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八年四月(3)

熙宁八年四月(3)

　　萧禧之再来，上遣入内供奉官、勾当内东门司裴昱赐韩琦、富弼、文彦博、曾公亮手诏，曰：“朝廷通好北朝几八十年，近岁以来，生事弥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而辄造衅端，妄来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虽图籍甚明，而诡辞不服，今横使复至，意在必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将优容，敌情无厌，势恐未已，万一不测，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询故老，卿夙怀忠义，历相三朝，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以待遇之要、御备之方，密具以闻，朕将亲览。”

　　琦言：

　　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殚，日欲再乞残骸，保此颓暮。不意陛下以北敌生事，深思预防，记及孤愚，曲有询逮，敢不勉竭衰残，少塞圣问。

　　臣窃以契丹称强北方与中国抗者，盖一百七十余年矣。自石晋割地，并有汉疆，外兼诸戎，益自骄大，在祖宗朝屡常南牧，极肆凶暴。当是时岂不欲悉天下之力必与彼角哉？终爱惜生灵，屈就和好，凡疆埸有所兴作，深以张皇引惹为诫。以是七十年间，二边之民各安生业，至于老死，不知兵革战斗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

　　臣观近年以来朝廷举事，则似不以大敌为恤。敌人素以久强之势，于我未尝少下，一旦见形生疑，必谓我有图复燕南之意，虽闻彼主孱而佞佛，岂无强梁宗属与夫谋臣策士引先发制人之说，造此衅端？故屡遣横使，以争理地界为名，观我应之之实如何耳。所以致彼之疑者，臣试陈其大略：

　　高丽臣属契丹，于朝廷久绝朝贡，向自浙路遣人招谕而来。且高丽小邦，岂能当契丹之盛？来与不来，国家无所损益，而契丹知之，谓朝廷将以图我，此契丹之疑也。

　　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长，耕牧自足，未尝为边鄙之患。向闻强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杀其老小以数万计，所费不赀。而河州或云地属董毡，即契丹壻也，既恐辟地未已，岂不往诉？而契丹闻之，当谓行将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

　　北边地近西山，势渐高仰，不可为塘泊之处，向闻差官领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长，以制敌骑。然兴于界首，无不知者，昔庆历慢书所谓“创立堤防，鄣塞要路”，无以异矣。然此岂足恃以为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

　　河朔义勇、民兵，置之岁久，耳目已熟，将校甚整，教习亦精，而忽然团保甲，一道纷然。义勇旧人，十去其七，或拨入保甲，或放而归农，得增数之虚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

　　自彼来辨理地界，河朔缘边与近里州郡，一例差官检讨，修筑城垒、开淘壕堑，赵、冀、北京展贴之功役者尤众，敌楼、战棚之类，悉加完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备足，逐处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检视，排朶张盘，前后非一。又诸处创都作院，颁降新样，广谋造作，澶州等处创为战车。此皆众目所睹，谍者易窥，且敌人未有动作，彼无秋毫之损，而我已费财殚力，先自困弊，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

　　近复置立河北三十七将，各专军政，州县不得关预。雄州地控极边，亦设将屯，其随军衣物，有令兵士已办者，有令本营增置者，有令官造给付者，以至预籍上户车马驴骡，准备随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盖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

　　夫北朝素为敌国，设如此，则积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为谋者也。今横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视朝廷。况代北与雄州素有定界，若优容而与之，实虑彼情无厌，浸淫不已，诚如圣诏所谕，固不可与；或因而不许，彼遂持此以为已直，纵未大举，势必渐扰诸边，卒隳盟好。盖事有因缘而至此者，乃烦明诏访以待遇备御之要。自顾老朽，夙夜思之，其将何策上助圣算。然臣闻言未及而言谓之躁，言及而不言谓之隐。臣昔曾言散青苗钱不便事，而言者辄肆厚诬，非陛下之明，几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虽其间有未协人情者，实避嫌疑不敢更有论列。今亲被诏问，事系国家安危，言及而隐，是大不忠，罪不容诛矣。

