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黄河志(3)

黄河志(3)

　　世宗初，总河副都御史龚弘言：“黄河自正德初载，变迁不常，日渐北徙。大河之水合成一派，归入黄陵冈前乃折而南，出徐州以入运河。黄陵岁初筑三埽，先已决去其二，惧山、陕诸水横发，加以霖潦，决而趋张秋，复由故道入海。臣尝筑堤，起长垣，由黄陵冈抵山东杨家口，延袤二百馀里。今拟距堤十里许再筑一堤，延袤高广如之。即河水溢旧堤，流至十里外，性缓势平，可无大决。”从之。自黄陵冈决，开封以南无河患，而河北徐、沛诸州县河徙不常。

　　嘉靖五年，督漕都御史高友玑请浚山东贾鲁河、河南鸳鸯口，分泄水势，毋偏害一方。部议恐害山东、河南，不允。其冬，以章拯为工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治河。

　　先是，大学士费宏言：“河入汴梁以东分为三支，虽有冲决，可无大害。正德末，涡河等河日就淤浅，黄河大股南趋之势既无所杀，乃从兰阳、考城、曹、濮奔赴沛县飞云桥及徐州之溜沟，悉入漕河，泛溢弥漫，此前数年河患也。近者，沙河至沛县浮沙涌塞，官民舟楫悉取道昭阳湖。春夏之交，湖面浅涸，运道必阻，涡河等河必宜亟浚。”御史戴金言：“黄河入淮之道有三：自中牟至荆山合长淮曰涡河；自开封经葛冈小坝、丁家道口、马牧集鸳鸯口至徐州小浮桥口曰汴河；自小坝经归德城南饮马池抵文家集，经夏邑至宿迁曰白河。弘治间，涡、白上源堙塞，而徐州独受其害。宜自小坝至宿迁小河并贾鲁河、鸳鸯口、文家集壅塞之处，尽行疏通，则趋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杀矣。”御史刘栾言：“曹县梁靖口南岸，旧有贾鲁河，南至武家口十三里，黄沙淤平，必宜开浚。武家口下至马牧集鸳鸯口百十七里，即小黄河旧通徐州故道，水尚不涸，亦宜疏通。”督漕总兵官杨宏亦请疏归德小坝、丁家道口、亳州涡河、宿迁小河。友玑及拯亦屡以为言。俱下工部议，以为浚贾鲁故道，开涡河上源，功大难成，未可轻举，但议筑堤障水，俾入正河而已。

　　是年，黄河上流骤溢，东北至沛县庙道口，截运河，注鸡鸣台口，入昭阳湖。汶、泗南下之水从而东，而河之出飞云桥者漫而北，淤数十里，河水没丰县，徙治避之。

　　明年，拯言：“荥泽北孙家渡、兰阳北赵皮寨，皆可引水南流，但二河通涡，东入淮，又东至凤阳长淮卫，经寿春王诸园寝，为患叵测。惟宁陵北坌河一道，通饮马池，抵文家集，又经夏邑至宿州符离桥，出宿迁小河口，自赵皮寨至文家集，凡二百馀里，浚而通之，水势易杀，而园寝无患。”乃为图说以闻。命刻期举工。而河决曹、单、城武杨家、梁靖二口、吴士举庄，冲入鸡鸣台，夺运河，沛地淤填七八里，粮艘阻不进。御史吴仲以闻，因劾拯不能办河事，乞择能者往代。其冬，以盛应期为总督河道右都御史。

　　是时，光禄少卿黄绾、詹事霍韬、左都御史胡世宁、兵部尚书李承勋各献治河之议。绾言：“漕河资山东泉水，不必资黄河，莫若浚兖、冀间两高中低之地，道河使北，至直沽入海。”

　　韬言：“议者欲引河自兰阳注宿迁。夫水溢徐、沛，犹有二洪为之束捍，东北诸山亘列如垣，有所底极，若道兰阳，则归德、凤阳平地千里，河势奔放，数郡皆壑，患不独徐、沛矣。按卫河自卫辉汲县至天津入海，犹古黄河也。今宜於河阴、原武、怀、孟间，审视地形，引河水注於卫河，至临清、天津，则徐、沛水势可杀其半。且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封丘北，陆运百八十里至淇门，入御河达京师。御河即卫河也。今导河注卫，冬春溯卫河沿临清至天津，夏秋则由徐、沛，此一举而运道两得也。”

