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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祐二年五月(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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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壬子朔，侍御史王岩叟言：“臣连上封奏，乞复张舜民言职，尚未蒙指挥。臣以舜民志在尽忠，虽一言失当，而无可罢之罪，清议沸腾，以为过举，义不敢安，理当极论，惟陛下少赐采纳。臣读汲黯传，每窃叹息，其为人憃直而好谏，遇事辄发，如公孙弘、张汤辈怀诈饰智，以阿人主，他人所不敢言，黯常面触之，故不独汉庭之臣知所畏惮，至淮南王欲谋叛，以黯在朝，为之寝谋。直臣之于国家，戢奸慝，消祸乱，其益如此！故天下之爱其君者，莫不愿得而用之，愚臣区区之衷，实在于此。今日之论，非私于舜民也，为陛下惜一敢言之臣也；非争一属官也，为陛下惜言路也。言路重则朝廷尊，风宪陵迟，国体随弱，必然之理也。陛下于此幸加反思，非好臣之说胜也，好人主之道胜也。臣以言为职，言而见用与言而得罪，皆所以报陛下，惟知而不言，则为背德尔。舜民得敢言之名，朝廷被罪言之谤，臣窃恨之，伏望圣慈检会臣等前章，早赐付外施行，使怨归言路，而美在朝廷，臣不胜大愿！”贴黄称：“陛下之意，常欲朝廷清净，人无闲言，甚盛德也。然而事顺理则静，逆理则争，此必然之势也。今命御史以言为职，却以一言微侵大臣，便行罢斥，数日以来，满廷之臣喧然不平，唯说此事，盖缘事不顺理，所以如此。臣等虽欲自静，不可得也，须至交章烦渎圣聪。伏望陛下深思所以顺事理、息人言，天下幸甚！” 岩叟又言： 臣累上章言张舜民罢职非罪，乞令还台，未蒙采纳施行。此事所系不在一张舜民，而在人主，在国家，臣所以夙夜忧惧，不知所处。 陛下开言路之初，即言事官多与权臣为敌，恐绚不易当，每德音丁宁，既慰藉之，又嘉赏之，谓朝政阙失、大臣私邪、百姓疾苦，事无大小，一一但言，欲赐一一主张。言事之臣，恃陛下照鉴如此，故敢遇事必言，无所回隐。然古今之公患，患在执政大臣多不便之而隐为巧说，以害其忠，必使人主信之而不觉，终至忠言不用，而权臣得以行其志。所以人言曰：“宁触人主怒，莫忤权臣意。”葢以人主无心，虽怒必解；权臣私意，一忤不忘。此人情不得不畏也。苟非守节死义之士，谁能忘其家而遗其身，以取权臣之怒哉？陛下虽加奨激，未必便得其人，今又罪而斥之，臣恐忠义知难而退藏，佞邪乘闲而进取，阴附大臣为自安之计，不复以陛下之事为事矣。 前日，御史中丞黄履、殿中侍御史刘次庄阴附蔡确为奸，方确用事，陛下何由得知？不幸确去而其奸始败，使确且在位，履与次庄进用盖不可量。今日舜民忠向陛下，因论边事，偶有一言旁及大臣，反无所伤，遽以大臣不悦而罢之，是附人主不若附权臣也。此事在目，非臣妄言。臣伏睹陛下初降出舜民论封册疏，必不以彦博照管奉世之言为毁伤，彦博亦未必须欲朝廷逐御史。臣恐执政大臣有忿舜民攻其所讳，而增饰老臣之言，以动圣心而挤舜民，以快其私忿者，陛下不可不察。又非独挤一张舜民也，其意乃欲尽倾言路也。盖知舜民之罢，台谏必争，封奏纷纭，言词愤激，必拂圣意不喜，则言路皆可摇而去矣，此其奸谋，陛下又不可不察也。奸人以此尝陛下，一事既行，后必有甚于此者，此士大夫之所以为朝廷忧也。 臣度圣心岂不欲复舜民言职，应恐不能慰彦博意，故两难耳。