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三年十一月

庆历三年十一月

　　十一月丙寅，上清宫火。寻有诏以宫地为禁军营。监察御史里行包拯，有章乞勿修。按拯为里行，乃在此月癸酉，以宫地给禁军，当是癸酉后也。

　　己巳，陕西都转运使、起居舍人、天章阁待制孙沔为礼部郎中、环庆路都部署、知庆州，户部副使、兵部员外郎程戡为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

　　辛未，以试方略人黄通为试大理评事，张定方为秘书省正字，姚光弼、张纮为试将作监主簿。光弼，内斌孙也。

　　先是，谏官欧阳修言：“臣伏见御史台阙官，近制令两制并中丞轮次举人，遂致所举多非其才，不能称职，如苏绅昨举马端，却须朝廷别有行遣。臣谓今两制之中，奸邪者未能尽去，若不更近制，则轮次所及，势须举人。近闻梁适举王砺、燕度充台官，其人以适在奸邪之目，各怀愧丑，惧其污染，风闻皆欲不就。以此言之，举官当先择举主。臣欲乞今后只令中丞举人，或特选举主。仍见朝班中虽有好人，多以资考未及，遂致所举非人，今乞不限资考，惟择才堪者为之。况台中自有里行，以待资浅之人。仍乞复位举官之法，有不称职者，连坐举主，重为约束，以防伪滥，庶几称职，可振纲纪。”

　　又言：“臣近曾上言为台官阙人，乞不依资考选举，仍令添置里行，所贵得材，可以称职。窃闻近诏宋祁举人，依前只用旧例，又未有议复里行。臣窃叹方今大臣，事无大小，知其弊不肯更改。凡台官举人，须得三丞以上成资通判，此例盖自近年。然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近日台官，至有弹教坊弟子郑州来者，朝中传以为笑。台宪非才，近岁尤甚，是此例不可用明矣。然而宁用不才以旷职，不肯变例以求人，今限以资例，则取人之路狭；广其路犹恐无人，何况专守其狭？若使资例及者入三院，未及者为里行，又于差除，都不妨碍。况今四方多事之际，扬威出使，正要得人。臣今欲特降指挥，令举官自京官以上，不问差遣次第，惟材是举，使资浅者为里行，资深者入三院。臣见前后举台官者，多徇亲旧，举既非材，人或问之，则曰：‘朝廷限以资考，致别无人可举。’今若改此缪例，责其惟材是举，则不敢不举有材之人。所冀渐振台纲，免取非笑。”

　　景祐初，置殿中侍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凡四人，以三丞以上尝历知县人充。既而久阙不除，于是诏以两人为额。里行以两人为额，据百官志，即庆历三年事，今附见。王拱辰举李京、包拯，或因修疏也，更详之。癸酉，太常博士李京、殿中丞包拯并为监察御史里行，中丞王拱辰所荐也。

　　京，赵人，尝知魏县，奉法严正，吏不便，欲以计中京，遂相率遁去。监司果议以苛刻斥，知府任布曰：“如此，适堕吏计中。”京赖以免。

　　拯，合淝人，事父母以孝闻。尝知天长县，有诉盗割牛舌者，拯使归屠其牛鬻之。既而又有告杀牛者，拯曰：“何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盗者惊伏。徙知端州，州岁贡砚，前守缘贡率取十倍以遗权贵人。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改新知怀州、司勋员外郎周越知台州，河北都转运按察使言越素贪浊，而怀州路当冲要，宜择人以代之也。

　　辛巳，诏引进、四方馆使，自今并兼领閤门事。

　　又诏武臣乞致仕而尝坐赃者，降一等除官。

　　初，光化军贼邵兴帅其党趋蜀道，遇华、商、虢等州提举捉贼上官珙，杀之；又败兴元府兵于饶风岭，本府军校赵明以众降，乃自州北循山而西。捉贼使臣陈曙等领兵追击兴于壻水，及其党皆就擒。壬午，诏并凌迟处斩。曙，若拙子也。韩琦家传云：琦遣秦州将官王子方邀杀之。今不取。