　　世宁言：“河自汴以来，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荥泽，经中牟、陈、颍，至寿州入淮；一出汴城东祥符，经陈留、亳州，至怀远入淮。其东南一道自归德、宿州，经虹县、睢宁，至宿迁出其东，分五道：一自长垣、曹、郓至阳谷出；一自曹州双河口至鱼台塌场口出；一自仪封、归德至徐州小浮桥出；一自沛县南飞云桥出；一自徐、沛之中境山、北溜沟出。六道皆入漕河，而南会於淮。今诸道皆塞，惟沛县一道仅存。合流则水势既大，河身亦狭不能容，故溢出为患。近又漫入昭阳湖，以致流缓沙壅。宜因故道而分其势，汴西则浚孙家渡抵寿州以杀上流，汴东南出怀远、宿迁及正东小浮桥、溜沟诸道，各宜择其利便者，开浚一道，以泄下流。或修武城南废堤，抵丰、单接沛北庙道口，以防北流。此皆治河急务也。至为运道计，则当於湖东滕、沛、鱼台、邹县间独山、新安社地别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不过百馀里。厚筑西岸以为湖障，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为河流散漫之区，乃上策也。”

　　承勋言：“黄河入运支流有六。自涡河源塞，则北出小黄河、溜沟等处，不数年诸处皆塞，北并出飞云桥，於是丰、沛受患，而金沟运道遂淤。然幸东面皆山，犹有所障，故昭阳湖得通舟。若益徙而北，则径奔入海，安平镇故道可虑，单县、谷亭百万生灵之命可虞。又益北，则自济宁至临清运道诸水俱相随入海，运何由通？臣愚以为相六道分流之势，导引使南，可免冲决，此下流不可不疏浚也。欲保丰、沛、单县、谷亭之民，必因旧堤筑之，堤其西北使毋溢出，此上流不可不堤防也。”

　　其论昭阳湖东引水为运道，与世宁同。乃下总督大臣会议。

　　七年正月，应期奏上，如世宁策，请於昭阳湖东改为运河。会河决，於庙道口三十馀里，乃别遣官浚赵皮寨，孙家渡，南、北溜沟以杀上流，堤武城迤西至沛县南，以防北溃。会旱灾修省，言者请罢新河之役，乃召应期还京，以工部侍郎潘希曾代。希曾抵官，言：“迩因赵皮寨开浚未通，疏孙家渡口以杀河势，请敕河南巡抚潘埙督管河副使，刻期成功。”帝从其奏。希曾又言：“漕渠庙道口以下忽淤数十里者，由决河西来横冲口上，并掣闸河之水东入昭阳湖，致闸水不南，而飞云桥之水时复北漫故也。今宜於济、沛间加筑东堤，以遏入湖之路，更筑西堤以防黄河之冲，则水不散缓，而庙道口可永无淤塞之虞。”帝亦从之。

　　八年六月，单、丰、沛三县长堤成。九年五月，孙家渡河堤成。逾月，河决曹县。一自胡村寺东，东南至贾家坝入古黄河，由丁家道口至小浮桥入运河。一自胡村寺东北，分二支：一东南经虞城至砀山，合古黄河出徐州；一东北经单县长堤抵鱼台，漫为坡水，傍谷亭入运河。单、丰、沛三县长堤障之，不为害。希曾上言：“黄由归德至徐入漕，故道也。永乐间，浚开封支河达鱼台入漕以济浅。自弘治时，黄河改由单、丰出沛之飞云桥，而归德故道始塞，鱼台支河亦塞。今全河复其故道，则患害已远，支流达於鱼台，则浅涸无虞，此漕运之利，国家之福也。”帝悦，下所司知之，乃召希曾还京。自是，丰、沛渐无患，而鱼台数溢。