　　臣尝窃计，始为陛下谋者，必曰：“自祖宗以来，纪纲法度率多因循苟简，非变不可也。治国之本，当先有富强之术，聚财积谷，寓兵于民，则可以鞭笞四夷，尽复唐之故疆，然后制作礼乐，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钱，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复以为本，但务多取，岁增本钱，无有定数。又有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户，皆令次第出钱，募人应役。从来上户轮当衙前重难，故其间时有破败者，今上户一岁出钱不过三十余缗，安然无事，而令下户素无役者岁岁出钱，此则损下户而益上户，虽百端补救，终非善法。又役钱之内，每岁更纳宽剩钱以备他用，此所谓富国之术者也。且农民送纳夏、秋税赋，一年两次，纳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纳青苗与役钱，已是加赋，有过限者，亦依二税法科校，则是一户一岁之中，常负六次科校，民不胜骇矣。稍遇水旱，则逋负官钱，流移失业，是已著见，孰敢言者！又内外置市易务，尽笼天下商旅之货，官自取利，主以得利为功，锥刀必取，小商细民遂无所措手。加以新制日下，更改无常，州县官吏茫然不能详记，稍有违者，坐以徒刑，虽经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监司督责，以刻为明，簿法之苛，过于告缗，故州县之间，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脱罪为幸。

　　夫农者，国之根本也；商者，能为国致财者也；官吏者，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农者则怨于畎亩，商者则叹于道路，官吏则所在不安其职，恐陛下不能尽知也。夫欲攘捍四夷以兴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摇，众心离怨，振古以来，未闻能就此功者也。此则为陛下始谋者大误也。陛下有尧之仁、舜之聪，知其所误，能改不吝，圣人之大德也。

　　又今好进之人，不顾国家利害，但谓边事将作，富贵可图。献策以干陛下者，必云：“敌势已衰，特外示骄慢耳。以陛下神圣文武，若择将臣领大兵深入敌境，则幽蓟之地，一举可复。”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岁灾伤，民力大乏；缘边、次边州郡刍粮不充；新选将官皆麄勇；保甲新点，未经训练。若驱重兵顿于坚城之下，粮道不给，敌人四向来援，腹背受敌，欲退不可，其将奈何？此太宗朝虽曹彬、米信名德宿将，犹以致岐沟之败也。

　　臣愚，今为陛下计，谓宜遣使报聘，优致礼币，开示大信，达以至诚，具言朝廷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与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无，岂有他意，恐为谍者之误耳。且疆土素定，当如旧界，请命边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隳祖宗累世之好，永敦信约，两绝嫌疑。望陛下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释彼疑。万一听服，则可迁延岁月，陛下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修，塞下有余粟，帑中有羡财，俟敌果有衰乱之形，然后一振威武，恢复旧疆，快忠义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无穷矣。如其不服，决欲背约，则令河北诸州深沟高垒，足以自守，敌人果来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驱逐，大帅持重以全，取胜自此。彼来我往，一胜一负，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即未知何时复遂休息也。至于清野之法，则难尽行，盖事宜之际，不可率一境之民比户将牛马礟粮尽入城郭，盖至时或有往保山寨者，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留人看守庄舍者，或有就近入居城郭者，当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不可按图先定，必令入城郭而居，虽有严令，必不从也。在祖宗朝，屡经北人之扰，乡民避寇，率亦如此，愿朝廷不须一一处置。

　　臣历事三朝，十年辅相，官已极品，归荣故乡，万事无不足者，年将七十，宿疾在身，每思告老前去，庶全始终。比缘圣问之及，因敢一贡尽言，非嫉善，非求进，用是只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渐不敢以直言为献，臣实不忍负累朝眷遇之恩，犹觊愚瞽一悟圣心，为宗社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赐以不疑，非独老臣幸甚，天下幸甚。

