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三年二月(2)

元祐三年二月(2)

　　己丑，承议郎、左司谏丰稷为国子司业。

　　扬王颢、荆王頵尝令成都府路走马承受官造锦地衣，稷白御史中丞胡宗愈，请率僚属言之。宗愈狐疑未决，稷即独奏劾，以谓二圣节俭朴素，欲化天下，而近属奢侈僭靡至如此，官吏辄奉承，宜皆纠正其罪，以示天下。监察御史赵屼时与稷同进对，退谓稷曰：“闻君言，使屼汗流浃背。”给事中赵君锡曰：“谏官如是，天下必太平。”不数日，稷徙他官。（此事据李朴所编稷遗事。曾肇封还王觌词头云：“丰稷论陛下骨肉闲事，犹且含容矜贷，更获美迁。”盖谓此事也。今稷传乃不载此。）

　　诏发广惠仓钱三万缗及阙额役兵钱、粮、衣，赐募贫民应役以恤之。

　　知大名府冯京言：“准敕开修减水河，在本府护城横堤之南，请下有司预行固护。”诏令都提举修河司照会。（修减水河，实录骤于此书，初无首尾，今别检讨编入此后。元丰八年八月己巳韩绛疏可考。）

　　初，元丰八年十一月，朝廷用王令图议，将复大河故道，诏李常视之，常言不可，役已兴旋罢，时元祐元年正月也。（此据王岩叟奏，见元年正月六日。）其九月，又诏张问同令图相度开孙村口河，以分减水势，朝廷既从之，寻亦中辍。（孙村口分水河，据张问旧传。）二年二月，令图死，王孝先代领都水，亦欲开孙村口减水河，如令图议。知枢密院安焘两奏疏言：“朝廷久议回河，独惮劳费，不顾大患。盖自小吴未决已前，河入海之地虽屡变移，而尽在中国，故京师恃以限强敌，景德澶渊之事可验也。且河决每西，则河尾每北。河流既益西决，固已北抵境上，若复不止，则南岸遂属敌界，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如庆历中，因取河南熟户之地，遂筑军以窥河外，已然之效如此。盖自河以南，地势平衍，直抵京师，长虑却顾，可为寒心。又朝廷捐东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备豫之意深矣。使敌能至河南，则邈不相及。今水官之议，不过论地形，较工费，而献纳之臣又为高论，臣岂不达？然实考利害，则须审轻重。今欲便于治河，而缓于设险，非至计也。”（此据安焘行状及焘传。）太师文彦博议与焘合，中书侍郎吕大防从而和之。三人者，力主其议，同列莫能夺。中书舍人苏辙见右仆射吕公著，乘闲问曰：“公自视智勇孰与先帝？势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与先帝？”公著惊曰：“君何言欤？”曰：“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且河决自元丰，导之北流亦自元丰，是非得失，今日无所预。诸公不因其旧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为力也难，而其为责也重矣。”公著唯唯曰：“当与诸公筹之。”（此据苏辙自叙。）然竟莫能夺也，回河之役遂兴。（实录于回河事载本末极疏略，今参取诸书修入。苏辙谓文彦博以河为重事，吕大防、安焘从而和之。据焘行状，盖先有此议，非和彦博也，今略删改之。不知开修减水河果是何日，当考。）

　　辛卯，诏宗室初参选监当人，听额外差充诸州及万户以上县监当。（新无。）

　　枢密院言：“文臣换右职，旧属本院，自改官制后，归三省。缘换授大使臣后，系枢密院奏差遣，又有以本院差遣武臣因事去处取旨换授者，行遣不一，合依例同进呈取旨。”诏今后文臣换大使臣，并三省、枢密院同取旨。

　　诏：“广南西路民兵，第四等已上户两丁；第五等户不以丁多寡，及东路不以户等高下，并免教。”

