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朝日夕月

朝日夕月

　　洪武三年，礼部言：

　　古者祀日月之礼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翰日于东门之外”，《祭义》曰：“祭日于东郊，祭月于西郊”，二也。《小宗伯》：“肆类于四郊，兆日于东郊，兆月于西郊”，三也。《月令》：孟冬“祈来年于天宗”，天宗，日月之类，四也。《觐礼》：“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礼日于南门之外，礼月于北门之外”，五也。“霜雪风雨之不时，则禜日月”，六也。说者谓因郊祀而祀之，非正祀也。类禜而祀之，与觐诸侯而礼之，非常祀也。惟春分朝之于东门外，秋分夕之于西门外者，祀之正与常也。盖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阳气方永，秋分阴气向长，故祭以二分，为得阴阳之义。自秦祭八神，六曰月主，七曰日主，雍又有日月庙。汉郊太乙，朝日夕月改周法。常以郊泰畤，质明出行宫，东向揖日，西向揖月，又于殿下东西拜日月。宣帝于神山祠日，莱山祠月。魏明帝始朝日东郊，夕月西郊。唐以二分日，朝日夕月于国城东西。宋人因之，升为大祀。元郊坛以日月从祀，其二分朝日夕月，皇庆中议建立而未行。今当稽古正祭之礼，各设坛专祀。朝日坛宜筑于城东门外，夕月坛宜筑于城西门外。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则祔祭于月坛。从之。其祀仪与社稷同。

　　二十一年，帝以大明、夜明已从祀，罢朝日夕月之祭。嘉靖九年，帝谓“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大明坛当与夜明坛异。且日月照临，其功甚大。太岁等神，岁有二祭，而日月星辰止一从祭，义所不安”。大学士张璁亦以为缺典。遂定额春秋分之祭如旧仪，而建朝日坛于朝阳门外，西向；夕月坛于阜城门外，东向。坛制有隆杀以示别。朝日，护坛地一百亩；夕月，护坛地三十六亩。朝日无从祀，夕月以五星、二十八宿、周天星辰共一坛，南向祔焉。春祭，时以寅，迎日出也。秋祭，时以亥，迎月出也。十年，礼部上朝日、夕月仪：朝日迎神四拜，饮福受胙两拜，送神四拜；夕月迎神饮福受胙送神皆再拜。馀并如旧仪。

　　隆庆元年，礼部议定，东郊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戌年，车驾亲祭。馀岁遣文大臣摄祭朝日坛，武大臣摄祭夕月坛。三年，礼部上朝日仪，言：“正祭遇风雨，则设小次于坛前，驾就小次行礼。其升降奠献，俱以太常寺执事官代。”制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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