　　弼言：

　　臣素乏才业，忝尘二府，昔在壮时，精力尚不及人，今老日病，气志衰耗，何足备大政之问。然臣实无己见，今但举众人所传闻者，录以上奏，惟圣明裁择。

　　臣五六年来，窃闻绥州、啰兀城、熙河、辰、锦、戎、泸、交趾咸议用兵，惟交趾中寝，其余诸路皆有攻讨，或克获，或丧失，即传播天下。而绥州、啰兀城、熙河始初兴举，便传闻云朝廷后必复灵夏，平贺兰，既又大传有人上平燕之策，此说尤盛。北人必寻已探知相继。彼复闻朝廷修完器甲，简练卒伍，增筑城垒，积聚刍粮，加之招致高丽为牵制之援，近又分置河北三十七将，按阅愈急，喧布渐久，事机参合，此敌人所以先期造衅，以有代北侵境之端，而不肯已也。其平贺兰、平燕之策，虚实固不可知，然传者既多且久，万口一词，谁复辨白？设有辨者，远夷何以取信？今衅端已成，代北各屯兵马境上，争议逾年未决，横使再至，事归朝廷。此边臣之职，而朝廷自当之，则恐理难欵缓，便要可否，违之则兵立起而患速，顺之则河东斥堠窄狭，为患虽迟而久远，大为不便也。臣谓不若一委边臣，令其坚持久来图籍疆界为据，使其尽力交相诘难。然北人非不自知理曲，盖故欲生事，遂兴干戈，以气吞我，以势凌我，是欲夺我累年所作之事。彼非敢无故骤兴此端，实有以致其来也，惟陛下深省熟虑，不可一向独谓敌人造衅背盟也。彼若万一入寇，事不得已，我持严兵以待之，来则御战，去则备守，此自古中国防边之要也。若朝廷乘忿便欲深入讨击，臣虑万一有跌，其害非细，更或与西夏为犄角之势，则朝廷宵旰矣。事既至此，边奏警急，兵粮皆阙，窘于应用，须防四方凶徒必有观望者，谓国家方事外，虞其力不能制我，遂相聚啸，蜂猬而起，即事将奈何？臣愿陛下以宗社为忧，生民为念，纳污含垢，且求安静，更俟岁时丰稔，穷困稍苏，流亡渐归，民粗安业，税赋不失，仓廪不虚，恩信宣布，人心固结，然后别图万全之举，贵免一跌之失，此天下之愿也，亦臣之志也。

　　向又喧传陛下决为亲征之谋，中外益更忧惧，心陨胆落。陛下虽英睿天纵，必有成算，然太平天子与创业之君，事体绝异，尤未可慨然轻举。又恐朝廷且作声势，固无实心，事若如此，乃是我以虚声而邀彼实来也。张虚声者，必有疏略之虞；作实来者，必有周密之虑。以疏略之虞而当周密之计，其成败岂不灼然耶？假令入讨得志而还，此契丹一种事方自大，况又夏国、唃厮啰、高丽、黑水女真、达靼等诸蕃为之党援，其势必难殄灭，使无緃类，即由此结成边患，卒无已时，大非长辔远驭之道也。臣窃谓因横使之来，且可选人以其疑我者数事开怀谕与云：“朝廷凡所为武备，乃中国常事，非愿外兴征伐。向有用武之地，皆小蕃有过者，朝廷须合问罪。若吾二大邦，通好已是七十余年，无故安肯辄欲破坏？恐是奸人走作，妄兴斗谍，或是彼闻我整促边事，即疑我有所兴作，我既知之，岂免大为准拟，盖因此互相疑贰，养成衅隙，遂有今日事理。”朝廷更有可说诸事，但尽说之，须令释然无惑，乃一助也。横使如不纳，即遣报聘者于辽主前具道此意，庶几一听，必有所益。缘彼大藉朝廷岁与，方成国计，既有顾藉之心，岂无安静之欲？只以欵疑未释，遂成倔强。若与开解明白，必肯回心向化，凡百蔕芥，尽可脱落。苟互相疑忌，两心不通，祸患日深，必成后悔。臣历观春秋洎战国时，诸侯递相征伐，两兵已合，飞矢在上，走使在下，其间辨说解释，遂各交绥而退，却复盟好者，比比皆是。况今衅端渐启，兵尚未合，且可多方以理解释，或能有济，与其用战征而决胜负，万不侔也。

　　此致疑及御戎二事，臣并得之群论，非出匤臆，是皆目前众所共知共见必然之理，必难事外别求奇异之策也。臣皆望陛下兼求博访，不宜专听一偏之说，恐有逆合圣意及畏避用事之人，不敢尽以实事上奏，有误国家大计。臣今所以及此者，窃闻去春以久旱，陛下特降手诏，许人极陈朝政得失，中外欢忭，咸谓圣情已大开悟，寻闻上章论列者甚多，随而或遭贬降，陛下殊不以手诏召人极陈为意而优容之，反令得罪，士大夫自此皆务钤结，忠荩之言不敢复出于口。臣谓下情不能上达者，乃朝政莫大之患也，愿陛下深思之，极虑之，早令天下受赐及朝廷无事，不胜大幸。此奏出于箶遽，又且欲事理明白，不敢少加文饰及援据古事，但直书利害而已。昔楚相子反谓区区之宋，尚有不欺人之臣，况中原大国，已与北人结隙，今若更不推诚以待之，则恐不能解疑释惑也。伏乞圣造特加裁恕。