　　监察御史赵屼奏：（编类章疏正月十四日。）“去年因张舜民论事，遽罢言职，台谏官争而留之不得，亦相继罢去。傅尧俞罢御史中丞，除吏部侍郎；王岩叟罢侍御史，除起居舍人。二人力辞不就，乃请外补，既而尧俞出知陈州，岩叟出知齐州。梁焘因面责张问以不能封驳，罢谏议大夫，知潞州。孙升论列其事，遂以为附会梁焘，罢殿中侍御史，知济州。到任皆已半年。如尧俞、岩叟、焘、升等辈，其才能学术、忠言嘉谋，陛下之所深知，而见于已试。愿俾还朝，随器任使，稍迁于侍从，或复处以台谏。”（此据编类章疏增入。四月十四日，屼罢御史，又言“使忠鲠之士包羞难进”，或与此同一状，今两从之。）

　　癸巳，正议大夫、知安州蔡确复观文殿学士、知邓州，正议大夫、提举洞霄宫章惇充资政殿学士。既而给事中赵君锡论驳，仍罢所复职，确知邓州，惇知越州。（罢职在二十三日，今并书。十月十二日，刘安世劾胡宗愈云：“确、惇罪黜，今春遽用常例复职，台谏交章疏其巨恶，遂得追寝，而宗愈初无一言。”台谏交章当考。政目二月十六日，蔡确观文知邓州，章惇资政知汝州。二十四日，确本官知邓州，惇本官知越州。惇行状云：“得提举洞霄宫，迎亲还吴中。明年，除知越州，辞不行，改苏州。”本传于越州及苏州皆不书，行状又不书复职，实录亦不书先除汝州，与政目略不同。惇改苏州在四月十四日。）

　　诏罢春宴。

　　礼部状：“都省送下朝奉郎、监察御史、充集贤校理赵挺之奏：‘伏睹近制更易科举，参用经义、辞赋取人。以臣愚见，科场之中，得人失人，皆在试官能否。盖六经之义，固有渊意妙旨，而辞赋声律，就其术而论之，亦有精微至理。昔之学经义者，造道不能无精粗，学辞赋者，属辞不能无巧拙。以粗以拙者，尚不能知精巧者之所存，况其未尝诵读习学，而遽令主试考校，则去取升降安有不谬者哉？辞赋之罢，几二十年，世以进士登科者，止治一经。向来科举差官，只问出身，而不论元初登科所治何经。以治礼之人乃使考书，以治诗之人乃使考易，是以一经登科而令遍考五经，往往差失谬乱，今若更令参考辞赋，窃恐难为去取升降，其幸而得与不幸而失者必多，恐非朝廷设科取士，务在得人之意。臣愚欲乞特下有司，明立将来选差试官之法：每经各差试官一员，只考本经；别差辞赋登科，或曾应辞赋得解，后来用经入仕之人，专考词赋，量举人多少立定员数。如难得其人，即乞于通判人内兼差，或乞聚邻近州、军三五处，于一会要大郡类试，所贵试官之员易为充足，而考校之艺必须精致。看详发解及省试虽兼用经义、辞赋、论策，然而各分一场引试，故学者得以尽其所长。若廷试并合经义或策论、辞赋同为一日引试，深恐迫于晷刻，使举人仓遽难为尽工。欲乞依旧只试策一道，使其引古验今，足以见平日学识智虑之所存。’本部看详所差试官，欲乞将来科场如差三员者，以二员经义、一员辞赋；两员者，各差一员。所有考校，自依条试。所乞聚类邻近州军三五处类试，恐一郡之中难为应办，且依旧条施行。其殿试经义、辞赋举人并试策一道，合取自朝廷指挥，内外各依此差官。”诏并依礼部所定，仍先施行。（五月二十九日，苏轼奏。）