　　谏官欧阳修言：“臣窃见近日盗贼纵横，张海等二三百人未能败灭，光化军宣毅卒又二三百人作乱。臣谓朝廷致得盗贼如是者，不惟中外无备，盖由威令不行。昨王伦贼杀主将，自置官称，著黄衣，改年号，事状如此，乃是反贼，使其不败，为患如何！既败之后，不诛家族。凡小人作事，亦须先计，成则获大利，不成则无大祸，有利无害，谁不欲反？只如淮南一带官吏与王伦饮宴，率民金帛献送，开门纳贼，道左参迎，苟有国法，岂敢如此？而往来取勘，已及半年，未能断遣。古者称罚不踰时，所以威激士众，今迟缓如此，谁有惧心？遂致张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顺阳县令李正己延贼饮宴，宿于县厅，恣其刼掠，鼓乐送出城外。其人敢如此者，盖为不奉贼则死，不奉朝廷则不死，所以畏贼过如畏国法。臣恐朝廷威令，从此遂弱，盗贼凶势，从此转强。臣闻刑期无刑，杀以止杀，宽猛相济，用各有时。伏望陛下勿采迂懦所说妇人女子之仁，尚行小惠，以误大事。其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伏乞尽戮于光化市中，使远近闻之悚畏，以止续起之贼。其正己仍闻己有台宪上言，亦乞斩于邓州，使京西一路官吏闻之畏恐，知国法尚存，不敢奉贼。从来只被迂懦之人，因循不断，误陛下事，坏得天下事。势已如此，不可更循旧弊，武怒威断，惟陛下力行之。”

　　修又言：臣闻江、淮官吏等各为王伦事奏案，已到多时，尚未闻断遣，仍闻议者犹欲宽贷。臣闻昨来江、淮官吏，或敛物献送，或望贼奔迎，或献送兵甲，或同饮宴。臣谓王伦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盖知贼可畏而朝廷不足畏故也。今若更行宽贷，则纪纲隳坏，盗贼纵横，天下大乱，从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伦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间，京西官吏又已弃城而走，望贼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则京西官吏亦须轻恕，京西官吏见江、淮官吏已如此，则天下诸路亦指此两路为法，在处官吏，皆迎贼、弃城、献兵、纳物，天下何由不大乱也。

　　臣伏思祖宗艰难造基，陛下忧勤嗣业，而一旦边疆外叛，盗贼内攻，其坏之者谁哉？皆由前后迂缪之臣，因循宽弛，使朝威不振，纲纪遂隳。今已坏之至此，而犹不革前非，以宽济宽，何以救弊？如晁仲约等情理至重，但合深行，议者无由曲解。或闻以谓“自是朝廷素不为备，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杀父与兄者，岂可只言自是朝廷素无教化，而不罪杀亲之人？又如有人掠夺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无礼让，而不罪刼人之贼。迂懦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岂独是朝廷素有备之州？傅永吉岂独是朝廷素练之兵？盖用命则破贼矣。今朝廷素无御备，为大臣者又不责之守州县者，合罪又宽之，窃缘韩纲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并在朝廷，权要之臣，皆是相识，多方营救，故先于江、淮官吏宽之，只要韩纲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国体，但植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为计，出于圣断，以励群下，庶几国威粗振，赏罚有伦。其晁仲约等，乞重行朝典。