　　十一年，总河佥都御史戴时宗请委鱼台为受水之地，言：“河东北岸与运道邻，惟西南流者，一由孙家渡出寿州，一由涡河口出怀远，一由赵皮寨出桃源，一由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桥。往年四道俱塞，全河南奔，故丰、沛、曹、单、鱼台以次受害。今患独钟於鱼台，宜弃以受水，因而道之，使入昭阳湖，过新开河，出留城、金沟、境山，乃易为力。至塞河四道，惟涡河经祖陵，未敢轻举，其三支河颇存故迹，宜乘鱼台壅塞，令开封河夫卷埽填堤，逼使河水分流，则鱼台水势渐减，俟水落毕工，并前三河共为四道，以分泄之，河患可已。”

　　明年，都御史朱裳代时宗，条上治河二事，大略言：“三大支河宜开如时宗计，而请塞梁靖口迤东由鱼台入运河之岔口，以捍黄河，则谷亭镇迤南二百馀里淤者可浚，是谓塞黄河之口以开运河。黄河自谷亭转入运河，顺流而南，二日抵徐州，徐州逆流而北，四日乃抵谷亭，黄水之利莫大於此。恐河流北趋，或由鱼台、金乡、济宁漫安平镇，则运河堤岸冲决；或三支一有壅淤，则谷亭南运河亦且冲决。宜缮筑堤岸，束黄入运，是谓借黄河之水以资运河。”诏裳相度处置。

　　十三年正月，裳复言：

　　“今梁靖口、赵皮寨已通，孙家渡方浚。惟涡河一支，因赵皮寨下流睢州野鸡冈淤正河五十馀里，漫於平地，注入涡河。宜挑浚深广，引导漫水归入正河，而於睢州张见口筑长堤至归德郭村，凡百馀里，以防泛溢。更时疏梁靖口下流，且挑仪封月河入之，达於小浮桥，则北岸水势杀矣。

　　夫河过鱼台，其流渐北，将有越济宁、趋安平、东入於海之渐。尝议塞岔河之口以安运河，而水势汹涌，恐难遽塞。塞亦不能无横决，黄陵冈、李居庄诸处不能无患。徐州迤上至鲁桥泥沙停滞，山东诸泉水微，运道必涩。请创筑城武至济宁缕水大堤百五十馀里，以防北溢。而自鲁桥至沛县东堤百五十馀里修筑坚厚，固之以石。自鱼台至谷亭开通淤河，引水入漕，以杀鱼台、城武之患，此顺水之性不与水争地者也。

　　孙家渡、涡河二支俱出怀远，会淮流至凤阳，经皇陵及寿春王陵至泗州，经祖陵。皇陵地高无虑，祖陵则三面距河，寿春王陵尤迫近。祖陵宜筑土堤，寿春王陵宜砌石岸，然事体重大，不敢轻举也。清江浦口正当黄、淮会合之冲，二河水涨漫入河口，以致淤塞滞运，宜浚深广。而又筑堤以防水涨，筑坝以护行舟，皆不可缓。往时淮水独流入海，而海口又有套流，安东上下又有涧河、马逻诸港以分水入海。今黄河汇入於淮，水势已非其旧，而诸港套俱已堙塞，不能速泄，下壅上溢，梗塞运道。宜将沟港次第开浚，海口套沙，多置龙爪船往来爬荡，以广入海之路，此所谓杀其下流者也。

　　河出鱼台虽借以利漕，然未有数十年不变者也。一旦他徙，则徐、沛必涸。宜大浚山东诸泉以汇於汶河，则徐、沛之渠不患乾涸，虽岔河口塞亦无虞矣。”工部覆如其议，帝允行之。未几，裳忧去，命刘天和为总河副都御史代裳。

　　是岁，河决赵皮寨入淮，谷亭流绝，庙道口复淤。天和役夫十四万浚之。已而河忽自夏邑大丘、回村等集冲数口，转向东北，流经萧县，下徐州小浮桥。天和言：“黄河自鱼、沛入漕河，运舟通利者数十年，而淤塞河道、废坏闸座、阻隔泉流、冲广河身，为害亦大。今黄河既改冲从虞城、萧、砀，下小浮桥，而榆林集、侯家林二河分流入运者，俱淤塞断流，利去而害独存。宜浚鲁桥至徐州二百馀里之淤塞。”制可。