臣窃伏思陛下特屈公议，黜御史，以为老臣者亦足矣，至矣。今以公议不可夺而复还之，非陛下得已也，老臣岂不谅陛下之心哉？尚何以为憾乎？由此而言，臣以为陛下处之不两难耳。臣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而不以姑息。愿陛下以德爱老臣，勿使受姑息之讥，则陛下所以待之者，厚于黜御史矣。诚蒙陛下幸听臣言，则朝廷过举，反而为盛德，老臣谤议，变而为美谈，破奸谋于欲肆，激忠气于已销，社稷之福多矣，非臣之利也。臣倾尽肝胆，以告陛下，今日遂死，无所恨矣，惟圣主留意无忽。 舜民疏言“庙堂欲苟免一时之责任”，又曰“夏人强弱之势，可谓都不知”，又曰“执政大臣不能为陛下尽心谋谟。”臣观舜民此言，于国则忠，于身则愚矣。愿陛下怜而察之。 既而中丞傅尧俞又与全台及谏议大夫梁焘列奏：“臣等窃以言事之官许令风闻，祖宗之诏，曲全过当。许风闻则岂皆责实，全过当则必欲尽言。舜民昨论列四事，及因刘奉世乃天子左史，下使属羌，恐失事体，众谓因文彦博照管，且非斥言彦博，又非专击奉世，其大意在尊朝廷、爱国体而已。其闲侵诋论议大臣之言为多，故中外之人以谓舜民之罢，名为言及于彦博，实由触怒于柄臣。臣等窃以朝廷罢一御史，必当正其罪名，布告中外，可以示天下、励臣节、正纪纲、贻后世。今舜民既无朋附中伤之迹，又非犯颜逆鳞之过，不当以一言风闻之失，遂罢御史，以快柄臣之意，违祖宗曲全过当之诏，损仁圣至诚听纳之德，非所以示天下、贻后世、励臣节、正纪纲也。臣等惓惓愚衷，至于再三，不能自已，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霁天威，曲回睿诏，省察臣等前后章奏，付三省施行。如臣等所论不当，乞行贬责，以谢中外。”（“曲全过当”，天禧元年二月诏。） 知开封府钱勰言府界诸县盗贼未至禁戢，诸县有重法地分，乞依河北等路特降权宜指挥。从之。（旧录有此，新录削去。权宜指挥在四月十七日，旧录亦不载。） 癸丑，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韩缜知永兴军，龙图阁直学士、新知秦州吕公孺为秘书监，资政殿学士、中散大夫、知永兴军曾孝宽特迁中大夫、知秦州。（孝宽二十四日改颍昌。吕陶云云附六月末。） 殿中侍御史孙升言：“公孺文学本非所能，行义不为人称，徒以世家，致位通显。昨自高阳移就秦陇，坚辞疾病，乞就闲散，或以宫观自便，或以小郡苟安。班资虽高于人，材行不称其任，秘书之长，公孺非宜。若果有疾，则当遂其所请，若实无恙，则岂宜偃蹇挟持，抗君命而不行？伏惟圣慈详察，别赐指挥，以允公议。”（公孺二月二十八日知秦州。孙升谈圃云公孺除秦州，辞不行，请宫观，即以秘书少监领宫祠。升言：“近尝有某官亦如此请，因得罪，不宜以宰相弟遂挠法。”公著不悦，出升知济州。按出升知济州，自为张舜民事，又公孺为秘书监，非少监，亦不领宫祠，谈圃皆误也，今不取。政目四月十一日吕公孺提醴，实录不书，更详考。） 诏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同举监察御史二人。（据王岩叟奏藁，举御史乃五月四日敕，今依实录，系之二日，或仍移见四日。）尧俞、岩叟言：“臣等先准敕同举监察御史，遂荐承议郎张舜民，伏蒙除授。近者，舜民因言事罢职，差判鼓院。臣等以舜民居官有补，被黜无名，清议沸腾，不以为允，累具论奏，乞陛下特赐优容，许归言职，上以全国体，下以息人言。臣等日俟开纳施行，其监察御史阙难别举官。