　　初，群盗剽刼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盗悦，径去不为暴。事闻，朝廷大怒，枢密副使富弼议诛仲约以正法，参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争于上前。弼曰：“盗贼公行，守臣不能战，不能守，而使民醵钱遗之，法所当诛也；不诛，则郡县无复肯守者矣。闻高邮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释也。”仲淹曰：“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虽醵出财物，而得免于杀掠，理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传者过也。”上释然从之，仲约由此免死。既而，弼愠甚，谓仲淹曰：“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柰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弼终不以为然。其后，两人不安于朝，相继出使。弼还自河北，及国门，不许入，未测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遶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范文正公作参知政事，富文忠公作枢密副使时，盗起京西，掠商、邓、均、房，光化军弃城走。奏至，二公同对上前，富公乞取知军者行军法，范公曰：“光化无城郭，无甲兵，知军所以弃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罢朝，富公怒甚，谓范公曰：“六丈要作佛耶？”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理。少定，为君言之。”富公亦不乐，范公从容曰：“上春秋鼎盛，岂可教之杀人？至手滑，吾辈首领，将不保矣。”富公闻之汗下，起立以谢曰：“非某所及也。”富公素以丈事范公云。据邵伯温见闻录所称光化军，盖谬也，今从苏氏龙川别志以为张海，亦恐误，今削去贼名姓，仍附诛光化叛卒之后。盖庆历间，贼王伦起京东，掠淮南，张海起陕西，掠京西，不闻张海尝过淮南也。范仲淹正传亦指王伦，不称张海。传所载守令当诛者，不但仲约一人，今但从别志。王尧臣庆史记此事，亦与邵伯温同，但称王伦不称张海，伯温盖误也。

　　谏官孙甫言：“窃观与西人议和，其利一而其害有四。且西边宿兵以来，国用空耗，而民力匮乏，今若与约和，则边兵可减，科敛可省。其为利一也。始，契丹声言，尝遣谕西人，使臣中国；今和议成，恃其功。且去岁乘西边屡败，已有割地之请，朝廷意在息民，故但增岁赂，而不忍起二方之役。今若更有所求，将安拒之乎？此其害一也。自天下承平，四十年间，武事不饬，及边鄙有警，而用不习之将，不练之兵，故久无成功。然比来边臣中材谋勇健者，往往复出，方在讲训不懈，以张中国之威。一日因议和弛备，复如曩日，缓急必不可用。此其为害二也。自元昊拒命，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沙州唃厮啰等族素所不附，虑为后患也。今中国与之通和，赂遗之厚，彼必专力以制二蕃，强大之势，自兹以始。此其为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势，法令弛而不振，纪纲坠而不修，忠邪不辨，用度不节，未闻有为陛下安危计者。及西戎起衅，而初犹忽之，至累败王师，始议更张法制，以救前事之弊。苟戎人遂和，又且一时无事，前日恃物力之完盛，以致今日之患。今其势大屈，若复安逸，则他时之患，不可枝梧矣。此其为害四也。凡利害之机，安危之计，愿陛下留神而熟图之。”

　　癸未，诏：“自今见任，前任两府及大两省以上官，不得陈乞子弟，亲戚馆职并读书之类。进士三人以上，一任回无过犯者，许进著述召试，取优等者充，遇馆职阙，取曾有两府二人、两省三人同罪举充者，仍取著述看详试补。此即范仲淹等所陈十事，其二曰抑侥幸，已具九月丁卯。会要以为十一月二十六日诏。

　　谏官欧阳修言：

　　伏见国家近降诏书，条制馆阁职事，有以见陛下谨于名器，渐振纪纲。然而积弊之源，其来已久，侥幸之路，非止一端。今于澄革之初，尚有未尽，其甚者，臣见比年外任发运、转运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馆职授之，不择人材，不由文学，但依例以为恩典。朝廷本意，以其当要剧之任，欲假此清职以为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滥，本欲取重，人反轻之。加又比来馆阁之中，大半膏粱之子，材臣干吏，羞与比肩，亦有得之以为耻者。假之既不足为重，得者又不足为荣，授受之间，徒成两失。臣欲乞今后任发运、转运使、知州等，更不依例帖职。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职任，则当升拜美官，优其秩禄。况设官之法，本贵量材，随其器能，自可升擢，岂必尽由儒馆，方以为荣。

