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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庆宫读书(1)


  我六岁那年,隆裕太后为我选好了教书的师傅,钦天监为我选好了开学的吉日良辰。宣统三年旧历七月十八日辰刻,我开始读书了。

  读书的书房先是在中南海瀛合补桐书屋,后来移到紫禁城斋宫右侧的毓庆宫——这是光绪小时念书的地方,再早,则是乾隆的皇子颙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的寝宫。毓庆宫的院子很小,房子也不大,是一座工字形的宫殿,紧紧地夹在两排又矮又小的配房之间。里面隔成许多小房间,只有西边较大的两敞间用做书房,其余的都空着。

  这两间书房,和宫里其他的屋子比起来,布置得较简单:南窗下是一张长条几,上面陈设着帽筒、花瓶之类的东西;靠西墙是一溜炕。起初念书就是在炕上,炕桌就是书桌,后来移到地上,八仙桌代替了炕桌。靠北板壁摆着两张桌子,是放书籍文具的地方;靠东板壁是一溜椅子、茶几。东西两壁上挂着醇贤亲王亲笔给光绪写的诚勉诗条屏。比较醒目的是北板壁上有个大钟,盘面的直径约有二米,指针比我的胳臂还长,钟的机件在板壁后面,上发条的时候,要到壁后摇动一个像汽车摇把似的东西。这个奇怪的庞然大物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要安装在这里,我都不记得了,甚至它走动起来是什么声音,报时的时候有多大响声,我也没有印象了。

  尽管毓庆宫的时钟大得惊人,毓庆宫的人却是最没有时间观念的。看看我读的什么书,就可以知道。我读的主要课本是十三经,另外加上辅助教材《大学衍义》、《朱子家训》、《庭训格言》、《圣谕广训》、《御批通鉴辑览》、《圣武记》、《大清开国方略》等等。十四岁起又添了英文课,除了《英语读本》,我只念了两本书,一本是《爱丽思漫游奇境记》,另一本是译成英文的中国《四书》。满文也是基本课,但是连字母也没学会,就随老师伊克坦的去世而结束。

  总之,我从宣统三年学到民国十一年,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声光化电。关于自己的祖国,从书上只看到“同光中兴”,关于外国,我只随着爱丽思游了一次奇境。什么华盛顿、拿破仑,瓦特发明蒸气机,牛顿看见苹果落地,全不知道。关于宇宙,也超不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果不是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当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肯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伦吃了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

  我读的古书不少,时间不短,按理说对古文总该有一定的造诣,其实不然。首先,我念书极不用功。除了经常生些小病借题不去以外,实在没题目又不高兴去念书,就叫太监传谕老师,放假一天。在十来岁以前,我对毓庆宫的书本,并不如对毓庆宫外面那棵桧柏树的兴趣高。在毓庆宫东跨院里,有棵桧柏树,夏天那上面总有蚂蚁,成天上上下下,忙个不停。我对它们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时常蹲在那里观察它们的生活,用点心渣子喂它们,帮助它们搬运食品,自己倒忘了吃饭。后来我又对蛐蛐、蚯蚓发生了兴趣,叫人搬来大批的古瓷盆缸喂养。在屋里念书,兴趣就没这么大了,念到最枯燥无味的时候,只想跑出来看看我这些朋友们。

  十几岁以后,我逐渐懂得了读书和自己的关系:怎么做一个“好皇帝”,以及一个皇帝之所以为皇帝,都有什么天经地义,我有了兴趣。这兴趣只在“道”而不在“文”。这种“道”,大多是皇帝的权利,很少是皇帝的义务。虽然圣贤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之类的话,但更多的话却是为臣工百姓说的,如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在第一本教科书《孝经》里,就规定下了“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的道理。这些顺耳的道理,开讲之前,我是从师傅课外闲谈里听到的,开讲以后,也是师傅讲的比书上的多。所以真正的古文倒不如师傅的古话给我的印象更深。

  许多旧学塾出身的人都背过书,据说这件苦事,确实给了他们好处。这种好处我却没享受到。师傅从来没叫我背过书,只是在书房里念几遍而已。

  也许他们也考虑到念书是应该记住的,所以规定了两条办法:一条是我到太后面前请安的时候,要在太后面前把书从头念一遍给她听;另一条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由总管太监站在我的卧室外面,大声地把我昨天学的功课念几遍给我听。至于我能记住多少,我想记不想记,就没有人管了。

  老师们对我的功课,从来不检查。出题作文的事,从来没有过。我记得作过几次对子,写过一两首律诗,做完了,老师也不加评语,更谈不上修改。其实,我在少年时代是挺喜欢写写东西的,不过既然老师不重视这玩艺,我只好私下里写,给自己欣赏。我在十三四岁以后,看的闲书不少,像明清以来的笔记、野史,清末民初出版的历史演义、剑仙快客、公案小说,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等等,我很少没看过的。再大一点以后,我又读了一些英文故事。我曾仿照这些中外古今作品,按照自己的幻想,编造了不少“传奇”,并且自制插图,自编自看。我还化名向报刊投过稿,大都遭到了失败。我记得有一次用“邓炯麟”的化名,把一个明朝诗人的作品抄寄给一个小报,编者上了我的当,给登出来了。上当的除了报纸编者还有我的英国师傅庄士敦,他后来把这首诗译成英文收进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以此作为他的学生具有“诗人气质”的例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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