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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祐二年七月(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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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戌，御札付中书省曰：“门下侍郎韩维尝面奏范百禄任刑部侍郎所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余件，经今多日，疑无奏牍，及令开具闻奏，却称须俟讨寻。（御集赐韩维手札：“卿向日延和殿奏，待与范百禄理会十数事，可只今开具进入。”不知是何月日，今附此。）夫辅臣奏劾臣僚，当形章疏，明论曲直，岂但口陈，意无迹。既无明文，何异奸说？维为辅臣，不正如此，朕何赖焉！可罢门下侍郎，守本官分司南京，仍放谢辞。”（百禄与维争收例归中书事，在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苏轼三年十月七日云云可考。） 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即上疏言：“臣伏思陛下自临政以来，慈仁宽大，判别忠邪，于辅弼之臣每加优礼，故得上下安乐，人情悦服。今来韩维必是进退之闲语言乖谬，上触龙鳞，然维昨与范百禄争论刑名等事，若以为性强好胜则有之，亦未见奸邪事迹。若以奏劾臣僚当有章疏，则自来大臣造膝密论，亦未尝须有章疏。比来批语所罪，恐未足以风示四方。兼维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废弃，陛下初政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责，罪状未明，虑必有雠嫌之人飞语中伤，以惑圣听。况五六十年来，执政大臣未曾有此降黜，恐中外闻之，无不惊骇，自此人情不敢自安。臣又窃思皇帝陛下春秋方富，正赖太皇太后陛下训以仁厚之道，调平喜怒，以复仁祖之政。若大臣仓卒被罪，则小臣何以自保？臣受陛下恩，与常人不同，意欲致君于尧、舜，措国于不倾，以报陛下。故今来虽当雷霆之怒，不敢爱身，以陷陛下于有过之地。伏望少回圣虑，其批降指挥见只在臣处收掌，听候圣旨。” 是日，公著又言曰：“臣适来已具奏论韩维不当责降。臣待罪宰臣，若人主有过举，臣第一合当论列。况韩维素有时望，今来罪名不显，忽行责降，除命若出，物论必然大骇，皆以朝廷为失政，致陛下于有过之地，臣亦何安。伏望圣慈特赐包容，且令安职，俟其有请，听使去位，以全君臣之大体，免致中外讥议。”是日晚，中批付公著曰：“览卿所奏，为罪韩维事。维不惟性强好胜，今日观维族人、知识布在津要，与卿孰多？以此人多不平。维之强横，若俟其有请而后罢，则今后朝廷何敢行事？纪纲自此不复振也。卿更详度，作文字进入。” 中书侍郎吕大防亦上奏曰：“今夜吕公著封送录到降付中书省御批指挥一件，为门下侍郎韩维面奏范百禄不当，可守本官分司南京；及称一面奏缴元降指挥。臣窃详韩维忠谠有素，士望甚高。陛下自初临政，擢维于沈滞之中，委以柄用，贤士大夫莫不称颂盛德，为之相庆。一旦忽以奏事差失，遽行谴责，恐非所以风示四方，开接众正之体。吕公著不令臣知，一面论列，必已竭尽至诚，上裨圣治。伏望天慈详察，特为开纳。况维所坐至细，止是拙于奏陈，未可加以重责。若此命一出，则人人有不自安之意，系今日治体之根本。