　　诏殿试经义、辞赋举人，并试策一道。从赵挺之请也。（十月末，傅尧俞等议。吕公著传云：“公著在仁宗朝，尝请进士先试策论；神宗初，又献议以经术取士；及知熙宁三年贡举，遂密启临轩专用策试。未几，公著以言青苗等事得罪去，王安石专政，乃尽罢诗赋，一用经义，独以春秋为残缺不可读，废其学，学者不得以应试。安石又与其子雱及其徒吕惠卿、升卿撰定诗、书、周礼义，摹印颁天下，凡士子应试者，自一语以上，非新义不得用。于是学者不复思索经意，亦不复诵正经，惟诵安石、惠卿书，精熟者辄得上第。有司发策问，必先称诵时政，对者因大为谀辞以应之。又多以佛书证六经，至全用天竺语以相高。晚尚字学，复以字书去取天下士，于是学者不复解经而专解字，往往离析字画，说一字至数百言，去经意益远。由是中外议者皆咎经义，而思诗赋矣。元祐初，台谏、待从、馆阁及四方上封事者，争言科举之弊，请复仁、英旧制。公著曰：‘先帝更新法度，如试进士以经术，最为近古。且仲尼六经何负于后世，特安石课试之法为谬尔。安石解经亦未必不善，惟其欲人同己为大谬尔。’司马光亦以为诗赋不可复，然论者习见经义之弊，忿懑不可遏，乃定制：进士初场试经义，次赋诗、论策，对经义者许引用古今诸儒之论及己见。又诏立春秋科，太学置春秋博士二员，禁有司不得于庄、老书出题，程文不得杂用申、韩刑名之学及引释氏书，仍罢试律义。至是，将廷试，执政又以熙宁复策之初，进士叶祖洽讥议祖宗，自后对策者皆讪前朝，以阿当世，因以为策问可废，当复诗、赋、论三题。公著曰：‘天子临轩发策，延四方贡士，询以治道，岂非近古良法耶？至于对者之是非邪正，则在考官去取尔。’乃依旧试策。其后论科举者亦未息，以至公著没而诗赋益隆，期尽废经义而后已，非公著意也。”）

　　东上閤门使、果州团练使、环庆路副总管曲珍迁领忠州防御使，走马承受李元嗣减磨勘五年，初赏讨荡西界曲六律掌功也。（范纯粹乞厚赏曲珍奏，已附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珍初以东合使叙果团，在去年九月十七日。实录云：“珍讨伐夏人，斩获一千二百二十有三级，故迁此。”已见二年九月十六日。）赐赵卨、范纯粹银绢，降敕书奨谕。

　　乙未，朝散郎、右正言丁骘为左正言，宣德郎、正字刘安世为右正言。司马光既没，太皇太后问吕公著：“光门下士素所厚善，可任台谏者，孰当先用？”公著以安世对，遂擢任之。（此据安世言行录。安世三章附月末，或只取第一章系之此日。）

　　朝散大夫王子韶为卫尉少卿。朝奉郎、司封郎中韩宗古知曹州。奉议郎、秘阁校理、权判登闻鼓院刘唐老为太常博士。

　　诏光禄大夫、吏部尚书苏颂，朝散郎、试大理卿杜纮，奉议郎、试侍御史王觌，朝散郎王彭年，朝奉郎宋湜、祝康，奉议郎王叔宪，宣德郎石谔、李世南，承务郎钱盖，各迁一官；蔡州观察判官晁端德循资；宣议郎张益减磨勘一年；奉议郎陈兟、承奉郎刘公噩减磨勘二年。以详定元祐敕令式成书推恩也。

　　己亥，诏罢变卖市易司元丰库物，从三省请也。

　　河东路经略使曾布请河外复置都同巡检五员。从之。

　　诏衙前差乡户处，速募人抵替，如见役人愿不妨户役投充者，听。（刘安世劾胡宗愈章当考。）

　　辛丑，朝奉大夫吕希绩为少府少监。（希绩，吕公著第二子。）

　　乙巳，诏戮内殿崇班、閤门祗候、广南东路兵马都监兼权东南第十一将童政，封、康、贺、新州都巡检使郭昭昪贷死，杖脊配沙门岛。以捕贼岑探而擅杀无罪者六十有三人也。经略安抚使蒋之奇措置有功，充宝文阁待制；兵马钤辖杨从先能根究发明，迁一官。（政目二十八日诏：“广东都监童政处斩，坐擅杀六十余人。”与实录同。苏轼云云，附九月戊申，当考。）