　　臣窃见近年风俗偷薄，士子奔竞者，至有偷窃他人文字，干谒权贵以求荐举，如邱良孙者。又有广费资财，多写文册，事业又非绝出，而惟务干求势门，日夜奔驰，无一处不到，如林槩者。此二人并是两制臣僚奏乞召试，内邱良孙近虽押出，而林槩已有召试指挥。旧来本无两省以上举馆职明文，尚犹如此奔竞，今若明许荐人，则今后荐者无数矣。臣欲于近降诏书内两省举馆职一节，添入“遇馆职阙人，即朝廷先择举主，方得荐人”。仍乞别定馆阁合存员数，以革冗滥。

　　又，臣窃见近降诏书，不许权贵奏子弟入馆阁。此盖朝廷为见近年贵家子弟，滥在馆阁者多，如吕公绰、钱延年之类，尤为荒滥，所以立此新规，革其甚弊。臣谓今后膏粱子弟，既不滥居清职，则前已在馆阁者，虽未能沙汰，尚须裁损。欲乞应贵家子弟入馆阁见在人中，若无行业文词为众所知，则不得以年深迁补龙图、昭文馆，并待制、修撰之类。所贵侍从清班，不至冗滥。修疏附见，其从违当考。林槩，福清人。

　　乙酉，陕西宣抚副使田况言：“自冬初，诸路得谍者，皆声言西界迤逦，遇乞、刚浪嵬等诸腹心谋叛贼，事觉被诛，国中大乱。臣窃疑朝廷方遣使议和，贼所希甚大，若心实欲和，则当夸示凶势，幸我曲从，以厌其私，岂肯诈扬此声，自见危弱？此其势实衰，而亟求款附也。若其国人果叛，犹且倔强，妄有干求，不宜过有许与，示边人以弱。如谍者所得皆诈，则蓄谋怀毒，志未可量，虽尽副所求，只足纳侮。朝廷既恃和懈备，贼乃羸形伺隙。祸发所忽，昔人所戒，望与二府大臣熟计其事。其岁给，恐不可复增也。”

　　丁亥，诏曰：

　　周大司乐掌学政，以六艺教国子，则官材盖本于世冑。而今之荫法，推恩太广，以致疏宗蒙泽，稚齿授官。未知立身之道，从政之方，而并阶仕进，非所以审政重民也。其著为令，使夫冢嗣先录，以笃为后之体；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设考课之格，立保任之条。古不云乎，爵禄者，天下之砥石，人君所以砺世而磨钝。咨尔庶位，体兹意焉。

　　宰相、使相，旧荫子为将作监丞，期亲太祝、奉礼郎，自今子、期亲悉如旧，余亲以属远近补试衔。枢密使、副使、参知政事，子为太祝、奉礼郎，期亲校书郎，今子孙及期亲、尊属如旧，余以次补试衔。仆射、尚书，子为校书郎或正字，期亲寺监主簿，今子孙并期亲、尊属如旧，余属第补试衔。三司使、翰林学士侍读侍讲、龙图阁枢密直学士、丞郎，子为正字，期亲寺监主簿，今子及期亲、尊属如旧，余属第补试衔或斋郎。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谏议、舍人、知制诰、龙图天章阁待制、卿监、三司副使、知杂，子为寺监主簿，期亲试衔，今惟长子听如旧，余属第补试衔或斋郎。郎中、省府推判官、馆阁职，旧郊恩荐补，其尝以赃抵罪，复故官至郎中及员外郎任馆阁职，止荫子孙亲属一人，尚在谪籍者弗预。转运副使、提点刑狱，悉于郊礼前到任踰一年，乃听荫补。

　　凡选人年二十五以上，遇郊，限半年赴铨试，命两制三员锁试于尚书省，糊名誊录。习辞业者，试论或诗赋，词理可采，不违程序为中格；习经业者，人专一经，兼试律，十道而通五为中格，听预选。以上经两试，九选以上经三试，至选满，有京朝官保任者三人，补远地判、司、簿、尉，无举者补司士参军；或不赴试、亦无举者，永不预选。

