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五年六月

元丰五年六月(1)

　　六月辛亥朔，蕃官皇城使李德明领资州团练使，赏功也。

　　诏鄜延路转运司：“葭芦寨濒河东路克胡寨对岸，既城葭芦，即克胡、天浑、定羌等寨皆可省去，合其兵力，专事葭芦，委蔡烨相度施行。”既而烨以为不可废。

　　诏：“鄜州制勘公事，近追系八十一人，当此盛暑，非人情所堪，可限十日结案。景思谊、张谊、张荛发来赴阙，如有罪，案后以闻。其得力蕃官亦先疏出，有罪就鞫之。”（四月甲寅，遣宇文昌龄勘刘绍能于鄜州。今催结案，恐非绍能事。五月丙戌，张舜民送鄜州供答，当是勘高遵裕出界事。景思谊、张谊、张荛所坐，当考。七月十七日，张荛以通直郎上书，擢环倅。密记六月十四日甲子、二十二日壬申，七月五日甲申、十三日壬辰、二十二日辛丑，皆合参照。）

　　诏陕西都转运司昨起干粮千八百九十万斤，可以存留者随处桩管，不可存者兼充军食。

　　诏陕西转运司体究阌乡令王师轲托疾避免部押人粮至军前罪状以闻。

　　又诏：“自今宗室防御使转观察使已上，听大宗正寺司磨勘，历任保明，奏降中书取旨。其副率至防御使，即中书磨勘，进状请画敕授。”

　　环庆经略司言：“斩西贼统军嵬名妹精嵬、副统军讹勃遇，得铜印、起兵符契、兵马军书，并获蕃丁头凡三十八级。”诏以印、符契、兵马军书来上。（据张守约墓铭：西贼犯怀安寨，守约出他道斩二统军、蕃兵四十六级，生擒八人，发兵符契二、甲马六十四、铜印六，即此役也。）

　　癸丑，吏部尚书李清臣言：“尝奏论门下、中书省全录画黄直付所司事，今又于详定官制所受到前批无押字画黄四件，虽著门下、中书省官及名，即无首尾可显何处送到门下省进呈。在格，当录其事目留本省，以画黄付下，既以书名，则体不当押字，而所承受官司各有付受历照验，岂得不知来处？”诏清臣分析以闻。其后罚铜十斤。（清臣传云：“清臣为翰林学士，详定官制，迁吏部尚书。故事，除官，宰相与参知政事同进拟。官制行，独中书省取旨，而尚书、门下不预。持权者病之，数奏以迂回为言。清臣请对，具为上指陈尚书、门下所以不便之意。仍命清臣仍领官制，有疑就质之。执政怒，摘前奏中语，谓清臣有不当议者，欲出之。诏俾赎金。”清臣传盖因晁补之行状载赎金事，与实录不同，附注当考。）

　　上批：“张守约累称探得近边贼马屯聚，今来出界，带领军马不少，其所斩获不多，便称今已小捷引回，显是过为大言，中实畏怯，不切前去掩戮。方当盛暑，虚有烦扰，可令分析以闻。”既而守约自陈出奇掩击，所获虽少，然皆其酋领。上释之。

　　甲寅，修两朝正史成一百二十卷，上服靴袍，御垂拱殿，引监修国史王珪，修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赵彦若、曾肇进读纪、传。赐珪银绢千、宗孟六百，各赐对衣金带，改官，并不听辞免；珪赐一子绯章服，清臣、存、彦若、肇各迁一官；与修史官苏颂、黄履、林希、蔡卞、刘奉世各赐银绢有差，故相吴充银绢六百，故史馆修撰宋敏求百五十。（两纪并书王珪上两朝史。）

　　河东转运司言：“臣僚上言：‘府州威远、麟州飞骑各两指挥，乞每州更增两指挥，许本路诸军投换，加料钱至五百。’本司据河外物价翔贵，顿增马军四指挥，似出非计。乞仍旧料钱，止招土人，不许投换。”诏：“威远、飞骑见阙人数，特增利物钱千招填，候及元额以闻。”