　　十四年从天和言，自曹县梁靖口东岔河口筑压口缕水堤，复筑曹县八里湾至单县侯家林长堤各一道。是年冬，天和条上治河数事，中言：“鲁桥至沛县东堤，旧议筑石以御横流，今黄河既南徙，可不必筑。孙家渡自正统时全河从此南徙，弘治间淤塞，屡开屡淤，卒不能通。今赵皮寨河日渐冲广，若再开渡口，并入涡河，不惟二洪水涩，恐亦有陵寝之虞，宜仍其旧勿治。旧议祥符盘石、兰阳铜瓦厢、考城蔡家口各添筑月堤。臣以为黄河之当防者惟北岸为重，当择其去河远者大堤中堤各一道，修补完筑，使北岸七八百里间联属高厚，则前勘应筑诸堤举在其中，皆可罢不筑。”帝亦从之。

　　十五年，督漕都御史周金言：“自嘉靖六年后，河流益南，其一由涡河直下长淮，而梁靖口、赵皮寨二支各入清河，汇於新庄闸，遂灌里河。水退沙存，日就淤塞。故老皆言河自汴来本浊，而涡、淮、泗清，新庄闸正当二水之口，河、淮既合，昔之为沛县患者，今移淮安矣。因请於新庄更置一渠，立闸以资蓄泄。”从之。

　　十六年冬从总河副都御史于湛言，开地丘店、野鸡冈诸口上流四十馀里，由桃源集、丁家道口入旧黄河，截涡河水入河济洪。十八年，总河都御史胡缵宗开考城孙继口、孙禄口黄河支流，以杀归、睢水患，且灌徐、吕，因於二口筑长堤，及修筑马牧集决口。

　　二十年五月命兵部侍郎王以旂督理河道，协总河副都御史郭持平计议。先一岁，黄河南徙，决野鸡冈，由涡河经亳州入淮，旧决口俱塞。其由孙继口及考城至丁家道口，虞城入徐、吕者，亦仅十之二。持平久治弗效，降俸戴罪。以旂至，上言：“国初，漕河惟通诸泉及汶、泗，黄河势猛水浊，迁徙不常，故徐有贞、白昂、刘大夏力排之，不资以济运也。今幸黄河南徙，诸闸复旧，宜浚山东诸泉入野鸡冈新开河道，以济徐、吕；而筑长堤沛县以南，聚水如闸河制，务利漕运而已。”明年春，持平请浚孙继口及扈运口、李景高口三河，使东由萧、砀入徐济运。其秋，从以旂言，於孙继口外别开一渠泄水，以济徐、吕。凡八月，三口工成，以旂、持平皆被奖，遂召以旂还。未几，李景高口复淤。

　　先是，河决丰县，迁县治於华山，久之始复其故治。河决孟津、夏邑，皆迁其城。及野鸡冈之决也，凤阳沿淮州县多水患，乃议徙五河、蒙城避之。而临淮当祖陵形胜不可徙，乃用巡按御史贾太亨言，敕河抚二臣亟浚砀山河道，引入二洪，以杀南注之势。

　　二十六年秋，河决曹县，水入城二尺，漫金乡、鱼台、定陶、城武，冲谷亭。总河都御史詹瀚请於赵皮寨诸口多穿支河，以分水势。诏可。

　　三十一年九月，河决徐州房村集至邳州新安，运道淤阻五十里。总河副都御史曾钧上治河方略，乃浚房村至双沟、曲头，筑徐州高庙至邳州沂河。又言：“刘伶台至赤晏庙凡八十里，乃黄河下流，淤沙壅塞，疏浚宜先。次则草湾老黄河口，冲激淹没安东一县，亦当急筑，更筑长堤矶嘴以备冲激。又三里沟新河口视旧口水高六尺，开旧口有沙淤之患，而为害稍轻；开新口未免淹没之虞，而漕舟颇便。宜暂闭新口，建置闸座，且增筑高家堰长堤，而新庄诸闸甃石以遏横流。”帝命侍郎吴鹏振灾户，而悉从钧奏。

　　三里沟新河者，督漕都御史应槚以先年开清河口通黄河之水以济运。今黄河入海，下流涧口、安东俱涨塞，河流壅而渐高，泻入清河口，沙停易淤，屡浚屡塞。沟在淮水下流黄河未合之上，故闭清河口而开之，使船由通济桥溯沟出淮，以达黄河者也。