所有敕二道不敢祗受，已具状缴申尚书省去讫。”又申尚书省曰：“尧俞等以舜民憃直敢言，无所回隐，昨论封册夏国主，乞使者缓行，以审其事，及论起居郎天子近侍，不可屈使属羌，亦自有理。止以一言旁及大臣，遽行罢斥，书之为罪，彰示四方，非所以塞阿谀、劝忠义，风厉天下，以为后世法也。虽言官被责，目以为常，而为国惜名，不当缘此。况自两宫临御，二年于兹，惟闻从谏之美声，罔有罪言之过举。今日之事，天下惜之，谓言路长循默之风，朝廷生壅蔽之患，当自此始。恐非二圣所以望执政之心，亦非执政所以报两宫之事，遂而不改，所损益深。已累上疏论列，乞复舜民言职，日俟允从。其监察御史阙难别举官，所有敕书不敢祗受，已具奏闻去讫。谨具状缴申尚书省，伏望特赐敷奏施行。” 诏知州人年七十已上合入监当、监庙差遣者，给驿券。 阿里骨既立，疑朝廷畏己，乃与夏国伪相乙逋通，约以熙、河、岷三州还西蕃，兰州定西城还夏国，鬼章又阴以印信文字结汉界属户为内应。四月，遂举兵寇洮州，掳赵醇忠及杀属户大首领经斡穆等数千人，驻兵常家山，分筑洮州为两城以居。北城周四里、楼橹十七，南城周七百步、楼橹七，跨洮州为飞桥。（是日，五月二日癸丑。）引步骑七万围河州南川寨，焚庐舍二万五千区，发窖粟三万斛，黢从杓、羊家二族六千余口，并导夏人数万众攻定西城，败官军，杀都监吴猛而去。（八月十四日，募杀乙逋者，围南川。十八日并二十四，实录乃见，今书其始攻之日。此据汪藻青唐录。藻称三月寇洮州，据赵醇忠等。按四月二十二日，刘舜卿犹言鬼章于洮州生熟户杂居地分迤东一带打掳，亦羌人常事。则掳赵醇忠、杀经斡穆必非三月，当是四月末也。掳赵醇忠、杀经斡穆，不知藻据何书，当考。夏人寇定西城，杀吴猛，实录亦不书其月日，但于六月十二日因推恩猛等始书之。今因藻录，并见于此。猛乃定西城监押，藻录脱略，今补填之，庶不失事实。） 甲寅，诏：“应枢密院差除官，因体量乞先次冲替、差替、对移、差遣，并申取枢密院指挥。” 乙卯，以交趾进奉使朝散郎、户部员外郎黎钟为吏部员外郎，副使宣节副校尉、西头供奉官、閤门祗候杜英辈为东头供奉官、西京左藏库副使。 邕州左、右江都巡检使成卓责授内殿承制，添差监均州酒税，仍令差人伴押前去交割。以枢密院言其保任交人不当，及擅将黎文盛所上书状录与安南等罪故也。 诏前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张颉、提点刑狱林颜各展二年磨勘，转运副使高镈、转运判官张升卿各降一官，升卿仍与小处通判，坐言者论颉等不戢将佐，因捕岑探，杀及平人故也。 诏：“广南东路钤辖杨从先生擒岑探，未尝杀戮，特迁一官；同立功人李佛郎与右班殿直，仍赐名忠；梁仲文、李养并与三班借职；耿章等五人共赐钱五十万，命经略司等第给之。” 枢密院言：“四月二十六日，诏‘西关堡防托禁军和雇入役人，若西贼犯兰州，已逼城下，方得结成阵队，靠险避贼，或退归熙、河州，不得迎贼，堕其计中。’本虑西贼大兵深逼兰州，须当以西回避。今探报必无大兵深入，若委有贼马渐逼役所，须众寡不敌，方可退择要便，据险捍贼，欲入侧近堡寨并力守御，更不退归熙、河州，致贼追袭。其役所和雇禁军一千五百人，亦须桩留甲仗器械，准备战敌。”诏刘舜卿会元降诏旨施行。 诏：“大使臣如曾任将、副，不因罪犯替罢，见今合入亲民差遣，年五十七以下，并许依条选具脚色，仍于引验状内别立项开排，申枢密院。” 户部言：“河东经略安抚使吕惠卿奏：‘本路太原、汾等一十四州军正税外，别有和籴，据其田亩，视其苗稼，等第科籴，而未尝用钱。请委监司体访州县民情，别议立法。’