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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嘉祐四年


  己亥嘉祐四年

  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遣官祭社。右正言吴及言:“日食者,阴阳之戒。在人事则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国。今大臣无姑息之政,非所谓臣陵君,失在陛下渊嘿临朝,使阴邪未尽屏也。后妃无权幸之家,非所谓妻乘夫,失在左右亲幸骄纵无节也。羌戎顺服,非所谓四夷侵中国,失在将帅非其人,为虏所轻也。”因言孙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饮无度,庞籍前在并州,轻动寡谋,辄兴堡塞,屈野之衄,为国深耻。沔卒坐废。

  甲辰,翰林学士胡宿权知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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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始命韩绛、陈旭、吕景初即三司置局,议弛茶禁。其十月,三司言:“宜约至和之后一岁之数,以所得息钱均赋茶户,恣其买卖,所在收算。请遣官询察利害以闻。”诏遣司封员外郎王靖等分行六路。及还,皆言如三司议便。

  己巳,诏弛茶禁,因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凡为缗钱六十八万有奇,使岁输县官,比输茶时其出几倍。朝廷难之,为损其半,岁输缗钱三十三万八千有奇,谓之“租钱”,与诸路本钱悉储以侍边籴。自是唯腊茶禁如旧,余茶肆行天下矣。

  乙亥,诏三司以天下广惠仓隶司农寺。

  癸卯,诏:“如闻陕西民间多滥铸大钱,以至市易不通。其以见行当三大铁钱并当小铁钱之二。本路官员已支三月俸者,即计其数贴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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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御史中丞包拯奏:“张方平身主大计,而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故命出守,寻改知应天府。以吏部侍郎宋祁为三司使。

  丁未,御崇政殿,赐进士刘辉等二百三十人及第,三十二人同出身,诸科一百七十六人及第、同出身。

  己未,新三司使宋祁知郑州,权中丞包拯权三司使。先是,右司谏吴及言:“祁在定州,纵家人贷公使钱数千缗;及在蜀,奢侈过度。”而拯亦言:“祁益部多游宴,且其兄庠方执政,不可任三司。”故命祁出守,而拯代居其位。翰林学士欧阳修言:“拯在台日,常指陈张方平过失,台中相继论列,方平由此罢去,而以宋祁代之。又闻拯亦曾弹奏宋祁过失,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谓蹊田夺牛,岂得无过?非整冠纳履、当避嫌疑者也。”疏奏,拯即家避命,不许。久之,乃就职。有上封者论:“义勇为河北伏兵,有事则集于战阵,无事则散归田里,以时讲习。无所败事,今河北义勇是也。”而议者但以为:“城守之备诚于河北邢、冀二州分东、西两路,命二郡守臣分领义勇。万一犬戎猖狂入寇,即两路义勇之师赴援掩击,如是,河北则二十余所常伏锐兵,群胡何恃而不惧哉?”朝廷下其章河北路帅臣等议。时大名府李昭亮等议曰:“分义勇为两路,置官统领,以张用兵之势,外使敌人疑而生谋,内亦摇动众心,恐非寓兵之术也。姑令在所点集训练,三二年间,武艺稍精,渐习行阵。遇有警,得将臣统驭,制其阵队,示以赏罚,何战而不可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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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四月,初,著作佐郎何鬲以皇嗣未立,直疏请访唐、周苗裔,备二王后。下礼院议,曰:“唐室世数已远,惟周则我受禅之所自,义不可废。”诏取柴氏诸房中最长一人,令岁时亲奉周祀,给公田十顷,专管勾陵庙。

  丙子,吏部郎中何郯同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时封驳职废,郯上言:“本朝设此司,实代给事中之职。乞准王曾、王嗣宗故事,凡有诏敕,并由银台司。”从之。

  癸未,司徒致仕陈执中卒。礼官韩维议其谥曰:“皇祐之末,后宫之丧,执中不能考正仪典,知治丧皇仪非嫔御之礼,追册位号与宫闱有嫌,建庙用乐逾祖宗旧制;闺门之内,礼分不明。谨按《谥法》:‘宠禄光大曰荣’,‘不勤成名曰灵’。请谥曰荣灵。”判太常寺孙抃等请易名为“恭”,判尚书考功杨南仲覆议,请谥曰‘恭襄”。诏谥曰“恭”。维累疏论列、以谓“责难于君谓之恭。臣之议执中,政以其不恭。”因乞罢礼官,不报。上篆其墓碑曰“褒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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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戊戌,诏曰:“君臣同德,以成天下之务。而过设禁防,疑以私慝,非朕意也。旧制,臣寮不许诣执政私第,执政尝所荐举不得为御史,其悉除之。”始用包拯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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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戊辰,同判宗正寺赵良规言:“国家乘百年之运,崇七世之灵,虽神主有合食之名,而太祖虚东向之位。伏请讲求定仪,为一代不刊之典。”礼部尚书王举正等议曰:“大袷之祭,所以合昭穆,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东向之位。本朝太祖实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庙在上,故每遇大袷,止列昭穆而虚东向。魏晋以来,亦用此礼。今亲享之盛,谓宜如旧为便。”诏恭依。

  己巳,宰臣富弼等请加尊号曰“大仁至治”,诏不许。知谏院范师道言:“比灾异数出而崇尚虚文,非所以答天戒。”知制诰刘敞言:“尊号非古也。陛下不受徽号已二十年,奈何一旦增虚名而损实德!”上曰:“朕意亦谓当如此。”故富弼等奏五上,卒不许。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评事赵彦若、国子博士傅卞、於潜县令孙洙并为馆阁编校书籍官,馆阁编校书籍自此始。三馆、秘阁凡八员。

  丁丑,诏诸路转运使,凡邻路、邻州灾伤而辄闭粜者,以违制坐之。

  戊寅,是夕,月食几尽。

  己卯,放宫人二百四十一人,修阴教以答天变也。秋七月,又放宫人二百三十六人。装御营卒桑达数十人酗酒斗呼,指斥乘舆。皇城使以旨捕送开封府推鞫。案成,达弃市。纠察刑狱刘敞移府问所以不经审讯之由,府报曰:“近例,凡圣旨中书门下、枢密院所鞫狱,皆不虑问。”敞曰:“此岂可行邪?”遂奏请自今一准定格。枢密使以开封府有例,不复论可否,进呈报。敞争之曰:“先帝以京师刑狱最烦,故建纠察一司,此则先帝不敢兼于庶狱,庶谨惟有司之任。又朝廷旧法不许用例破条,今顾于刑狱极谨、人命至重之际而废条用例,此臣所不喻也。”上乃以敞章下开封府,著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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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乙未,御崇政殿,册试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陈舜俞、贤良方正直言极谏钱藻、汪辅之。舜俞、藻所对策并入第四等,辅之亦入等。监察御史里行沈起言其无行,罢之。辅之躁忿,因以书诮让富弼曰:“公为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天下何赖焉?”弼不能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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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癸巳朔,御制袷享舞名,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上自制迎神、送神乐章,诏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词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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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十月癸酉,袷于太庙。大赦。以益州为成都府,并州为太原府。韩琦之在太原也,乞复并州为节镇,诏两制议之。翰林学士胡宿以为:“商为宋星,参为晋星。国家受命,始于商丘。京师当宋之分野。而并为晋地,参商仇雠之星。今欲崇晋,非国之利也。”上是宿议。及琦秉政,因袷享赦书卒复之。宿又以为言,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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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己亥,以河南处士邵雍为将作监主簿,后再命为颍州团练推官,皆辞疾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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