　　诏渭州推勘泾原转运使叶康直公事，可限十月结绝，吏人免追。（此因朱本。己未，康直改陕西路运副。）

　　先是，泾原总管司承受文字梁同奏康直转饷粮米，腐恶不可食，大抵为粟十八九，难以责士死力。上大怒曰：“关右之粮每斛数千，而挽输之费倍之。今贵籴远饷，反不可用，徒弊吾人于道路，则康直可斩也。”王安礼曰：“一梁同言耳，疑未得其实，请按之。”上乃遣新陕西转运判官张太宁与周参核其事，且械康直于狱，以待簿责焉。既而审验得米十八九，意始解，出康直于狱，复其使事。（此据王安礼行状增入。康直初下狱是何时，正月二十九日，张舜民云云当考。）

　　上批：“河东不能出力展拓境土，吴堡、葭芦今创为修筑，洎成，但交割守之而已。虽创添两寨，其实已并七寨人马防戍，余皆旧日边面，未知因何如此艰难保据，显是上自主帅，下至将佐，惟欲广占兵马，不恤耗蠹国财，便己自营，余非所知。其王居卿并管勾麟府路军马张世矩不可倚仗，其别选官代之。”世矩降一官，移熙河路将。

　　西京左藏库使、吉州刺史、内侍押班石得一再任皇城司。（得一再任皇城司，朱本有之，墨本不载。今从朱本，当考初任是何月日。苏利涉传云：“利涉勾当皇城司，循故事，逻者报事不皆以闻。后石得一代利涉，事无巨细悉奏御，且购以赏，民间往往以飞语受祸。”利涉传在神宗录元丰五年十月九日，其陆佃坐此被责事，在绍圣二年二月四日。韩驹云：神宗置八厢探事人，中官石得一领其事，每夕语其下曰：“明日要好公事。”由是逻察严甚，悉以付大理寺。寺卿杨伋，元祐间谪黄州，东坡当制云：“岂有数年之间，坐数万人之狱！”谓此事也。元丰七年，内失一金盂，上甚怒，诏得一必获贼。得一奏乞捕者与供库吏犯者不问一切处斩。及获贼，乃得一之子，有司以斩论，时谓报应致然。）

　　熙河经略安抚司奏：“兰州内外官属，法当拨地为圭田。今新造之区，居民未集，耕垦人牛之具皆强役之。乞计数给以钱钞，而留其地为以营田，或募弓箭手。”从之。

　　乙卯，诏承事郎、权管勾秦凤路常平等事张大宁移永兴军路，依旧兼提举熙河等三路弓箭手营田蕃部。

　　是日，三省因论奏赵彦若草吕公著告词事，王珪曰：“彦若性多执，昨修国史庞藉传，种世衡之子古上书，以其父首用间以杀野利旺荣，遂致元昊乞和，庞藉为枢密使，抑其功，朝廷下御史台，至定赠世衡防御使。彦若争此一事久不决，虽然事在境外，固不可知。”上曰：“是不然。当是时，元昊作逆既久，困于点集，其势已蹙，非因世衡用间。昔邹与鲁哄，三战而三北之，小固不可以敌大，以中国事势，元昊区区一小国尔，安能抗也？”珪又曰：“世衡在青涧城久，边人至今思之，以谓有良将才。”上曰：“世衡不知教养士卒，使之乐战，欲以口舌取胜。昔吴起为楚将，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从横者，遂成霸业。此所谓知本矣。”初，彦若草公著知定州告，右丞王安礼父名益，嫌用“益”字，辄涂改数句，彦若不从。及权起居郎，因对迩英阁奏之，上曰：“安礼侵官，当戒之。”月余，中书取安礼所涂草，彦若即以进入，故及之。