　　京朝官年二十五以上，岁首赴试于国子监，考法如选人，中格者调官。两任无私罪，有监司、知州、通判保举官三人，入亲民；经三试，朝臣保举者三人，与下等厘物务；两任无私犯，监司或知州、通判保举者五人，入亲民，愿易武弁者听。

　　其武臣：使相，子为东头供奉官，期亲左侍禁，今子及期亲如旧，余属自左班殿直第官之。枢密使副、宣徽、节度使，子为西头供奉官，期亲右侍禁，今子孙及期亲、尊属如旧，余属自右班殿直以下第官之。统军上将军、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内客省使，子为右侍禁，期亲右班殿直，今子孙及期亲、尊属如旧，余属自三班奉职以下第官之。客省使、引进使、防御使、团练使、四方馆使、枢密都承旨、閤门使，子为右班殿直，期亲三班奉职，今子孙及期亲如旧，余属三班借职以下第官之。正刺史，子为三班奉职，期亲借职，今子孙及期亲尊属如旧，余属为差使殿侍。诸卫大将军、内诸司使、枢密院诸房副承旨，子为三班奉职，期亲借职，今子孙并期亲尊属如旧，余属为下班殿侍。诸卫将军、内诸司副使、枢密院承旨，子为三班借职，尝以入己赃坐罪，迁至诸司副使、诸卫将军，止荫子若孙一人。初任川、广、福建七路，恩如旧。

　　凡三班试弓弩于军头司，力及而射有法，为中格。习书算者，三班院书家状，误才三字；算钱谷五事通三，为中格。习六韬、孙吴书，试义十而通五，为中格；兼弓弩为优等。愿试策者听之，五通三为中格。或习武艺五事，驰射娴敏，通书算者，亦为优等，补边任。武艺不群，策详而理畅，为异等，引见听旨。

　　荫长子孙，皆不限年，诸子孙须年过十五，若弟侄须年过二十，必五服亲乃得荫。已尝荫而物故者，无子孙禄仕，听再荫。

　　自是，任子之恩杀矣，然犹未大艾也。此亦仲淹等所陈十事之二也，其略已见九月丁卯。任子之恩少杀，犹未大艾，此本志语也。

　　戊子，录故陕西提举捉贼、内殿崇班、閤门祗候上官珙子士尧为右班殿直，以珙与群盗斗死也。

　　己丑，御史中丞王拱辰言：“昨西人乞卖青盐，如闻朝廷欲指定缘边一两州军放行，臣尚恐以为未便。且博易青盐，虽自官中粜卖与民，然必开沿边蕃户冒贩之路。若止留官中日用，又岁月所费几何？臣欲乞只于保安军榷场博易青盐，逐旋辇至鄜州；许客人如解盐价请算，于关东地分出卖，毋得入陕西、河东。一则盐法不坏，二则商贾见利，算者必多。商贾既行，更不须辇至鄜州，只令就保安军请算，此亦济权宜之策也。”

　　庚寅，诏陕西宣抚使韩琦、副使田况赴阙。谏官欧阳修言：“窃闻已降中书札子，抽回韩琦、田况等归阙。昨来琦等奉命巡边，本为西贼议和未决，防其攻寇，要为御备。今西人再来，方有邀请，在于事体，必难便从；边上机宜，正须处置。仍闻韩琦、田况各有奏状，言边防有备，请朝廷不须怯畏，每事曲从。窃以胜败之间，安危所系，料琦等如此奏来，则边事可知自有枝梧，不致败误。臣谓且令琦等在彼抚遏，则朝廷与贼商议，自可以持重，不须屈就。今议方未决，中道召还，则是使贼知朝廷意在必和，自先弛备。况事无急切，何必召归？其召韩琦等札子，伏乞速赐指挥抽回，且令琦等在彼经略，以俟西贼和议之决。”

　　诏选在京五百料钱以上禁军武技最高而众所服者，每营五人，令枢密院籍记，以备驱使。

　　辛卯，同修起居注欧阳修，请自今上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门，俟修注官出，面录圣语。从之。