　　时浚徐、邳将讫工，一夕，水涌复淤。帝用严嵩言，遣官祭河神。而鹏、钧复共奏请急筑浚草湾、刘伶台，建闸三里沟，迎纳泗水清流；且於徐州以上至开封浚支河一二，令水分杀。其冬，漕河工竣，进钧秩侍郎。

　　三十七年七月，曹县新集淤。新集地接梁靖口，历夏邑、丁家道口、马牧集、韩家道口、司家道口至萧县蓟门出小浮桥，此贾鲁河故道也。自河患亟，别开支河出小河以杀水势，而本河渐涩。至是遂决，趋东北段家口，析而为六，曰大溜沟、小溜沟、秦沟、浊河、胭脂沟、飞云桥，俱由运河至徐洪。又分一支由砀山坚城集下郭贯楼，析而为五，曰龙沟、母河、梁楼沟、杨氏沟、胡店沟，亦由小浮桥会徐洪，而新集至小浮桥故道二百五十馀里遂淤不可复矣。自后，河忽东忽西，靡有定向，水得分泻者数年，不至壅溃。然分多势弱，浅者仅二尺，识者知其必淤。

　　至四十四年七月，河决沛县，上下二百馀里运道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至徐州以北，至曹县棠林集而下，北分二支：南流者绕沛县戚山杨家集，入秦沟至徐；北流者绕丰县华山东北由三教堂出飞云桥。又分而为十三支，或横绝，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达於徐州，浩渺无际，而河变极矣。乃命朱衡为工部尚书兼理河漕，又以潘季驯为佥都御史总理河道。明年二月，复遣工科给事中何起鸣往勘河工。

　　衡巡行决口，旧渠已成陆，而盛应期所凿新河故迹尚在，地高，河决至昭阳湖不能复东，乃定计开浚。而季驯则以新河土浅泉涌，劳费不赀，留城以上故道初淤可复也。由是二人有隙。起鸣至沛，还，上言：“旧河之难复有五。黄河全徙必杀上流，新集、庞家屯、赵家圈皆上流也，以不赀之财，投於河流已弃之故道，势必不能，一也。自留城至沛，莽为巨浸，无所施工，二也。横亘数十里，褰裳无路，十万之众何所栖身，三也。挑浚则淖隐，筑岸则无土，且南塞则北奔，四也。夏秋淫潦，难保不污，五也。新河开凿费省，且可绝后来溃决之患。宜用衡言开新河，而兼采季驯言，不全弃旧河。”廷臣议定，衡乃决开新河。

　　时季驯持复故道之议，廷臣又多以为然。遂勘议新集、郭贯楼诸上源地。衡言：

　　“河出境山以北，则闸河淤；出徐州以南，则二洪涸；惟出境山至小浮桥四十馀里间，乃两利而无害。自黄河横流，砀山郭贯楼支河皆已淤塞，改从华山分为南北二支：南出秦沟，正在境山南五里许，运河可资其利；惟北出沛县西及飞云桥，逆上鱼台，为患甚大。

　　朝廷不忍民罹水灾，拳拳故道，命勘上源。但臣参考地形有五不可。自新集至两河口皆平原高阜，无尺寸故道可因，郭贯楼抵龙沟颇有河形，又系新淤，无可驻足，其不可一也。黄河所经，鲜不为患，由新集则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贯楼则萧、砀受之，今改复故道，则鱼、沛之祸复移萧、砀，其不可二也。河西注华山，势若建瓴，欲从中凿渠，挽水南向，必当筑坝横截，遏其东奔，於狂澜巨浸之中，筑坝数里，为力甚难，其不可三也。役夫三十万，旷日持久，骚动三省，其不可四也。大役踵兴，工费数百万，一有不继，前功尽隳，其不可五也。惟当开广秦沟，使下流通行，修筑南岸长堤以防奔溃，可以苏鱼、沛昏垫之民。”

　　从之。衡乃开鱼台南阳抵沛县留城百四十馀里，而浚旧河自留城以下，抵境山、茶城五十馀里，由此与黄河会。又筑马家桥堤三万五千二百八十丈，石堤三十里，遏河之出飞云桥者，趋秦沟以入洪。於是黄水不东侵，漕道通而沛流断矣。方工未成，河复决沛县，败马家桥堤。论者交章请罢衡。未几，工竣。帝大喜，赋诗四章志喜，以示在直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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