又臣僚上言：‘请委官讲议，除河外三州理为边州不和籴外，有十一州军于理合一概均上件和籴，或请将和籴四色都大石、束数目减三分，于自来不著和籴处收籴。’诏令河东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司与经略安抚司同相度立法以闻。本部欲请应和籴并于见纳年额十分中取八分为额，各随户色分数减定，更不给钱。遇灾伤，随秋税分数减放，以转运司应给价钱补之。其以四色粮草互相折纳、及折纳黍、秫、米，并仍旧。如本户灾伤不及五分，听依久例支移，不得创有科折，及请易和籴之名为助军粮草。”从之。（惠卿家传载惠卿元奏，合附元丰八年六月八日，新录削去“吕惠卿奏请委监司体访州县民情，别议立法”等字，今仍旧本。吕惠卿家传，元丰八年事：河东和籴之弊，盖已百年，惠卿始至，既以其事上闻，乞蠲久负，犹以元丰四年以前为限。及是，大赦，应二税沿纳钱将自来倚阁者，并与除放，而和籴不预。惠卿乃上疏曰：“本路太原汾等十三州军正税之外，别有和籴。体问得始据田亩，视其苗稼，等第科籴，米每斗钱三十文，粟十六文，大豆二十二文，草每束十文。虽估价颇贱，而民于登稔之际，先期得钱，未以为病。中间有司弥失其指，四分中一分见钱、三分折茶，而又以一时科籴之数立为定法，遇有典卖推割，一如正税；而夏秋灾伤，乃执和籴之虚名，不得与正税检放，于是民始病之。至嘉祐中，有司又以折色之物虚估非实，复裁定米每斗一十二文五分，粟十文，大豆九文五分，草每束四文，并支见钱。则其价又减大半矣。至熙宁以来，复以盐布见钱中半支给。至元丰元年，有司复请和籴价钱更不支与人户。今转运司趁时赴沿边州军籴买粮草封桩，如遇灾伤，据籴买下数目折充人户纳数，如无灾伤，三年一次充折茶。于是和籴始不用钱。契勘本路积欠和籴，推嘉祐四年十月祫享赦恩及七年九月明堂赦恩，并截定年分，特与除放。及治平二年十一月、熙宁元年十一月郊赦恩，又只除放第四等已下，其余赦恩并不开说，以此至今所在积欠，万数不少。则是虽有和籴之名，而人户未尝得钱，乃不得与灾伤检放倚阁，及不得随赦恩蠲。而近上人户，又支移于边上送纳，每斗米卖钱有三百文者，则比之税租，尤为可矜。今论者不过以谓河东边储实赖和籴，虽有积欠，不可蠲免。臣以为不然。今本路岁额和籴约计八十二万四千余石，虽遇丰稔，所纳不过七分。使民力更可催促，即无积欠，已自足支年计。如不可催，即当年正额尚不能足，何能远及积欠？纵令有司鞭扑督趣，使之输纳，必却欠下当年正数，则朝廷虽不蠲放，徒令有司用督趣之虚文，胥吏因缘为奸，终无补于国用之实也。伏惟皇帝陛下新登宝位，太皇太后陛下出护听断，赋正之初，方以深仁恩泽大赉于万方。于此之时，若不特与蠲免，则一路之弊无时而苏。况河东人户自军兴以来，科率调发，其为雕敝，朝廷所知，而又赋税困于支移之远，耕夫分于武事之习，去秋复遭水灾为患，则其为疾苦尤所宜恤。而积欠与年额正数，事不两集，其理灼然，诚罢之则是损簿籍之虚数，而为朝廷之实惠也。”从之。惠卿复以谓虽放其积欠，而不正其根本，则是凶年取盈，使民流离之患犹存，而不知数年之后，积欠之弊复如前日。乃请据逐户所认和籴数目、官中合支价钱克除分数外，其余并割充秋税正额送纳。遇灾伤，合行检放倚阁，并如税法。元丰八年六月八日可考。） 编类神宗皇帝御制所言，中外臣僚之家，有赐到御批诏札，除涉边机外，余若意在严奉，不欲令官司校对者，请令实封送所在官司缴纳。从之。 丙辰，宣议郎邓忠臣为正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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