　　谏官孙甫又言：“窃见张子奭使夏州回，虽闻元昊欲称臣，然岁乞卖青盐十万石，兼遣人回易京师及乞增岁给之数。如闻大臣议于缘边置榷场，计卖盐五七万石及互市诸物。臣以谓西盐五七万石，其直不下钱十余万贯。况朝廷已许岁给之物二十万，今又许卖盐，则与遗北敌物数相当。北敌之势，与中国抗，且因入寇澶渊，先帝息民为心，故不惜岁给之厚。今元昊世为藩臣，拥区区数州之地，非北敌比。一日无故叛命，因其复欲称臣，便同北敌所赂之数，实恐他日为患不细。且去岁北敌忽有割地之请，虽复继盟，今又见厚给元昊，其贪欲之心得自已乎！况自德明之时，累乞放行青盐，先帝以其乱法，不听。及请之不已，命追德明弟入质而许之，是以彼必不从之事，以杜其意。盖盐，中国之大利，又西戎之盐，味胜解池所出，而其产无穷。既开其禁，则流于民间，无以堤防矣。兼闻张子奭言，元昊国中颇甚穷蹙。就如其说，朝廷不必急和。且元昊拒命以来，虽屡败王师，杀掠边民，然起事之初，自当收拾人心，凡所得，逐时分给其众，兵力虽胜，用度随窘，此亦可信。当彼窘乏之际，尤宜以计困之，安得汲汲与和哉！议者不过以王师数战不利，若与和，则边用可省。然不虑北敌邀功，元昊畜计于后，有不可枝梧之势。今西边窥贼之势已熟，将之能者渐出，而兵之精者可用。朝廷若减冗兵，罢不材之将，为持久之计以待之，何患贼之不困也？古之为天下者，见不可为之势而尚为之，今日之势，非不可为，但顾目前之利而不为尔。卖盐之请，固不可许，望陛下与大臣审安危大计而决定之。”

　　欧阳修言：

　　伏见张子奭奉使贼中，近已到阙，风闻贼意虽肯称臣受册，而尚有数事邀求，未审朝廷如何处置？臣闻善料敌者，必揣其情伪之实；能知彼者，乃可制胜负之谋。今贼非难料，但患为国计者昧于远见，苟一时之暂安，召无涯之后患，自为削弱，助贼奸谋。此左传所谓疾首痛心，贾谊所以太息恸哭者也。

　　今议贼肯和之意，不过两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贼困窘而求和；稍能晓事者，皆知贼权诈而可惧。若贼实困窘，则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诈谋，则岂可厚以金缯，助成奸计？昨如定等回，但闻许与之数，不过十万，今子奭所许，乃二十万，仍闻贼意未已，更有过求。先朝与契丹通和，只用三十万，及刘六符辈来，又添二十万。今昊贼一口已许二十万，则他日更来，又须二三十万，使外域窥见中国庙谋胜算，惟以金帛告人，则邈川首领，岂不动心？一旦兴兵，又须二三十万。生民膏血有尽，彼求无厌，引之转来，何有限极？今已许之失，既不可追，分外过求，尚可抑绝。见今契丹往来，尚在沿边市易，岂可西蕃绝远，须要直至京师？只以此词，自可拒止。至如青盐弛禁，尤不可从。于我虽所损非多，在贼则为利甚博。况盐者，民间急用，既开其禁，则公私往来，奸细不分。若使贼损百万之盐以啖边民，则数年之后，皆为盗用矣。凡此三事，皆难允许。今若只为目下苟安之计，则何必爱惜，尽可曲从。若为社稷久远之谋，则不止目前，须思后患。

　　臣愿陛下试发五问，询于议事之臣。一问西戎不因败衂而肯通和之意，或用计困之，使就和乎？或其与北敌连谋而伪和乎？二问既和之后，边备果可彻而宽国用乎？三问北使一来与二十万，西人一去，又二十万，从今更索，又更与之，凡为国计者，止有此策而已乎？四问既和之后，使北敌不邀功责报乎？敌或一动，能使天下无事乎？五问元昊一议和许二十万，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问之，万一能有说焉，非臣所及，若其无说，则天下之忧从此始矣。