　　上批：“昨据李宪奏请泾原路自熙宁寨进置堡障，直抵鸣沙城，以为驻兵讨贼之地，朝廷悉力应副。近李舜举奏财粮未备，人夫惮行。朝廷以舜举所言忠实可听信，已指挥放散人夫等，更不追集诸路兵，即是已罢深入攻取之策。若贼犯边，自当应敌掩击，则守御亦有定计。勘会鄜延路止以本路事力，于百里之外进筑城寨，讨荡屯聚贼马。今泾原如更兼熙、秦两路事力，即不减七八万兵。若去边面不远，进筑堡垒，自可止用厢军馈运，岂须更仰夫力？或贼马啸聚，正我所欲，便可讨杀。如此举动尚不可为，则宪之初议直抵鸣沙，万一夫溃粮绝，取侮更大。令李宪依前诏速具利害以闻。若果难兴作，即罢泾原路经略制置使，归熙河兰会路经制司本任，候过防秋赴阙。”（已上朱本同。）

　　先是，朝廷知陕西困于夫役，下诏谕民更不调夫。至是，李宪牒都转运司复调夫馈粮，以和雇为名，官日给钱二百，仍使人逼之，云：“受密诏，若军须不办，听擅斩都转运使以下。”民间骚然，出钱百缗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栅于山泽，不受调。吏往，辄殴之。解州枷知县以督之，不能集；知州、通判自诣县督之，亦不能集；命巡检、尉逼之，则执挺欲斗，州县无如之何。士卒前出寨冻馁死者什五六，存者皆惮行。仓库蓄积，所在空竭。吕公著既罢，群臣无敢复谏者。西京留守文彦博言师不可再举，上逊辞谢之。（此即二月二十五日答诏。）会李舜举自泾原来，为上泣言，若再出师，关中必乱。上始信之，乃令宪归熙河。舜举退诣执政，王珪迎劳之，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舜举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当国，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内臣止宜供禁庭洒扫之职耳，岂可当将帅之任耶？”闻者代珪发臱。（此据司马记闻稍删润之。陕西更不差夫，见二月五日丁巳敕牓。）

　　先是，五路出兵，问罪夏国，几百万，行千里无所获而归，上意欿然，念未有以复其志者。至是，临轩谓宰相王珪曰：“西师再举，趣以期上。”珪曰：“自古行师，惟恐馈运不继，比朝廷捐钱钞五百万，以佐军食，既有备矣，复何虞？”尚书右丞王安礼曰：“珪所言特文具耳，陛下诚听之，恐必误国家事。且钞不可啖，必变而为钱，钱又变而为刍粟。今五月矣，使七月用兵，则未易济也。”上顾安礼曰：“卿亦知灵州事耶？”简牍具存，敕安礼就蔡确观之。安礼曰：“臣固不知灵州事，然以今揆之，未可再举。”上曰：“姑徐议之。”后十数日，见上有细书于策者，出以示执政曰：“此熙河措置事也，实李宪为之。宪云：‘昨欲行军，糗粮已具，下至士卒药石，无不有也。一闻罢师，士皆丧气。’宪，宦者，犹欲立事，分朝廷忧，卿等独无意乎？在唐宪宗时，淮蔡为乱，廷臣附和为含蓄计，其谋议与主合者，独裴度耳，故一举而元济歼焉。惜乎度之谋议不出于公卿之上，而乃在于阍寺之间，朕甚陋之。”群臣相视无以为对，安礼曰：“淮西之叛，非有险固可负，特以兵利卒顽，奕世擅命，然必有裴度之谋，光颜之忠，李愬、李佑之勇，为之裨辅，引天下方镇屠之，顾犹假以岁月而后得志。今夏国之强，非淮西之比也；李宪之庸，非裴度之匹也；麾下诸将，非有光颜、愬、佑之忠勇；而五路之兵，非有魏博、朔方之节制。自军兴以来，士卒羸耗，器械散亡几尽，当议所以蕃息之，用兵非策也。且异时陛下固尝遣宪，而宪辄辞。今诚知其不可，而强欲请行，此为奸言以钓其上，不可不察。”于是上怅然感悟，不复议再举事。（此据田画所为王安礼行状附见，更须考察。）