伏望深思而熟察之，少息雷霆震耀之威，使全臣子进退之分。臣不胜至恐至愿！”（大防札子，其家尚存奏本，有封还御宝，乃七月十三日所上，今附此。）中批付大防曰：“览卿所奏韩维事。维为大臣，言臣僚过恶，自当公行，岂有口陈而已者？此不为罪，何耶？宜依已降指挥施行。日后果有臣僚烦言营救，必当重行贬窜。” 癸亥，公著复上奏曰：“昨日，两具札子，论列韩维不当责降事，伏蒙圣恩特降批旨，稍霁威严，仍令臣更详度作文字进入者。臣所以区区论奏，盖以韩维于兄弟中最有美誉，亦别无奸邪显状，若诏命一出，恐必致四方讥议。臣伏思陛下自去春以来，包容蔡确等，使自引去，独于韩维不能少忍耶？且门下侍郎位遇至重，自非罪恶彰显，必俟其有请，即听去位，最为得体。伏乞圣慈少留神虑，其元降到指挥谨同封进入。”是日，中批付公著曰：“卿所奏韩维于兄弟中最贤，以兄弟推之，则粗有虚名，若考实则未闻。维之欺罔，宜在不赦，然以卿累言，更不欲重责，止以其罪罢门下侍郎，与一知州差遣。卿宜先定一州郡，实封进入，续降出文字施行。”公著即上奏曰：“祖宗朝，执政以罪罢，亦皆有带职或转官，告词内不说事因，只平罢者；但不因陈请，即非美罢。近世吴奎，神宗以其留韩琦、排王陶，自礼部侍郎、参知政事除户部侍郎、资政殿大学士、知青州；臣兄公弼，为与王安石、韩绛争事，亦是不因陈请，自枢密使、刑部侍郎除观文殿学士、吏部侍郎、知太原府。今来韩维若只不与转官，令带旧职知州，即是罢黜，然但恐命下之日，执政、辅臣及台阁、侍从必更有论执政者。今拟上邓、襄两郡及令带资政殿大学士，更乞裁酌。” 甲子，诏韩维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然犹用前责辞。公著乃与中书侍郎吕大防同奏曰：“此大事也，更乞访问太师文彦博。”同知枢密院范纯仁言：“臣窃闻韩维有与外任指挥，臣伏见韩维公忠笃实，禀于天性，议论赏罚，据理直陈，尽心国家，不避嫌谤，陛下用为执政，可谓股肱之良。伏惟陛下宽仁大度，委任群臣、进退辅弼，咸以至公。今韩维未闻别有大过，不俟封章陈请，遽然逐去，必有奸人密行谮诉，上误圣聪，致陛下用贤不终，使大臣失进退之节，实恐正人失望，有亏圣政。伏望陛下深加睿思，或因臣僚开陈，却令追寝前命，以成帝尧舍己从人之德，以继商汤改过不吝之美。臣被恩殊异，难以缄默，伏望圣慈深赐采察，天下幸甚！臣与韩维亦沾姻戚，既欲上裨圣化，难以避嫌自安。更乞圣慈遍询文彦博、吕公著已下诸大臣，则知维之邪正。若维果是正人，则虽有些少过失，全望陛下主张；若以小过去之，是使奸人得计，恐非天下之福。臣闻谤韩维者多言其引用亲戚，乞陛下将进用过韩维亲戚遍问三省，元是何人发意，因与不因韩维，自然有无阿私事状明白，庶不误陛下至公之意。” 中书舍人曾肇封还韩维词头，具奏曰：“窃以朝廷进退执政大臣，上系国体，下动人听，苟有未安，所害不细。今陛下责韩维以尝面奏范百禄所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余件，及令开具闻奏，却称须俟讨寻，既无明文，何异谗毁。臣伏思韩维所言，诚出于谗，则固不为无罪，然未见维指陈百禄不正及非理事迹，则其言是非尚未可知。若百禄果有不正及非理事迹，则维言为当，罪在百禄；若百禄无之，则维不为无罪。伏望诏维指陈百禄不正及非理事迹，然后陛下质以公议，则是非自见。所有诰词，臣未敢修撰。”太皇太后批付肇曰：“辅臣奏劾臣僚，岂有案牍不具，徒口奏而已者？盖是出于容易，谓予听览可欺也。以此罢其职，岂谓与范百禄较证是非，然后为有罪耶！宜依前降指挥，作文字施行。” 肇复具奏曰：“臣前日辄稽诏命，妄陈所见，退省僭冒，恭俟刑诛。不谓陛下赦其狂愚，特赐诏札，委曲诲谕，如父训子。臣岂不知从命顺旨为得礼，逆命咈旨为有罪？然臣一门之内，世受国恩，陛下擢臣备位近侍，德泽深厚。