议莫不以为允。是时，蔡确身为上宰，自请补外，继以家人犯法，言者沸腾，遂坐左迁；章惇亦以悖慢忿戾，无礼于君父而罢之，此岂固欲不用父之臣哉？盖法者，天下万世之公也。陛下纵欲以功而屈法，如天下万世何！夫皇帝陛下乃先帝之正嗣，承继大统，实天下之至公大义也。方先帝违豫弥留之日，与太皇太后陛下已有定命，宣示大臣，则大臣奉行而已，何策之定哉？岂可贪以为己功，常诵于口，假以谋进哉？古之所谓定策者，谓遭变之际，未知所立，大臣能于此时挺身忘祸，有所择而立之，以安社稷，则是策计由此人定之，故曰定策。古之人则汉霍光是也，今之人则韩琦是也。然霍光死才三年，宗族犯法衰废，未闻古今之论以宣帝为忘功臣也。故曰：“法者，天下万世之公也。”然则二说者岂足取哉？

　　夫立政而违民，改之是也。而异论者非之，以谓改父之道，此岂公议哉？是谗间之说也。若昨者，陛下坐观政令未安，奸邪当路，生民咨怨，而恬不为虑，以避改易之小嫌，则得为孝乎？无乃负先帝所以传授皇帝陛下、顾托太皇太后陛下之心乎？而况不闻天下有此嫌也。

　　大抵自司马光不幸死亡之后，朝廷之事，肯不顾患祸，身任其责者少矣，此固不能逃陛下之圣鉴。传曰：“百年之计，莫如植人。”夫所与共守天下，传之永久，非有同心一德，守正不惑之人，将谁托之？呜呼！君子小人之辨，何其难耶！君子之进，未尝有心于害小人，但远之而已；若小人进，必欲尽覆君子。所以今日邪正之士，不可以不早辨也。观汉元帝之世，弘恭、石显用事，是时贤士如萧望之、刘向、周堪之徒，上雅知其才用之，而忤恭、显，终抵以罪，或至于死。此无他，正人之势不胜也。仁宗皇帝庆历中，韩琦、富弼、范仲淹辈当代名臣，一时并进，其后未久，皆不免为小人谗毁排陷，相继逐去。然上赖圣明，终得免大祸，复被收进，建立功业者，内外多正人，奸不能胜也。故君子在上，小人失志，必为倾害之计。今朝廷清明，幸无恭、显之患，而陛下圣哲，好正直而恶邪佞，臣之所忧者，恐正人之势，不得如庆历时能胜小人也。

　　小人之志，趋利而已。自二圣临御以来，开廓大度，并包同异，无所不容，宜皆得其尽心为用；而怏怏之人，尚敢阴怀二心，潜藏恚恨，投隙害政，依违观望者，彼诚见皇帝陛下渊默谦恭，未甚可否朝政，不知圣意他时所属，将谓天下之事未大定也。殊不知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辅翼之者，罔不备尽，而皇帝陛下虚心听纳，灼见是非者，盖已久矣。臣载念人主以一身临天下，其动止语默之微，上系宗社之重，下统生民之命，虽皇帝陛下仁圣之德，出于天禀，而修心正身之道，宜深有资于太皇太后陛下母仪之训也。

　　昔者，周公之辅成王，复辟之后，作立政以戒用人，故成王宜民宜人，见于假乐之诗；作无逸以戒逸豫，故成王持盈守成，见于凫鹥之诗，后世称三代之隆者必先焉。霍光有功于汉室，而奸臣上官桀与藩王等谋为奸变，上书诬光之罪。是时，孝昭帝年十四，察见忠之与诈，诛灭桀等，益信任光，于是汉室几危而复安。臣不胜愚恳，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念周公所以戒成王之意，拥佑开导，以成就皇帝陛下之德；凡人之才如何为正，如何为邪，事之理如何为是，如何为非，日夕讲论，以立万世不拔之基。伏望皇帝陛下深鉴古事，体汉昭帝之明，以辨忠邪，使它日奸言异论，不可得而入；常思太皇太后陛下之言，无疑于心，无怠乎听，庶以永承祖宗之业，天下幸甚！臣孤外之臣，蒙陛下拔擢不次，由言路而进，不敢避怨，不敢希恩，唯期循守公道，以报万一。然前日失意之人，其党布满内外，皆与臣为雠也。身迹惴惴，危若累卵，非陛下洞照愚直，力赐保全，安有今日？故臣缘近日两蒙宣谕之旨，辄为此言，以推广圣意。若使涓尘有助海岳，则臣虽死无憾。贴黄：“臣奏此书，别无施行，止为昨蒙宣谕，故因而欲推广圣意。愿无疑无懈，常以辨别忠邪为心，坚守今日政事，庶免他日奸谀之言可以浸润动摇，臣书大意如此而已。伏乞留中省览，使蝼蚁之诚，或补万一。”

　　又贴黄：“今内外异议之人，日欲摇动陛下之政，不可不察者。昔时，王安石所行事，逆民而背理，然人不敢摇者，何谓也？盖有严刑峻责，言之者有罚，故人畏之，敢言者少也。今朝廷为政，顺民而循道，然人敢言者，何谓也？盖陛下宽仁大度，招言纳谏，唯恐人之不言，言之者无罪，故奸人妄意而作也。故役法一事，自元祐元年改作差法，乃是将祖宗差役法及先帝雇役法参而用之，又令监司、州、县博访利害，逐旋申明，自后四方论列不一，虽小官贱士，肆口所言，以申其愤，今其法摇动改变者，十之六七矣，近日又将科场一事，摇动荧惑。昨元祐元年，两制、侍从、台省臣僚，讲议定夺，凡一年有余，又经圣览，方此施行，亦是将祖宗先帝之法，合诗赋、经义为一科，是万世有利无害可行之法。今人情已定，止是安石之党，力要用经义。臣愿陛下坚守已行之法，勿为浮议所动。”

　　又贴黄：“科场事，臣见与宰相已下参议，必为陛下坚守此良法，非久必须进呈。然为论列者不已，故先奏知，区区孤忠，惟冀省察。”（立进士试四场法，在四月十八日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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