　　鄜延路经略司言：“权葭芦寨主折可适等乞给公使钱千缗，置蕃落一指挥，以五百人为额，召募逃军改刺，或诸军投换，并招弓箭手，借与地耕种。”诏：“公使钱给七百千，招蕃落兵，河东经略司相度，余从之。”

　　诏：“自今事不以大小，并中书省取旨，门下省覆奏，尚书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带‘三省’字行出。”是日，辅臣有言中书省独取旨，事体太重。上曰：“三省体均，中书省揆而议之，门下省审而覆之，尚书省承而行之。苟有不当，自可论奏，不当缘此以乱体统也。”先是，官制所虽仿旧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设官之意，乃厘中书门下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纷然无统纪，至是，上一言遂定体统也。（已上据墨本，已下据朱本。）

　　初，上欲仿唐六典修改官制，王珪、蔡确力赞之。官制：以中书造命，行无法式事；门下审覆，行有法式事；尚书省奉行。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职令，而政柄尽归中书。确先说珪曰：“公久在相位，必拜中书令。”故珪不疑。一日，确因奏事罢留身，密言：“三省长官位高，恐不须设，只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各主两省事可也。”上以为然。已而确果独专政柄，凡除吏，珪皆不与闻。后累月，珪乃言：“臣备位宰相，不与闻进退百官，请尚书省官及诸道帅臣许臣同议。”上许之。（此据蔡兴宗官制旧典，当考。神宗职官志：门下省受天下之成事，凡中书省、枢密院所被旨，尚书省所上法式事，皆奏覆审驳之；中书省，凡事干兴革增损，而非法式所载者，论定而上之。）

　　三省并建政事，自以大事出门下，其次出中书，又其次出尚书，皆以黄牒付外，众以为当然。王安礼初不预官制事，乃为上言曰：“政畏多门，要当归于一，特所经历异耳。今也别而为三，则本末不相见，是何异秦、齐二王教与诏敕杂行，安所适从？臣以谓事无巨细，宣于中书，奉于门下，至尚书行之，则尽善矣。”诏从之。

　　蔡确既为右仆射且兼中书侍郎，欲以自大，乃议尚书省关移中书，当加“上”字以重之。王安礼争曰：“三省，天子攸司，政事所自出，礼宜均以一。确乃欲因人而为轻重，是法繇人变也，非所以敬国家。”已而正色问上曰：“陛下用确为宰相，岂以材术卓异有绝人者，抑亦叙次迁陟，适在此位耶？”上曰：“适在此位。”又曰：“固适在此位。”安礼顾谓确曰：“陛下谓适在此位，何得自大如此！”

　　上每燕见大臣，多及前代兴亡事，必究论帝王之贤否，尝曰：“唐德宗虽播迁，然天资聪明，不失为英主。”安礼曰：“德宗之为君，见近而不及远，务末而不知本。方在奉天时，遣人侦贼中事，索需袴子之无有，而乃深自悔恨，未及反正，置琼林、大盈，以惩其失，殊不知致朱泚之乱者，乃自于算商贾、税间架，以植怨于民，使泾原叛兵得以借口。此而聪明，孰非聪明者？”

　　上临御久，群臣俯伏听命，无能有所论说，时因奏事有被诘谪者。安礼进说曰：“陛下固圣矣，而左右辅弼，宜择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则朝廷尊。彼奊诟者见利而逝，至于论事，苟取容悦，偷为一切之计而已，人主将何便如此？”上善其言。（四事并据田画行状附此，更须考详。）

　　上批：“泾原路进筑城寨，已降朝旨权住兴役，其宣政使、宣州观察使、入内副都知李宪去年功赏未施行，可勘会取旨。”于是三省、枢密院以前十二月己巳指挥，除宪景福殿使、武信军留后，仍赐银绢各二千疋、两。（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己巳。）

　　御史台言：“察按点检群牧使韩缜替日，以官物入私家，已一年。本台今年正月按举，三月方纳入官，群牧司亦不公行。”诏付大理寺。（并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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