臣傥贪于承命，怀不尽之心，致天下之论谓陛下听决万几，三年于此，辨别忠邪，赏罚功罪，无不曲当，而独于此有过举之累，则臣之负国，罪何可逃？臣之报君，义将安在？此臣所以不避万死之责，倾写肺肝，冀有补于万一也。臣前奏乞令韩维指陈范百禄所为不正及非理事迹，非欲令维与百禄较证是非，正欲考核维之欺君与不欺君尔。若维所陈皆中百禄之病，则是维为执政，敢为朝廷别白邪正是非，真得大臣之体，虽案牍不具，出于口奏，岂可谓之欺哉？若维所陈皆失事实，则其欺君罔上，事理灼然，明正典刑，人心自服。盖执政大臣参预国论，其于论议臧否人物，不必一一具述文字，但顾所言当与不当，推而行之，人心服与不服尔，岂以一无文字便谓之欺？惟是百官有司有所陈列，须具札子、奏状自达，非如执政大臣朝夕进见，故不得不然也。古者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岂以具案牍为事哉？今陛下责维徒口奏而已，遂以为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以为陛下以疑似之罪而逐大臣，恐于陛下威德不为无损也。执政大臣自此以维为戒，无敢开口议论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务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之谊，亦非大臣展布四体，以事陛下之道也。夫执政大臣，天子之所礼貌，所与共安危治乱者也。古人以为人主之尊如堂，群臣如陛，廉远地则堂高。又言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夫二千石盖一郡守尔，犹不可轻易去之，况陛下左右执政之臣，有堂陛之势者乎？臣受陛下厚恩，食朝廷重禄，岂肯私一韩维，以负陛下？然臣惓惓不能自已者，为朝廷惜进退大臣之体尔。伏望陛下察臣此心，澄神熟虑，傥蒙采录，乞如臣前奏施行。”不报。 先是，左司谏吕陶累章论维：“怙势任情，阴窃威柄。方陛下垂帘听政，不宜使大臣如此专恣。若不早赐罢免，邪计必行，邪党必胜，非朝廷之福也。”（陶家传云陶五上章论维，然未见陶五章。实录称御史论维多除用亲属，盖指陶也。陶论维除用亲属，亦不止一章。及维罢免时，陶已为谏官，不为御史矣。不知实录所称御史果何人。上官均自殿院与陶同日徙他官，或均固尝论维，但其章弗布尔。今依陶家传略存此数语，更须考详。今徽录、均传亦不载尝有章劾维，奏议亦无。）及是，又言：“伏闻有旨差韩维知邓州，此陛下深得制御大臣之术，耸动四海，慑伏万官，自古圣君英主无以过此，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曾肇敢封还词头者，盖肇向忝中书舍人，累有臣僚弹奏，维素喜肇，力主张之，今日肇以此报德耳。臣又风闻肇与韩族议为婚姻，若果如此，圣明更赐审察。” 乙丑，左司谏吕陶为京西转运副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为比部员外郎。（陶迁司谏，均迁殿中，在五月十六日丁卯。刘攽制集：上官均自殿中侍御史除兵部员外郎，叶祖洽自兵部郎中为礼部郎中，同一制。不知实录何故以均为自殿中改比外，当考。政目与实录同。）先是，侍御史杜纯、右司谏贾易等缘张舜民事劾陶、均面欺同列，而陶亦自请补外，上疏论朋党曰：（杜纯劾陶等欺同列，此据晁补之所为行状，且云纯坐是忤旨。贾易劾陶则据陶疏。均事当考。） 尝观古之圣君贤臣相与图治，能辟众正之路，杜群枉之门，功业隆而声名著者，其术无他，在乎绝朋党之患而已。朋党之患，不止于忘国家之事，以私己自营，挟疑似之说，以养交固宠。