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汪俊传

汪俊传

　　汪俊，字抑之，弋阳人。父凤，进士，贵州参政。俊举弘治六年会试第一，授庶吉士，进编修。正德中，与修《孝宗实录》，以不附刘瑾、焦芳，调南京工部员外郎。瑾、芳败，召复原官。累迁侍读学士，擢礼部右侍郎。嘉靖元年转吏部左侍郎。

　　时议兴献王尊号，与尚书乔宇、毛澄辈力争。澄引疾去，代者罗钦顺不至，乃以俊为礼部尚书。是时献王已加帝号矣，主事桂萼复请称皇考。章下廷议。三年二月，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上议曰：“祖训‘兄终弟及’，指同产言。今陛下为武宗亲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谓与人为后，而灭武宗之统也。《仪礼》传曰：‘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汉宣起民间，犹嗣孝昭。光武中兴，犹考孝元。魏明帝诏皇后无子，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孰谓入继之主与为人后者异也。宋范纯仁谓英宗亲受诏为子，与入继不同，盖言恩义尤笃，尤当不顾私亲，非以生前为子者乃为人后，身后入继者不为人后也。萼言‘孝宗既有武宗为之子，安得复为立后。’臣等谓陛下自后武宗而上考孝宗，非为孝宗立后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继其统。’臣等谓陛下既称武宗皇兄矣，岂必改孝宗称伯，乃为继其统乎？又言‘礼官执者不过前宋《濮议》’。臣等愚昧，所执实不出此。盖宋程颐之议曰：‘虽当专意于正统，岂得尽绝于私恩。故所继，主于大义；所生，存乎至情。至于名称，统绪所系，若其无别，斯乱大伦。’殆为今日发也。谨集诸章奏，惟进士张璁、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萼议同，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

　　议上，留中。而特旨召桂萼、张璁、席书于南京。越旬有五日，乃下谕曰：“朕奉承宗庙正统，大义岂敢有违。第本生至情，亦当兼尽。其再集议以闻。”俊不得已，乃集群臣请加“皇”字，以全徽称。议上，复留十余日。至三月朔，乃诏礼官，加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择日祭告郊庙，颁诏天下。而别谕建室奉先殿侧，恭祀献皇。

　　俊等复争曰：“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犹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兴献帝奉藩安陆，则不得祭宪宗。今陛下入继大统，亦不得祭兴献帝。是皆以礼抑情者也。然兴献帝不得迎养寿安皇太后于藩邸，陛下得迎兴国太后于大内，受天下之养，而尊祀兴献帝以天子之礼乐，则人子之情获自尽矣。乃今圣心无穷，臣等敢不将顺，但于正统无嫌，乃为合礼。”帝曰：“朕但欲奉先殿侧别建一室，以伸追慕之情耳。迎养藩邸，祖宗朝无此例，何容饰以为词。其令陈状。”俊具疏引罪。用严旨切责，而趣立庙益急。俊等乃上议曰：“立庙大内，有干正统。臣实愚昧，不敢奉诏。”

　　帝不纳，而令集廷臣大议。

　　俊等复上议曰：“谨按先朝奉慈别殿，盖孝宗皇帝为孝穆皇太后附葬初毕，神主无荐享之所而设也。当时议者，皆据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为本生立庙大内，则从古未闻。惟汉哀帝为定陶恭王立庙京师。师丹以为不可，哀帝不听，卒遗后世之讥。陛下有可以为尧、舜之资，臣等不敢导以衰世之事。请于安陆特建献帝百世不迁之庙，俟他日袭封兴王子孙世世献飨，陛下岁时遣官持节奉祀，亦足伸陛下无穷至情矣。”帝仍命遵前旨再议，俊遂抗疏乞休。再请益力，帝怒，责以肆慢，允其去。召席书未至，令吴一鹏署事。

　　《明伦大典》成，落俊职，卒于家。

　　隆庆初，赠少保，谥文庄。

　　俊行谊修洁，立朝光明端介。学宗洛、闽。与王守仁交好，而不同其说。学者称“石潭先生”。

　　弟伟，字器之。由庶吉士授检讨。与俊皆忤刘瑾，调南京礼部主事。瑾诛，复故官。屡迁南京国子祭酒。武宗以巡幸至，率诸生请幸学，不从。江彬矫旨取玉砚，伟曰：“有秀才时故砚，可持去。”俊罢官之岁，伟亦至吏部右侍郎，偕廷臣数争“大礼”，又伏阙力争。及席书、张璁等议行，犹持前说不变。转官左侍郎，为陈洸劾罢，卒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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