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庆历党议(3)

庆历党议(3)

　　秋七月丙子，王举正罢。欧阳修、余靖论举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请罢举正而用仲淹。帝然之，举正罢知许州。

　　八月丁未，以范仲淹参知政事。仲淹曰：“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辞不拜，愿与韩琦出行边，命为陕西宣抚使。未行，复除参知政事。帝方锐意太平，数问当世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赐手诏，又为之开天章阁，召辅臣条对。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

　　复以富弼为枢密副使，弼犹固辞，帝使宰相谕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辽故也。”时元昊使辞，帝至紫宸殿，俟弼缀枢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责成辅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大略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欲渐易监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悦矣。

　　癸丑，以韩琦为陕西宣抚使。时二府合班奏事，琦必尽言，虽事属中书，亦指陈其实。同列或不悦，帝独识之，曰：“韩琦性直。”琦尝条所宜先［行］据《宋史》三一二《韩琦传》、《续纲目》补。者七事，曰：清政本，念边计，擢才贤，备河北，固河东，收民心，营洛邑。继又陈救弊八事，曰：选将相，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谓：“数者之举，谤必随之，愿委计辅臣，听其注措。”帝嘉纳之，遂命宣抚陕西。

　　九月戊辰，吕夷简以太尉致仕。

　　冬十月，以张昷之、王素等为都转运按察使。先是，知谏院欧阳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无由遍知其贤愚善恶，乞立按察之法。于内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选强干廉明者为之，使至州县，遍见官吏，其公廉无状，皆以朱书于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书之。岁具以闻。”诏从之。富弼、范仲淹复请诏中书、枢密，通选逐路转运按察使，即委使自择知州，知州择知县，不任事者皆罢之。于是昷之等首被兹选。昷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邈，京东；施昌言，河东；李绚，京西。仲淹之选监司也，取班簿，视不才者一笔勾之。弼曰：“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罢之。

　　壬戌，诏曰：“考课之法旧矣。祥符之际，治致升平，凡下诏条，全务宽大，考最则有限年之制，入官则有循资之格。及此事边，因缘多故，思得应务之才，无亏素餐之道，非赏劝，众志不激励；非甄别，人情不愤悱。具申凡目，着于甲令。”因更定磨勘法。初，太祖［以］据《续纲目》补。旧制文武常参官各以曹务闲剧为月限，考满即迁，非循名责实之道，乃罢之而置审官院，考课中外职事，受代京朝官引对磨勘，非有劳绩，不得进秩。其后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无赃私罪，始得迁秩；曾犯赃罪，则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书、枢密取旨。其七阶选人，则考第资历，无过犯或有劳绩者递迁，谓之循资。淳化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庆，百僚多得序进。真宗即位，始罢之，惟郊祀恩许加勋阶、爵邑。至是，范仲淹、富弼以官冗由磨勘亟，易至高位，故获荫者众，乃令待制以上，自迁官后六岁，无故则复迁之，有过，益展年，至谏议大夫止。京朝官四岁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监限七十员，有阙乃补。少卿以上，迁官听旨。其法始密于旧矣。

　　十一月丁亥，诏曰：“周大司乐掌学政，以六艺教国子，则官材盖本于世胄。而今之荫法，推恩太广，以致疏宗蒙泽，稚齿授官，未知立身之道，从政之方，而并阶仕进，非所以审爵重民也。其著为令。”于是更定荫子法。初，太祖定任子之法，台省六品，诸司五品，登朝尝历两任，然后得请。太宗即位，诸州进奏者，授以试衔及三班职。寻特定选人七等，凡诞圣节及三年南郊，皆听奏一人，而特恩不预焉，由是奏荐之恩浸广。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损其制，凡选人遇郊赴铨试，不试者永不预选，且罢圣节奏荫恩。凡长子不限年，诸子孙必年过十五，弟侄年过二十，乃得荫。自是任子之恩杀矣。

　　四年夏，帝与执政论及朋党事，范仲淹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各为一党，在主上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不可禁也。”

　　六月壬子，以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时仲淹奏：“防秋事近，愿罢臣参知政事，特赐知边郡，带安抚之名，足以照管边事。”遂有是命。始，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及陕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仲淹亦以天下为己任，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籍籍，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众心不悦。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由是谤毁寖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以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为伊、霍，且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弼与仲淹恐惧，不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不许。适闻契丹伐夏，仲淹固请行，乃独允之。仲淹将赴陕，过郑州。时吕夷简已老，居郑，仲淹往见之，夷简问：“何事遽出？”仲淹对以暂往经抚两路，事毕即还。夷简曰：“君此行正蹈危机，岂复再入？若欲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为便。”仲淹愕然。仲淹既去朝，攻者果益急，帝心不能无疑矣。

　　罗从彦曰：小人之权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于图治，而富、范等衄于谗间，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与，同心同谋，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断之，为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权幸不得摇其成。若庆历之事，锐之于始而不救其终，君臣之间，毋乃有未至邪！

