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孝宗朝廷议

孝宗朝廷议(1)

　　孝宗隆兴元年冬十月辛巳，召朱熹入对垂拱殿。

　　先是，帝即位，诏中外臣庶陈时政阙失。熹时监南岳庙，上封事，首言：

　　“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次言：“修攘之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误之也。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而或者犹为是说者，其意必曰，今根本未固，形势未成，进未有可以恢复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备御冲突之方，故不得已而出于此，因得以其间，从容兴补而大为之备。以臣策之，则议者所谓根本未固，形势未成，进不能攻，退不能守，何为而然哉。正以有讲和之说故也。此说不罢，则天下事无一可成之理。何哉。进无生死一决之计，而退有迁延中已之资，则人之情虽欲勉强自力于进为，而其气固已涣然离沮而莫之应，气为势所分，志为气所夺也。故今日讲和之说不罢，则陛下之励志必浅，大臣之任责必轻，将士之赴功必缓，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听上之所欲为。然则根本终欲何时而固，形势欲何时而成，恢复又何时而可图，守备又何时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臣愿陛下断以义理之公，参以利害之实，罢黜和议，追还使人，自今以往，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无一毫可恃以为迁延中已之资，而不敢怀顷刻自安之意。然后将相军民，远近中外，无不晓然知陛下之志必于复仇启土，而无玩岁愒日之心，更相激励，以图事功。数年之外，志定气饱，国富兵强，于是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中原故地，不为吾有而将焉往。”

　　次言：“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监司奸赃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上异其言。

　　至是，召熹入对。熹复陈三札，一言：“大学之道，本于格物。格物者穷理之谓也。谓之理则无形而难知，谓之物则有迹而易睹。必因物求理，使了然无毫发之差，则应事自然无毫发之谬。是以意诚、心正而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今劝讲之臣所以闻于陛下者，不过记诵词章之习，而陛下又不过求之老子、释氏之书。是以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能随事以观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能即理以应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人，未免蔽欺，由不讲乎大学之道，而溺心于浅近虚无之过也。愿博访真儒知此道者，讲而明之，则今日之务，所当为者不得不为，所不当为者不得不止。”

　　次言：“今之论国计者有三，曰战，曰守，曰和。此三说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夺。谈者各饰其私，听者不胜其眩，由不折于义理之根本，而驰于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专于一已之私也。国家之与北虏，其不可与共戴天，明矣。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

　　三言：“先王制驭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强而在乎德业，其备不在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纪纲。愿开纳谏诤，黜远邪佞，杜塞幸门，安固邦本。四者为急先之务，庶几形势自强，而恢复可冀矣。”时，朝廷遣王之望使金约和未还，宰臣汤思退等皆主和议，而近习曾觌、龙大渊招权，故奏及之。三札所陈，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剀切焉。熹初读第一札，上为动容听纳，至第二札论复仇之义，上遂默然。

　　淳熙四年三月己酉，吕祖谦入对，上言曰：“夫治道体统，上下内外不相侵夺而后安。曏者陛下以大臣不胜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亲细务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监司守令职任，率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县忽省部，掾属凌长吏，贱人轻柄臣。平居未见其患，一旦有急，谁与指麾而伸缩之耶。如曰臣下权任大重，惧其不能无私，则有给舍以出纳焉，有台谏以纠正焉，有侍从以询访焉，傥得端方不倚之人分处之，且无专恣之虑，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劳哉。人之关鬲脉络少有壅滞，久则生疾。陛下于左右虽不劳操制，苟玩而弗虑，则声势浸长，趋附浸多，过咎浸积，内则惧为陛下所谴而益思壅蔽，外则惧为公论所疾而益肆诋排。愿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执要以总万事之机，勿以图任或误而谓人多可疑，勿以聪明独高而谓智足遍察，勿详于小而忘远大之计，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

　　又言：“国朝治体，有远过前代者，有视前代为未备者。夫以宽大忠厚建立规模，以礼逊节义成就风俗，此所谓远过前代者也。故于俶扰艰危之后，驻跸东南逾五十年，无纤毫之虞，则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故虽昌炽盛大之时，此病已见，是以元昊之难，范、韩皆极一时之选，而莫能平殄，则事功之不竞从可知矣。臣谓今日事体，视前代未备者，固当激励而振起，视前代远过者，尢当爱护而扶持。”帝善之。

　　六年夏，旱，诏求直言。知南康军朱熹上疏，略曰：“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盖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闭塞私邪，然后可得而正。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二三近习之臣。上以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暬之鄙态。下则招集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喜则阴为引援，擢寘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挤排。交通货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谓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其门墙，承望其风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过龌龊自守，而未尝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论者，乃能略警逐其徒党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伤，而终亦不敢正言以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势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盖其所坏，非独坏陛下之纪纲而已，并与陛下所以立纪纲者而坏之。使天下之忠臣贤士，深忧永叹，不乐其生，而贪利无耻敢于为恶之人，四面纷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则民又安得而恤，财又安得而理，军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复，宗社之仇耻又何自而雪耶？”

　　帝读之大怒，曰：“是以我为亡也。”熹以疾请祠，不报。谕赵雄令分析。雄言于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者愈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帝以为然，熹任职如故。

　　八年十一月己亥，朱熹奏事延和殿。熹去国二十年，复得见上，极陈灾异之由，与夫修德任人之说，凡两札。大略谓“陛下临御二十年间，水旱、盗贼，略无宁岁。意者，德之崇未至于天欤。业之广未及于地欤。政之大者有未举，而小者无所系欤。刑之远者或不当，而近者或幸免欤。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欤。大臣失其职，而贱者窃其柄欤。直谅之言罕闻，而謟谀者众欤。德义之风未着，而污贱者骋欤。货赂或上流，而恩泽不下究欤。责人或已详，而反躬有未至欤。夫必有是数者，而后足以召灾而致异，而陛下未悟也。”又言：“陛下即政之初，盖尝选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间不能尽得其人，是以不复广求贤哲，而姑取软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于是左右私亵，使令之贱，始得以奉燕闲，备驱使，而宰相之权日轻。又虑其势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则时听外庭之论，以阴察此辈之负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圣心以正朝廷之大体，则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听士大夫之公言，以为驾驭之术。则士大夫之进见有时，而近习之从容无间，士大夫之礼貌既庄而难亲，其议论又苦而难入，近习便嬖侧媚之态既足以蛊心志，其胥吏狡狯之术又足以眩聪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驾驭之术而已堕其计中矣。是以虽欲微抑此辈，而此辈之势日重，虽欲兼采公论，而士大夫之日轻。重者既挟其重以窃陛下之权，轻者又借力于所重以为窃位固宠之计。中外相应，更济其私，日往月来，浸淫耗蚀，使陛下之德业日隳，纪纲日坏，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愁民怨，盗贼间作，灾异数见，饥馑洊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满其所欲，惟有陛下了无所得，而国家顾乃独受其弊。”上为动容竦听。熹因条陈救荒之策，画为七事以进，上皆纳之。又下熹“社仓法。”于诸路。

　　“社仓法。”者，先是干道中，熹里居，值饥民艰食，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赈贷，夏受粟于仓，冬则加息计米以偿。自后随年敛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饥则尽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数六百石还官，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乡四五十里间，虽遇歉年，民不缺食。其法以十家为甲，甲推一人为首，五十家则推一人通晓者为社首。其逃军及无行之士与有税粮衣食不缺者，并不得入甲。其应入甲者，又问其愿与不愿，愿者开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岁以下者不预，置籍以贷之。其以湿恶不实还者有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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