　　诏陕西路转运判官孙路赈济镇戎军被伤及劫掳民户。

　　权知贡举苏轼，同知孙觉、孔文仲言：“臣等伏见从来天下之患，无过官宂。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韩琦、富弼等独能裁减任子及展年磨勘。发议之初，士大夫相顾莫敢以身当之者，以为必致谤议，而琦等不顾，既立成法，天下肃然，无一人非之者。何则？私欲不可以胜公议故也。流弊之极，至于今日，一官之阙，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纭，廉耻道尽。中材小官，阙远食贫，到官之后，求取渔利，靡所不为，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负千钧之重，纵未能分减，岂忍更添？臣等自入贡院，四方免解举人投状称今来是龙飞榜，乞为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胜数，臣等一切不行。兼不住有经朝省下状，蒙送下本院只是坐条告示。近准圣旨，依逐举体例，下第举人各以举数特奏名，已约计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尚书省札子，取前来圣旨，特奏名外各递减一举人数，若依此数，则又添数百人。虽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当先事建言，但恐朝命已行，即论奏不及。臣等伏见恩牓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黩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牓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不言可知。今之议者，不过谓即位之初，宜广恩泽。苟以悦此侥幸无厌数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而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所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伏乞断自圣意，明敕大臣，特奏名举人只依近日圣旨指挥，仍诏殿试考官，精加考校，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学问，词理优长者，即许出官，其余皆补文学长史之类，不理选限，免积弊之极，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难缄默。”贴黄称：“臣觉见备员吏部，亲见其害，阙每一出，争之至一二十人，虽川、广、福建烟瘴之地，不问月日远近，惟欲争先注授。臣窃怪之，阴加访问，以为授官之后，即请雇钱，多者至五七十千，又既授远阙，许先借料钱，远者许借三月，又得四十余千。以贪惏无知之人，又以衰老，到官之后，望其持廉奉法，尽公治民，不可得也。”

　　丁未，内殿崇班焦政为供备库副使，西头供奉官张志清、夏偔并为内殿崇班；蕃官左藏库使牛讷之为皇城使，皇城副使包正、左藏库副使巴鄂卓克辰并为西京左藏库副使，左藏库副使结布、西京左藏库副使鄂德并为皇城副使，文思副使凌占结、堪布伽并为左藏库副使，西京左藏库副使鄂特凌敦、巴库斯、结摩约肆，供备库副使辖凌结并为文思副使，供备库副使乌丹为西京左藏库副使。并以执鬼章论赏也。

　　是月，同知枢密院范纯仁言：“臣窃见去冬以来，雪寒过常，今已仲春，阴沴未解，商贾束手，不能营生，贫困之民，死者甚众。圣心忧劳，修德禳变，赈恤备至，祈祷精虔，犹未有消复之应。臣窃思之，君子为阳，小人为阴，或虑朝廷之上，君子少而小人多，因致阴气过盛，而阳不能胜也。伏望诏三省选用正人，在外者使复归朝廷，在京者拔居要地，俾得聚会精神，讲求政要，以裨圣治。所谓举直错枉，庶使民心悦服，自然协气应诚，灾异不作。臣向蒙圣恩，不次擢用，惟以臣曾任帅臣，稍知边事，以西夏未宁，俾预经辑。今夏人虽受封册，并不遣使入谢及贡贺坤成节，全失恭顺，今秋必恐须至用兵。皆臣筹策无效，以至于此，叨窃重禄，死难塞责。虽天地之恩，曲垂容贷，而臣何敢恬然自安？伏望圣慈除臣陕西一郡，或西夏必叛，可以就赐驱策，庶得躬修战守，仰答圣恩。今日帘前已曾奏知，伏望圣慈特赐俞允。”上遣中使宣谕封还札子。

　　纯仁又言：“臣近以西戎桀骜，边事可虞，愿守陕西一郡，庶几亲备驱策，誓将驽蹇，以答遭逢。昨日帘前伏蒙圣恩宣谕，令臣休入文字，不觉感伤涕下，愈知恩重命轻。微臣过计私忧，不免再有陈奏，未奉俞旨，退不遑安。缘臣识昧几微，老渐衰暗，应变于旬浃之外，制敌于数千里之闲，仰赞庙谋，宁免差误？稍失机会，动系安危，一贻宵旰之忧，臣虽陨身何益？近日诸路探报多言贼中点兵，当遣谙事之臣，就近照管边备。臣虽无取，义合请行，庶几老马趋涂，稍知所向，万一有补，所系非轻。伏望圣慈特察愚诚，深为国计，发于睿断，早赐允从。”（言行录误以为二年事，今移见此。）