　　八月，以富弼为河北宣抚使，从弼请也。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请外，得濮州通判。

　　九月甲申，以杜衍为平章事兼枢密使，贾昌朝为枢密使，陈执中参知政事。衍务裁侥幸，每有内降，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帝尝语欧阳修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邪？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执中自知青州召还，谏官蔡襄、孙甫等争言：“执中虽系陈恕之子，然刚愎不学，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也。”帝不听。谏官论不止，乃命中使赍敕告，即青州赐之。明日，谏官上殿，帝作色迎谓之曰：“岂非论陈执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十一月，诏戒朋党相讦，并戒按察恣为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

　　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罢。以贾昌朝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宋庠参知政事，王贻永为枢密使，吴育、庞籍为副使。仲淹、弼既出宣抚，攻者益众，二人在朝所为亦稍沮止，衍独左右之。衍好荐引贤士而抑侥幸，群小咸怨。衍婿苏舜钦，易简子也，能文章，论议稍侵权贵，时监进奏院。循例祠神，以伎乐娱宾，集贤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于席上戏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闻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荐，而舜钦又衍婿，欲因是倾衍及仲淹，乃讽御史鱼周询、刘元瑜举劾其事。拱辰及张方平列状请诛益柔，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贾昌朝阴主拱辰等议。韩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语，何足深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国休戚，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为陛下论列，而同状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见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监复州酒税，而除舜钦名，同席被斥者十余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网打尽矣！”舜钦既放废，寓于吴中，与高僧、逸士，吟啸自适。衍亦见不为人所容，数求去，不许。仲淹不自安，奏乞罢政事，帝欲听其请，章得象谓：“仲淹素有虚名，今一请遽罢，恐天下谓陛下轻黜贤臣，不若且赐不允，若即有谢表，则是挟诈要君，乃可罢也。”上从之，仲淹果奉谢表，上愈信得象言。于是富弼自河北还，将及国门。右正言钱明逸希得象等意，遂论仲淹、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陈执中复谮衍庇二人。帝不悦，遂并黜之，衍罢知兖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郓州。仲淹引疾，求解边任，改知邓州。

　　二月辛卯，诏罢京朝官，用保任叙迁法。又罢磨勘、荫子孙新法。

　　三月辛酉，韩琦罢。时范仲淹、富弼罢去，琦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为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罢。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边，固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则所损甚大。富弼大节难夺，天与忠义。昨契丹领大兵压境，命弼使虏，以正辩屈强虏，卒复和议，忘身立事，古人所难。近者李良臣自虏来归，盛言北方自虏主而下，皆称羡之。陛下两命弼为枢密副使，皆忘其有功，辞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则不顾毁誉，动思振缉纪纲，其志欲为陛下立万世之业尔。近日臣僚多务攻击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国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报。

　　初，陕西四路总管郑戬遣静边砦主刘沪、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曰：“贼数犯塞，必并兵一道，五路帅之战兵常不满二万人，而当贼昊举国之众，吾兵所以屡为贼困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势分也。今无故夺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师，坐耗刍粮，则吾兵愈分而边用不给矣。”乃奏罢其役。会戬罢而沪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张忠代之。沪不受代，洙乃谕裨将狄青往械沪及士廉下吏，而罢水洛之役。戬论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议右戬。竟徙洙知庆州，又徙晋州，释沪等狱而复城水洛。琦因请外，遂出知扬州。河东转运使欧阳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则诬以专权。盖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唯指为朋党，则可尽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唯有专权是上之所恶，方可倾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窃为陛下惜之。”群邪益忌修，因傅致修罪，左迁知滁州，迁洙知潞州。时谏官余靖、欧阳修辈既已相继罢去，而天下目之为贤者，执政指之为党，皆欲因事斥逐之。董士廉者，即诣阙上书，以水洛事讼洙。诏遣御史刘湜就鞠，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将孙用由军校补边，自京师贷息钱，到官无以偿，洙惜其才，尝假公使钱为偿之。迨按问，而钱已先输官矣，竟坐此贬监均州酒税。

　　六月，石介卒。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举进士，历官国子直讲，太子中允，直集贤院，通判濮州，鲁人称为徂徕先生。貌厚气完，学笃志大，虽在畎亩，不忘天下，是是非非，无所忌讳。以故小人嫉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介安然，不惑不变，曰同：“吾道固如是。”

　　十一月，罢京东安抚使富弼。时滁州狂人孔直温谋反伏诛，搜其家，得石介书，并所遗孙复书。时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深怨石介讥己，常欲报之，因言介诈死，乃弼遣介结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马内应，请发介棺验之。诏下兖州，访介存亡。杜衍知兖州，以语官属，众不敢答。掌书记龚鼎臣愿以合族保介必死，提刑吕居简亦言：“无故发棺，何以示后？”具状上之，始获免。遂罢弼安抚使，贬孙复监虔州税，介子孙羁管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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