其患乃在乎中伤忠直尔。忠者先伤，则凡怀忠者不容；直者先斥，则凡任直者不免。夫然后率天下之人为不忠、不直，而相与共欺其君者，朋党之患耳。 人君不患不能知治道，而患不能知朋党；不患不能知朋党，而患在不能去朋党。昔者刘向论朋党数千言，李德裕推广其说，然二人者，卒为朋党之所害。使人主能知其弊，则二人者，岂有不能自明之理哉？故曰患在不能知之也。唐文宗聪明俊伟，有志于治，叹曰：“去河北贼易，去二李之党难。”始失其制，终成其乱，虽欲痛治，势所未可。故曰患在不能去之也。盖人主所恃以治天下、服万民者，公议也。朋党作，则公议亡，人心无所赖，上下相徇，毁誉乱真，人主虽独公其心于上，天下谁与同其是非忧乐哉？ 臣视往事之变，嗟念久矣。起自疏远，无左右之助，陛下擢于众人之中，付以言责之任，感慨自誓，恨无死所，以报万一。然臣尝谓谏官、御史当尊朝廷，肃臣下，谨名分，正纪纲，远比周，然后为称职。故遇事必言，不暇恤己，抵牾同列亦既多矣，违戾权贵亦已甚矣。顷因程颐不严君臣之分，欲就别殿说书，臣以为礼贵防微，事宜戒渐，名分一僭，实生厉阶，乃献封章，论其不可。奏削方上，而陛下已悟其失，有旨改正，则是颐之妄请，不待臣言，而陛下已辨也。臣于颐素无嫌怨，所论奏者乃职事耳，非欲沮颐以伸己也。同舍缘此反目相视，不啻仇敌，阴怀睚眦，伺隙求报。 未几，张舜民罢职，台谏纷然共议营救，亦欲率臣同入文字。臣既思虑短闇，始欲救之，遂诺长、贰以谓可言。既而再思，理有不可。其后全台具疏，力来强臣，臣乃详论舜民之言不可从，舜民之罢不当救，面却其请，不敢雷同。及至召赴三省宣谕，其人各以为耻，怀怨愈深，意欲使臣不可独免，遂形恶奏，上凂圣聪。仰赖陛下睿明天纵，照见邪隐，社稷神灵弗佑非道，斯人党与不攻自破，孤臣获全，复进谏列，此天地之造也。今韩维之上客、程颐之死党，犹指舜民之事以攻臣，是朋党之势复作，而朝廷可欺，乃天下之深忧也。臣安可忍而不辩，忍而不去哉？所以辨者，小则欲明一身之枉，大则欲救天下之害也。愿陛下垂听而察焉。 大凡台谏供职之始，当有章疏，所言之事，必以远者、大者为先，近者、小者为后，此其体也。今政令之得失、生民之利害，必有大于舜民之事者，而不先言之，乃汲汲言臣者，意非他也，其一则贾易为程颐报怨也，其一则杜纯藉此以悦韩维也。韩缜误神宗之政事，韩宗师忝秘阁之除命，韩宗儒丑秽之迹，郭茂恂赃贪之罪，臣累尝弹劾，则维之憾臣亦深也。彼杜纯者，与韩氏为婚姻。绛既判北京，乞差纯为本路运判。朝廷起纯于停废之中而遣之。在河北未数月，召为大理少卿。荷德于韩氏，岂肯不报？其人天资刻深，持法苛峻，每断疑狱，主议惟重，以求合韩维之意。维多从其说，于是表里相成，与范百禄异论，维因此益嘉之。忽有侍御史之除，命下之初，不协公议，臣是时深欲论奏，适会傅尧俞等事未辨明，恐不知臣者谓臣又起争端，遂隐忍而罢。则纯之言臣以悦韩维，迹状亦明矣。至于贾易为程颐之党，则士大夫无不知之。 今二人者，不知何辞以罪臣也？谓臣已尝出言欲救舜民，既而不救，有反复之罪乎？是不许臣深思，而欲臣苟合也。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闻之曰：“再斯可矣。”盖中人之性，烛理不能尽明，凡于事变，必再三思虑，则庶几无悔，虽圣人亦许之。夫以孔子之圣，许季文子之再思，而台谏不容臣之深虑，亦已过矣。谓臣见同官罢职，不出力以救之，为薄于风义乎？则事固有轻重，理固有取舍，不可执一而言也。臣虽不救同官，薄于风义，其过小也；其知不当救，而苟为辞说，附会党与以救之，则欺于朝廷，其罪大也。臣宁有小过，而不敢为大罪，宁致同列之深怨，而不误国家之大事，臣何愧也！臣之罪止于此，而言者源源未绝，必欲臣废逐而后已，臣深痛朋党之弊至于斯也。 夫朋党之人，寄佞于忠，托奸于直，济之以智，成之以敢，不可不察也。