　　中书舍人曾肇言：“臣昨奉使契丹回，有雄州、瀛州百姓各陈述差役不便事，其状虽已退还，然体问得各称今日应役费用，多于往时出钱者。以二州推之，窃恐其他州县以至诸路亦或如前之所陈。臣于役法利害本不详知，但承乏从官，将命出使，既见二州有所陈述，不敢隐默。伏望圣慈明诏有司，更加考察，如见今逐处役法尚有未便于民者，不惮修完，归于便民而后已，以称朝廷爱恤民力之意。”贴黄称：“熙宁中更定役法之时，臣兄布判司农寺，实与其事。臣今言之，不为无嫌。但臣既亲见二州有所陈述，若观望畏避，不以上闻，在臣谋身远嫌，虽为得计，于事君体国之谊，则恐未尽。此臣所以不避僭越之诛，冒昧以闻，伏望圣明曲赐照察。”又称：“瀛州百姓自言曾经户部及转运司陈述，后来未有指挥。”

　　肇又言：“昨奉使契丹，还至河北，窃闻朝廷命王孝先开孙村口减水河，欲为回河之计，调发河北及邻路人夫应副工役。询之道路，皆云：‘见今河流就下，故道地形甚高，兼系黄河退背地分，恐难成功，当河北频年灾伤之后，未宜有此兴作。’臣方欲具所闻上奏，伏见诏书放罢人夫，又令候来年春兴工。饥愁之民，一旦尽蠲力役，归复田里，得以及时耕作，恩泽深厚，入人骨髓，足以感召和气，消复天变。然臣谓朝廷既候来年春方兴河役，则日月尚远，朞年之闲，犹可讲求利害，不必固守孙村口之说。臣昨在河北，见转运使谢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渐成河槽，水性趋下，恐无可回之理，但当闭塞支流，纵之北去，正是行其所无事。’卿材尝画八事闻于朝廷，其说简易明白，似有可采。伏望圣慈更下水官及河北路监司，公共讲求开孙村口及卿材所陈利害，孰为得失，朝廷择其善者，断而行之，庶使议论早定，观望希功之人无所侥幸于其闲，不枉费民力，更招后悔。臣生长南土，亦未尝在西北守官，其于大河利害，实所未达，然备位近侍，偶因出使，有所闻见，不敢苟止，惟圣明裁察。”（卿材以元年十月自陕西徙河北；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再任；八年，徙河东；七月八日，兼领都水使者。）

　　右正言刘安世言：（此据安世言行录，或只系之十八日初拜时。）

　　臣近被圣恩，擢置谏列，内惟谫薄，媿无以称，寻具辞免，不蒙俞允。窃伏思念陛下所以不次用臣者，岂徒备二省之员，为朝廷美观而已？盖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实，任之以职者，必责其效。臣拜命之初，未敢指陈政事，而首论治乱之本原，人君之大体，庶有以副公朝图任之诚意。盖愚臣平日之所学，惟陛下无惮烦而试听之。

　　臣闻书称尧之德曰：“稽于众，舍己从人。”舜戒其臣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傅说之复于高宗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然则古之聪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过人者，未有不以纳谏为先务也。今陛下居久安之时，乘不拔之势，崇起教化，修举法度，粲然追迹于三代之隆者，岂有他哉？特以陛下至诚虚己，首开言路，故人人自竭，乐告善道，而天下之情无不通也。然臣尚有疑者，自去岁已后，屡罢言事之官，中外臣民不知其详，往往窃议，以谓陛下好贤之志稍异于初年，纳谏之心渐怠于昔日，臣窃忧之。

