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纪事本末第十四卷开国规模(6)

第十四卷开国规模(6)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上与翰林学士刘三吾论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风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当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无二心。德以化君子，威以制小人，不因乎地也。”

　　二十三年春正月，削潮州生员陈质军籍。质父戍大宁，已死，有司取质补伍。质上书请卒业，上曰：“国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难，朕岂少一持战之士乎！”许之，除其伍。

　　二十五年秋七月，岢岚州学正吴从权、山阴教谕张恒给由至京师，上问民间疾苦，皆对曰：“不知也，而非职事。”上曰：“宋儒胡瑗为苏、湖教授，其教诸生皆兼时务。圣贤之道，所以济世也。民情不知，则所教何事？其窜之极边。”命刑部榜谕天下学校。

　　九月，诏求通晓历数推往知来者，爵封侯。山东监生周敬上疏谏，略曰：“国祚修短，在德厚薄，非历数可定。陛下但当修德，则国祚自万世。陛下连年征伐，臣民皆以为耻不得国宝。臣闻国宝出自楚平王，秦始皇名之曰御玺。《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宝，玉玺非宝也。方今力役繁兴，户口虽多，民劳者众。赋敛过厚，仓廪虽实，民贫者多。教化博矣，而民不悦。法度严矣，而民不服。汲黯言于汉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方今国则愿富，兵则愿强，城池则愿高深，宫室则愿壮丽，土地则愿广，人民则愿众，于是多取军士，广积税粮，征伐之功无虚日，土木之工无已时，如之何其可治也。洪武十二年钦录天下官吏，十三年大杀京民，不分臧否，岂无善人君子偶入诖误之中？方今水旱连年，未臻大稔，未必非杀戮无辜，感伤和气之所致也。”

　　疏奏，上颇纳其言，北征之议稍息。

　　二十六年夏四月，诏户部谕天下有司，凡遇岁饥，先发仓廪贷民，然后奏闻。着为令。

　　秋七月戊申，选秀才张宗浚等，随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直文华殿。侍讲毕，进说民间利害，田里稼穑等事，兼陈古今孝弟忠信、文学才艺诸故事，日以为常。寻以东宫官属阙，征浦江郑、王二姓子弟三十以上者选用。

　　九月甲子，以郑济为左春坊左庶子，王勋为右春坊右庶子。未几，擢郑沂为礼部尚书。

　　冬十一月，天下学官入觐，上亲询以民间政事得失。泰州训导门克新敷对亮直，绍兴府教授王俊华文辞工赡。上擢克新为左赞善，俊华为右赞善，谓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华者，重直言故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庚戌，上谓工部曰：“人之常情，饱则忘饥，暖则忘寒。一旦卒遇凶荒，则茫然无措。比年以来，时岁颇丰，然预防之计，不可不早。尔工部其谕民间，但有隙地，皆令种植桑枣，授以种植法。又益种绵花，蠲其税。岁终具数以闻。”

　　秋九月庚申，《寰宇通衢书》成。方隅之目有八，东距辽东都司，东北至三万卫，西极四川松潘卫，西南距云南金齿，南踰广东崖州，东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太平、大宁卫，西北至陕西、甘肃。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五百里。四裔不与焉。

　　二十八年夏八月己丑，谕群臣禁黥、刺、腓、劓、阉割之刑。秋七月，有道士献书，上曰：“朕将跻天下生民于寿域，岂独一己之长生久视哉！”命却之。

　　二十九年春三月壬申，诏：“文庙从祀，罢扬雄，进董仲舒。”从行人司副杨砥言也。

　　三十年夏五月甲寅，《大明律诰》成，刊布中外。上御午门，谕群臣以祥刑之意。谕侍读张信、侍讲戴彝以论思为职，“凡国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当知无不言。昔唐陆贽、崔群、李绛在翰林，皆能正言谠论，补益世道。当以古人自期，毋负擢用之意”。

　　九月辛亥，命户部令天下人民，每乡里各置木铎，选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又令民每时置一鼓，凡遇农桑时月，晨起击鼓会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责之。里老不劝督者罚。遇婚姻死丧吉凶等事，一里之内，互相赒给。

　　十一月，上御奉天殿，见散骑舍人衣极鲜丽，上问：“制用几何？”对曰：“五百贯。”上曰：“五百贯，农夫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而尔费之一衣。骄奢若此，岂不暴殄！”命切戒之。

　　三十一年春正月，上以山东、河南民多惰于农事，命户部遣人材分诣各郡县，督民耕种，具籍所种田地与收谷粟之数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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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应泰曰：

　　太祖以淮西布衣，仗剑讨乱，十五年之间，遂成帝业，开明堂，礼上帝，功云烈矣。然而身在行间，手不辍书，礼致儒臣，深思治道。慨自宋叶凌迟，生民无主。西京礼乐，失自周迁；晋代风流，亡于江左；继之元人失驭，浊乱乖离。自古祸乱浸淫，圣学放废，未有若是之酷者也。非帝神灵崛起，智勇挺兴，亦乌能克勘祸乱，率由旧章，拨乱反正，若斯之速者乎！

　　观其惩宦寺之失而禁内官预政，惩女宠之祸而戒母后临朝，惩外戚之乱而令不封后家，惩藩镇之变而制武臣不预兵食，祸本乱阶，防维略尽。至于着律令，定典礼，置百官，立宗庙，设军卫，建学校，无不损益质文，斟酌美备。遍考百王之迹，深明治乱之故，振坠绪于秦灰，永贻谋于周历。夫沛公老死行间，汉治尽仍秦弊；光武同符高祖，三公仅参吏治；唐美贞观，内多惭德；宋推艺祖，外寡经营；求其网罗前哲，范围后王，概乎未之逮也。观其官制、典礼，律令、宝训，女诫、卧碑，木铎、《祖训》，大言炎炎，至文郁郁，义监二代，法备三千，共贯同条，金声玉振。所以吴札初来，必观周礼；武王下车，不改商旧。盖集大成者难为毁，继至善者难为功。龙门作史，不能成谤帝之书；陆机悲吴，犹能着《辨亡》之论。以视秦中父老，夸美三章；宋室子孙，侈功杯酒，方斯盛轨，风云陋矣。

　　而或者谓其诛戮韩、彭，广封宗室；猜疑豪杰，迁徙富民；直言瘐死狱中，诗过谪戍荒徼；贾谊流涕于剑盘，绛侯摧心于牍背。所以七国之衅，实启养痈；黄巾之祸，不无食报；河北降城，竟无男子；青城仗节，独有侍郎；或亦作法之凉，遂有天道之还乎？盖汴都城陷，尽歼诸王，元季群雄，率起大盗，因而惩噎，不无吹羹。帝性沈鸷，果于屠杀，微类汉高，逊美唐、宋，或以此耳。虽然，隋文不永，谓以急亡，晋武短祚，又以宽败，矫枉之不妨过正，或亦英雄之善识时务也。《诗》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观其开国，规模弘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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