昔刘崇鲁（案：原本作刘栖楚，今据李磎传改正。）哭李磎白麻者，为谄崔昭纬也；张又新构李绅之冤者，为附李逢吉也。（案历代名臣奏议，张又新作刘栖楚。唐书载又新与栖楚同为逢吉构绅，而又新尤甚，则作又新为得实，今仍原本。）岂宜圣世复启此风？小分曹类，大成党锢，渐不可长也。臣伏闻真宗皇帝尝戒谏官曰：“不得潜为朋比，阴有中伤。”祖宗训戒，著在史册，安可忘哉？ 恭惟皇帝陛下尧仁舜孝，规天广地，对扬祖考之光训，对越上帝之景命。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圣哲仁慈，远出千古，四海治理，万几得失，神遇而心悟，其于邪正，了无遗察。臣虽以蝼蚁之命，立于虎豹之群，凭赖天地之力，未赐斧钺之诛，以安其余生而不忧。然臣有喋喋不能已者，盖众口可以铄金，积毁可以销骨，曾参杀人，入市有虎，言者三至，未免置疑，跬步一差，遂投朋党之陷穽，此臣之所以深忧也。夫竭力事君，有死无二，死得其义，有何憾为？臣之区区，惟恐不得死于陛下之斧钺，而将死于朋党之陷穽，则臣犹有憾也。伏望陛下哀怜鉴照，罢臣言职，免使纷纭之议，烦惑天听，臣不胜幸甚！ 又言：“杜纯到台已来，朝廷累送刑名公事付台定夺，纯独持深议，意务在杀，与胡宗愈等各状论奏近日阿袁之事是也，（阿袁事当考。）此亦可见其附韩维矣。贾易既言臣，又欲率孔文仲同上殿论奏，文仲拒之。程颐素不与文仲往还，忽谒文仲，盛称贾易言臣之事，因以言诱文仲令助言之，文仲深不平其说，此朋党可见矣。”又言：“新除台官赵挺之乃邢恕妻兄，从程颐学，因杜纯荐为御史。以颐与纯之故，亦必言臣，惟陛下幸察。” 易凡五状言吕陶，其略云：“傅尧俞、王岩叟近尝弹奏陶为不曾论列张舜民事而面欺同列，言已有文字，蒙降朝旨令其分析。传闻吕陶不自引咎，尚敢毁诬忠良，以为强横逼使言事。如其果然，何陶之小人而无忌惮一至如此！且尧俞、岩叟亮直一心，求以报国，天地鬼神固亦鉴其诚意，缙绅士大夫苟有知者，孰不称其贤而深惜其去。而陶也，诡谲奸人，安然复位。按：陶习尚卑凡，猥同市井，包藏深阻，险于山川，托朋附以自安，怀机穽而难保。”（编类章疏系二年六月十九日。）又言：“窃闻今月十六日，三省同奉圣旨，除吕陶、上官均差遣。执政大臣心知其非，而迟疑犹豫，近及旬浃，竟无所辨正，出于不得已而行之。且大臣既不为陛下开陈可否之义，而台谏又皆怀私顾忌，钳口养交而已。然则陛下何赖于股肱耳目之助乎？”又言：“窃闻吕陶之党与已众，根柢已深，有不可动摇之势。诚恐群邪迷国，为天下大患，欲为陛下拔其源而塞之，无使滋蔓而不救也。今陶之死党徧自执政大臣、侍从要官，相与驰驱往来，昼夜合谋，欲尽去正直中立之人，然后肆意逞欲，以居美权要选。忠义之士，无不扼腕疾首。”又言：“陶之党人在要路者，固已瞋目而怒，勃然见于辞色，将恐机穽四发，挤臣于不测之祸。”又言：“外议谓陶之党人乃近臣之强者，与一二大臣素为朋比。近以利害劫彼大臣，使之进说，乞下前命，是以密启于陛下，故陶与上官均之命复出。此事之虚实，惟陛下知之。若果如其说，其为大臣者亦不忠之甚也。”（编类章疏六月二十八日奏。）又言：“吕陶昨寝罢左司谏之命，以其有不忠之罪，中外公论皆以为当，犹恨其斥逐之晚也。陶包羞觊幸，借托请救，乃复得之。果以不忠得罪，阅月可复乎？彼贪利之人，志在苟得，而无耻乃其常态，何至朝廷蔽失如此之甚哉！”（编类章疏七月五日奏，今并附此。）及是，陶与均罢言职，陶外补而均内徙。（两人俱罢言职，均内徙而陶外补，盖易攻陶特甚，由此除命不同。均曲折当考。赵挺之除御史，在六月二十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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