　　恭惟祖宗以来，尤以台谏为重，虽所言者未必尽善，所用者未必皆贤，然而借以弹击之权，养其敢言之气者，乃所以制奸邪之谋于未萌，防政令之失于未兆也。今陛下深居九重，政在大臣之际，固宜开广聪明，留意采纳，而前日台谏数人相继罢去，甚者至于不究其所论之是非，不察其所争之当否，阳饵以美迁，阴夺其言责，使忠正之臣愤懑而不能发，修洁之士愧赧而不敢受。若果出于陛下之意耶，则亏损圣德，不可不戒；若出于大臣之计耶，则陛下宜察其用心，不过欲排天下之公议，以快其私意而已。臣窃谓奸人用事之始，任台谏足以折其谋，至于祸胎既成，虽圣贤不能救其害。陛下视今日何如祖宗之朝，而乃一听大臣之所为，蔽耳目之任，而屈忠义之气，非所谓慎终如始也。

　　臣之所以先献此言者，非谓忝列谏垣，乃敢要君以固位也。实以上关宗庙社稷安危之机，下系君子小人消长之渐，是以反复论列，期有以感动宸衷。若夫世俗之人指以为嫌疑者，臣固有所不避也。伏望万几之暇，详览瞽言，奨进端良，容受直谏，参之以公议，持之以诚心，所爱者必知其恶，所憎者必知其善，使臣下不能窥伺闲隙，以售其私，则忠言嘉谋将继此而进矣。臣天赋愚直，不识忌讳，惟陛下察其爱君忧国之诚，少赐留听，不胜幸甚。

　　又言：“臣尝考载籍，以推先王之道，虽礼乐刑政号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于命令而已。昔之善观人之国者，不视其势之盛衰，而先察其命之弛张；未论其政之醇疵，而先审其令之繁简。惟其虑之既熟，谋之已臧，发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则坚如金石，信如四时，敷天之下莫不倾耳承听，耸动厌服，此圣人所恃以鼓舞万民之术也。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涣汗其大号。’传曰：‘令重则君尊。’又曰：‘国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圣人慎重之意也。臣伏睹朝廷命令变易频数，远不过一二岁，近或朞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诏未颁，而后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从。求其弊源，盖由讲议未精，思虑未审，人情有所未尽，事理有所未通，或牵于好恶之私，或溺于迎合之说，是非无所辨，取舍无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为之纷更也。方平居无事之时，轻慢如此，缓急有事之际，何以取信于人？伏望圣慈深鉴前古之戒，谨为今日之虑。至于法度之废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协谋，博极利病，广览详择，务当义理。更其所可更，则不嫌于违俗；守其所可守，则无惮于袭故。申敕门下，无使徒为审读，以应故事，其有措置失当，前后谬戾者，必举封驳之职。庶几诏令清简，使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

　　又言：“伏见先皇帝考古视典，建置治官，天下之务分总于三省，散隶于六曹，循名责实，大体虽善，而措置法度未暇致详，此议者所以论官宂之弊，而首及于寺、监也。伏惟陛下即位之初，常赋之外一切蠲复，所入有限，则国用有不足之虑，是以专置官局，裁节浮费，（元年四月十八日，诏户部裁减浮费。）而膳部并于主客，虞部入于屯田，又量事之闲剧，以定员之多寡，六曹所减凡十九员，而官无废事，人无异论者，处之得其理也。臣常观先帝时，寺、监长贰多不并置，亦有无卿、少而丞、簿行其事者。今太仆、卫尉、鸿胪、光禄、太府各二卿，军器、将作、少府各二监，丞、簿、官属仍不预焉。省曹所减止十二员，而寺、监所增乃倍平昔，前日省官之诏遂为空文，损彼益此，何补于治？昔杜佑建议于唐，以谓：‘皋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尚书、大理卿是二皋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书、将作是二垂也；伯夷作秩宗，典邦礼，今礼部尚书、礼仪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泽，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旧名不废，新职日加，空存虚称，皆无实事。’臣每爱其言，最为切理。今百司申陈，必经寺、监，而长、贰鲜敢予夺，悉禀六曹。不惟虚烦文字，淹留旬月，而又省、寺指挥闲多异同，内外有司艰于遵守，加以官吏猥众，糜耗廪禄，非有厘革，将不胜弊。欲望圣慈参酌典故，稽考名实，凡寺、监之职可以归之六曹者，宜尽省之；或事务实繁，及国体所系，不可罢者，亦宜裁为定员，不使宂滥，庶几官得其人，经费易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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