　　彦博言：“敌人之情，贪利忘义，然自祖宗朝与之通好，息民几八十年，未尝犯顺。惟庆历初乘我西事未弭，故有邀求，当时再立誓书，亦古寻盟之义。自数年前，累来妄理白沟馆地及要拆去铺屋。况誓书之中，明载雄州所管白沟，两朝遵守已久，且信誓之辞，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此而可渝，何以享国！今萧禧重来，又决于雄州北亭交割礼物，其意欲以雄州北亭为界。原其贪心，亦因庆历初西事未平之际，来求黄嵬之地，朝廷容易弃与之耳。然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必以誓书为证，彼虽诡辞，难夺正论。臣又以事理度之，事固有逆顺，理固有曲直，若敌人不计曲直利害，敢萌犯顺之心，朝廷固已严于预备之要，足食足兵，坚完城堡，保全人民，以战则胜，以守则固，止此而已。大抵中国之兵，利在为主，以主待客，以逸守劳，理必胜矣。窃料圣意重于举动，发言盈庭，容有异论，或曰先发制人，意在轻动；或曰乘其未备，袭取燕蓟。事不审处，恐将噬脐，非王师万全之举也，伏愿陛下垂意熟察之。今朝廷分置将官，整齐器械，固得之矣，然将校偏裨，更须遴择其人。又河朔荐饥，若兵连未解，物力殚屈，即金汤不守，先事而办，乃无后艰。”彦博集自注九年三月。按：彦博称三月者是也，若九年，则当云八年。

　　公亮言：“国家以通和之策羁縻强敌，虽岁委金帛，而休兵息民逾七十年。近者数起衅端，盖欲自庇，不然，亦谋之舛谬。代北之地，详诏旨所谕，以为官吏按行图籍甚明，则虽欲包含，亦恐无名，与之无名，则无厌之欲后不可足，且敌人之情，畏强侮弱，要在控制得术耳。嘉祐以前，西夏颇守誓约。嘉祐元年，妄争麟府封疆，遂掳郭恩武，戡黄道元，朝廷姑务含容，无一言问罪。至治平二年，又妄认同家堡以为封境，杀掠属户弓箭手数千、牛马万数而去。已而检视同家堡地界，乃元昊时生蕃十九户所献，遂降诏谕之。诸司副使王无忌赍诏至境，拒而不纳，朝廷不欲深治，但命延州牒问，遂攻围大顺城，谅祚中流矢乃去。其后虽遣使奉贡，而屡入寇边，乃诏权罢岁予，方复恳求，待之如初，因而帖服者八九年。臣思北敌之情，恐不异此。臣之愚虑，欲乞朝廷选择谋臣报聘，谕与彼国生事，中国包含之意，至于疆界，案验既明，不可侵越，使敌主晓然，不为邀功之臣所惑，必未敢萌犯边之意。且中国今日之势，与雍熙、景德之间不同，河北之兵，既以倍增，又益之以民兵，及行阵训练多出睿算，以此待敌，不为无备。然尚须谋择将帅，北边久不用兵，虽有可用之人，或未之试也。若将帅得人，委之一面，使久其任，观其措置才略，足试后日之用。或谓河北久戍之卒，不经征讨，则陕西、河北近有战胜之兵，自可籍记，以备一旦调发。敌人万一犯边，愿先绝其岁赐，临之以良将精兵，彼亦自亡之时也。景德中，敌骑南牧，一遇亲征之师，狼狈请盟，若非真宗怜其投诚，许为罢兵，无遗类矣。况今日备御之势，又非昔时之比，但定州一路最为控扼，若入寇之初，勿犯其锋锐，俟其入界疲曳，以重兵夹攻，必无不克。敌若敢深入内地，则臣谓大河之险，可敌坚城数重、劲兵数十万，寇至北岸，前临大河之阻，后有重兵扼之，前不得进，后不得奔，王师仍列强弩于南岸待之，此百胜之势也。今者中国所以待敌人者，既极包容矣，若其生事不已，不使知惧，臣恐未易驯服。控制之柄，无使倒持，北敌知中国之不可窥，奸谋亦自息矣。”朱史云：琦等度上以敌为忧，故深指时事以为言，疏奏既无可施行，敌亦卒不动。今依新本，削去遣裴昱赐韩琦等四人诏。墨本系之七年十月八日壬申，并附见琦等疏。案诏语有云“横使复至”，则是萧禧再使，乃八年三月八日庚子入对，不应七年十月八日便云“横使复至”也。墨本既误，朱本因之，今移入八年四月萧禧去时，仍以萧禧再来冠其首，庶诏及疏议并无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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