　　方今急和缪议，既不可追，许物已多，必不能减。然臣窃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须更别猖獗以邀增添，而将相大臣，只如今日之谋，定须更与添物。若今日一顿尽与，则他日何以添之？故臣愿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贼虽和，所利极鲜，北敌若动，其患无涯。此臣前后非不切言，今无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不可与，彼若实欲就和，虽不许此亦可，若实无和意，与之亦有后虑也。

　　壬辰，诏限职田。凡大藩长吏二十顷，通判八顷，判官五顷，幕职官四顷。凡节镇长吏十五顷，通判七顷，判官四顷，幕职官三顷五十亩。凡防、团以下州军长吏十顷，通判六顷，判官三顷五十亩，幕职官三顷。其余军、监长吏七顷，判官、幕职官并同防、团以下州军。凡县令，万户以上六顷，五千户以上五顷，不满五千户并四顷。凡簿、尉，万户以上三顷，五千户以上二顷五十亩，不满五千户二顷。录事参军比本判官。曹官比倚郭簿、尉。发运制置，转运使副，武臣总管，比节镇长吏。发运制置判官，武臣钤辖，比防、团州长吏。诸路转运判官，比大藩府通判。安抚都监，路分都监，比节镇通判，大藩府判官。黄汴河、许汝石塘河都大催纲，比节镇判官。节镇以下至军监，诸路走马承受并寨主，都同巡检，提举捉贼，提点马监，都大巡河，不得过节镇判官。在州监当及催纲、拨发，巡捉私茶盐贼盗，驻泊捉贼，不得过幕职官。巡辖马递铺，监堰，并县、镇监当，不得过簿、尉。自此人有定制，士有定限，吏以职田抵罪，比前日稍希阔焉。此即范仲淹等十事，其五曰均公田也，已具九月丁卯。

　　其明年，谏官余靖言：“伏观去冬十一月敕，颁定天下职田顷亩数目，令三司指挥。无职田处，及有职田而顷亩少处，并元标得山石积潦之地不可耕植者，限三年内，检括官荒田并户绝地土，及五年以上逃田支拨添换，以庆历四年为始。斯盖陛下所以劝群臣、养廉吏之大惠也。然朝廷举事，当以民为本，民患未去，官吏何安！而尚纷纷扰之？伏见淮南、江、浙经春少雨，麦田半损，蝗蝻复生；京西东、荆湖南北、广南处处盗贼，未尽扑灭；陕西、河东辇运困苦。且庶民惶惶，失其农业，而长吏以下各营其私，忧民之心有所未至。加之检括，宁不骚扰？况今来所定顷亩，比于旧数，三倍其多，贪吏因缘，其害甚大。伏乞朝廷特降指挥，旧有职田处，即依庆历元年已前旧制外，其未有职田处，更候三二年，别取朝旨摽拨。”余靖奏不得其月日，今附此。据王罕传，谓以户绝荒田为公田，非法意，则必因靖奏，遂有厘革，但史不详载尔。

　　初，诏定天下公田，诸路多误以户绝为荒田，给官吏。其后国子博士华阳王罕提点湖南路刑狱，谕所部以法不当给，听自举觉。既而广南诸州，坐收户绝田以赃废者七十余人。知审刑院张揆尝见湖南官吏列首状，他日，遇罕殿廷，谓罕曰：“公德及人多矣。”王罕事，据王珪志罕墓及本传。罕为湖南宪，乃庆历五年十一月，张揆知审刑，又在皇祐五年二月，今并附此。王称东都事略，诏曰：“廉素者士之常，而富贵者是人所欲也。昔先帝诏复公田，合王制班禄之差，得圣人养贤之道。然郡县受地，有无不齐，其议所以均之。”

　　诏枢密院，比差官详定国朝勋臣名次，若本家见无人食禄者，禄其下子孙一人。

　　司天监言，五星皆在东方，主中国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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