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嘉祐三年

宋仁宗嘉祐三年

　　戊戌嘉祐三年春二月乙巳，太常博士吴及改右正言。及复上疏曰：“同姓者，国家之屏翰；储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根本未立，四方无所系心。请择宗室子以备储副，陛下他日有嫡嗣则厚加恩礼，俾令归邸，于理无嫌，于义为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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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辛未朔，翰林学士欧阳修兼侍读学士。修言：“侍读最为清近，祖宗时不过一两人。今与经筵者十四人而侍读十人，外议皆云‘经筵无坐处矣。’欲乞罢臣此命，不使朝廷遴选之清职，遂同列授之冗员。”诏不许。修固辞不拜。修又言：“切以学士、待制号为侍从之臣，所以承宴间，备顾问，以论思献纳为职。自祖宗以来，尤所精择。其后员数渐多。往时学士、待制至六七十员，近年稍吝除拜，今犹及四十余员。欲乞检详前史及国朝故事，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并各立员数，苟无其人，虚位以待。”

　　己卯，起居舍人范镇知制诰。镇自罢言职，每因事，未尝不以储嗣为言，冀上心感动。及知制诰正谢，又面论之曰：“陛下许臣复三年矣，愿早定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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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四月乙丑，罢修睦亲宅祖宗神御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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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壬申，管勾国子监吴中复请自今遇科场补试监生，以四百五十人为额。从之。寻又增一百五十人。初，盐铁副使郭申锡受诏行河，与河北都转运使李参论议不相中，讼参遣小吏黄守忠赍河图属宰相文彦博。御史张伯玉亦奏参朋邪结托有状。乃诏推劾，而申锡、伯玉皆不实。伯玉以风闻免劾。

　　乙酉，诏曰：“朕常患民之好事，而风俗渐靡于薄也，思有以革正之。非吾士大夫躬率以义而导之于善，则何以哉？申锡与参相决河，议论之异，遂成私忿，以至兴狱，置对逾旬。参验所陈，一无实者。士人之行，乃至是乎！使吾细民，何所视效？其降申锡知徐州。”寻改知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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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丙午，平章事文彦博罢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郭申锡、张伯玉攻彦博虽不胜，彦博亦不自安，数求退。上许之。枢密使、工部尚书韩琦依前官平章事，枢密使贾昌朝罢为景灵宫使，兵部尚书宋庠为枢密使、同平章事，枢密副使田况为枢密使，右谏议、中丞张昪为枢密副使。权知开封府包拯为权御史中丞。拯言：“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夫万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执大焉！”上曰：“卿欲谁立？”拯曰：“臣所以乞预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尔。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无子，非邀后福者。”上喜曰：“徐当议之。”拯又言：“近年内臣禄秩权任优崇稍过，凡事更加裁抑。”又言：“朝廷诏令行之未久，即有改易。乞今后处置事宜、申明制度，更加谨重。”又陈教养宗室之法，请条责诸路监司及御史府自举属官，谏官、御史不避二府荐举者听，两制得至执政私第。事多施行。

　　壬子，上谓三司使张方平曰：“监御厨内臣宝昭齐等宴日擅杀羊羔，且羊羔乃物之未成者，而枉其生理。尝戒使勿杀，今复杀之，不可不惩也。”特冲替。

　　丁卯，交趾贡异兽二，称贡麟。知庆州杜植奏请回降诏书但云“得所进异兽”，足使殊俗不能我欺，又不失朝廷怀远之意。乃诏止称异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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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七月壬辰，复以度支员外郎范祥制置解盐，从三司使张方平及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祥自皇祐五年坐他罪责去。祥始言岁入缗钱可得二百三十万，后不能办，至和元年，止百六十九万，遂以元年入钱为岁课定率，量入计出，可助边费十之八。久之，并边复听入刍粟以当实钱，而虚估之弊滋长，券直亦从而贱，岁损官课无虑百万。祥既受命，请重禁入刍粟者。其券在嘉祐已前，每券别使输钱一千，然后予盐。又言：“商人持券，若鬻盐京师，皆亏失本钱。请置官京师，蓄钱二十万缗，以待商人至者。券若盐估钱，则官为售之。券纸六千，盐席十千，毋辄增损，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为轻重。”诏以都盐院监官兼领之。自是稍复祥旧云。权知开封府欧阳修言：“臣伏见谏官陈旭乞请侥求内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干请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臣自权知开封府，未及两月之间，十次承准内降，虽有司执奏，终许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约束止绝。臣欲乞根究因缘干求之人，奏摄下府勘劾，重行责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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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丁未，诏三司：京西比岁旱，屡蠲民租，其以缗钱十万下本路，助籴军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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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恭谢天地之岁。始用薛向议，罢并边入中粟，自京辇钱帛至河北，专以见钱和籴，唯入中刍豆，则仍计直给茶。行之未久，论者谓辇运科折，烦扰居民，且商人入钱者少。刍豆虚估益高，茶益贱。诏翰林学士韩绛、知谏院陈旭即三司经度。绛等言：“自改法以来，边储有备，商旅颇通，未宜轻变。唯辇运之费，宜从官给。旧输税绢，无得折钱。其入中刍豆，罢勿给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以银、绸、绢三物偿之。”皆从其说。自是茶法不复为边籴所倾，而通商之议起矣。初，茶法屡变，岁课日削。至和中，岁售钱并本息计之才百六十七万二千余缗，官茶所在陈积，县官获利。无几，论者皆谓宜弛禁便。景祐中，叶清臣尝上疏乞弛禁，三司以为不可。至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又皆上书请罢给茶本钱，纵园户留易而官收税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淮南转运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为十卷。宰相富弼、韩琦、曾公亮等决意向之，力言于上。

　　癸酉，命绛、旭及知杂御史吕景初即三司置局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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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十月乙巳，出内藏库绸绢十万下河东转运司，助籴军储。

　　甲子，提点江东路刑狱王安石为度支判官。安石献书万言，极陈当世之务。其略曰：“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又曰：“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法先王之政者，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大事记》曰：安石上书于嘉祐，亦谓方令法度不合先王之政，朝廷欲有所施为变革，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遂止而不改为。盖指庆历而言，而安石变法之蕴亦略见于此书，特安石更变之说与仲淹同，而更变之意则与仲淹异耳。呜呼！使庆历之法尽行，则熙、丰之法不变。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言可塞。今仲淹之志不尽行于庆历，安石之学不用于嘉祐，而乃尽用于熙宁。世道升降之机，识者又于此而三致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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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癸丑，命翰林学士韩绛、谏官陈旭、御史吕景初同三司详定省减冗费，于是置省减司于三司，自是多所裁损云。已丑，诏置在京都水监，凡内外河渠之事，悉以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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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壬子，御崇政殿，召近臣观河南府所进芝草。上曰：“今日嘉雪大滋宿麦，其瑞大胜芝草也。”即赐喜雪宴于中书。上春秋高，未有继嗣，韩宗彦上书，请修胎养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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