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元年五月(3)

元祐元年五月(3)

　　丁卯，诏大理评事以上毋得更试刑法。

　　右司谏苏辙言：

　　臣前四上章言蔡京知开封府推行役法，明知旧法人数冗长，近降圣旨许州县相度有无妨碍，至于揭簿定差亦无日限，而京违此指挥，差人监勒开、祥两县，一依旧发人数，于数日之内差拨了当，意欲扰民以沮成法，兼京曲法庇盖段继隆赃污公事，乞先罢京差遣，催督大理寺结绝断遣，不蒙朝廷施行。寻因京陈乞外任，特除知真定，臣复上言，真定大藩，不当付新进有罪未决之人，朝廷并不省录。今臣窃见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蔡朦，施行役法不曾相度有无妨碍，督迫州县差拨衙前，详定役法官韩维等言其害人，即日降知广济军。臣窃详蔡京、蔡朦均是奉行役法，用意刻薄，欲以骚扰百姓，败坏良法。而京官在侍从，朝有党人，擢为藩帅，朦以官单无党，黜为知军，同罪异罚，公议不厌。

　　臣又见大理寺勘得李雍经开封府论段处约将父知济州段继隆进奉空名状，召人承买，要钱三千贯，奏邢州张家假作外甥事。臣看详李雍所告，段继隆罪名不轻，若不得实，即李雍无缘不坐诬告之罪，此乃官司行遣之常，蔡京无缘不知。今既以段继隆为无罪，又却判放李雍，自相违背，有同儿戏，则其受情反复，不待勘劾而明。今大理寺乃敢公然用情，恣京妄乱分析，更不勘出情弊。臣今访闻得案内本寺容纵京等不依公尽理根勘事节，谨具画一如后：

　　一、李雍初下状论段处约等，京为处约是尚书都省主事，有官合申省勾追，即判“申”字。既而又言处约恐未是主事，抹却“申”字，判勾余人，勒段处约分析诣实申。此一节显是情弊。段处约若系主事，即合申勾。若不系主事，即合直勾。岂有抹却“申”字，便不勾追之理？显见段家关节未到，京即依公申勾处约，关节既到，更免勾追。

　　一、李雍论处约卖奏荐恩泽，已有钱数实状及买卖主名，自合将下状及被论人并一行证佐，送所司根勘。今但勾到证佐，信令虚妄供状，称不是召人承买，手分王事安乞送所司，京执不肯，只以所供虚妄状词为凭，显是情弊。

　　一、京既不肯根勘诣实，却更分外为处约巧作方便，会问进奏官奏了何人，要符合处约分析。臣未尝见官司根勘罪人，不令两词自相对辨，却为罪人外求证佐便为了当。

　　一、京既凭众人虚词执李雍元状为诬告，已判一“勘”字，即是欲勘李雍诬告之罪，后来又却抹却“勘”字，判一“放”字，显是心知李雍不是诬告，不敢勘问。今大理寺却纵令京等妄称李雍系自首，故判“放”字。臣看详李雍只是自首同情卖官之罪，即不曾自首诬告段处约之罪，何缘以自首判放？信意虚妄，如欺小儿。大理寺官吏无缘不觉，显是用情庇盖。

　　右乞朝廷详酌。上件四事，即京之受幸曲庇段处约等，上书诈不实，徒二年私罪及卖官三千余贯未入己赃罪，纵无情弊，其昏缪不职，已当责降，况有上件四事，情状甚明，兼有前来差役不当，与蔡朦同罪，积此奸弊，合行重责。其大理寺官吏辄敢观望权要，用情故出蔡京情罪，亦乞重行责降。如朝廷未以臣言为信，乞送御史台重行根勘，即见实情究竟如何。

　　初，御史中丞刘挚言：（挚此章不得其时，因五月十二日诏孙觉等修立学制附见。按后来挚乞罢置局，乃是五月十五日奏也。）

　　臣窃以学校之制，主于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群居众聚，帅而齐之，则诚不可以无法。然而法之为学校设者，宜有礼义存焉可也。比岁太学屡起大狱，其事一出于诬枉，于是有司缘此造为法禁，烦苛凝密，士之学于其间者，转身举足，辄蹈宪网，束缚愈于治狱，条目多于防盗，上下疑贰，求于苟免，先王之意，礼义科旨，逝已尽矣。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诸生禁不相见，教谕无所施，质问无所从，但博士月巡所隶之斋而已。谓如此则请问者对众，足以为证佐，以防私请，以杜贿谢。嗟夫，学之政令，岂不大缪先王意哉！私请贿谢，如是真可以绝之乎？而又斋数不一，不可以随经分隶也，故使兼巡。如周易博士或巡治礼之斋，礼学博士复巡治诗之舍，往往所至备礼请问，相与揖诺，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设学校教养之法，师生问对，愤悱开发，相与曲折反复，谆谆善诱，盖其意不如是之疏也，其道不如是之觳也。（案：觳，薄也。义可通。）先王之于天下，遇人以长者君子之道，则人必有长者君子之行，而报乎上者斯有礼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则彼将以小人犬豕自为，而报乎上者不能有义也。况夫学校之间哉！太学自置三舍之法，寥寥至今，未尝应令成就一人，岂真无人也？主司惩前日之祸，畏罪避谤，士虽有豪杰拔萃之才，谁敢题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则是先帝有兴贤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圣慈详酌，罢博士、诸生不许相见之禁，教诲请益，听其在学往还，即私有干求馈受，自依敕律，仍乞先次施行外，应太学见行条制，委本监长贰与其属看详，省其烦密太甚，取其可行便于今者，有所增损，著为科条，上礼部再行详定，上之三省，以听圣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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