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征战实录(42)_蔡仁照、孙科佳

四二

　　他，国民党中将军长，乘坐着国民党军用吉普车，却不知去向何方。

　　顾祝同兴奋异常，在客厅里踱步。

　　“围剿”新四军已大功告成。1月15日，颇有心计的顾祝同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炫耀战功：经紧急处置，“兹已将新编第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并称新四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

　　眼下，他看着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脸上堆满得意的笑容。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致蒋、何的电报内容，几乎被全文引用进“解散新四军通电”之中。看得出来，委座相当满意。

　　顾祝同更加兴奋，他决定大奖特奖有功人员，尤其对上官云相及其32集团军要特别嘉奖。

　　他抓起电话机，直接要通上官云相。

　　在对老同学进行了一番夸奖之后，顾祝同又下达了新的命令：对皖南新四军余部要严加搜捕，各地国民党机关要密切配合。为抓获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泾县、南陵等县要发动全县乡保甲长，挨户搜查，毋使漏网，并悬赏大洋5000元。

　　当顾祝同洋洋自得的时候，又传来令他十分满意的消息：国民党中央政府已批准奖赏32集团军总部法币5万元，奖赏对新四军作战的主力部队25军法币5万元。同时，蒋介石又密授机宜：对被俘新四军人员要加强政治攻势，对“执迷不悟”者要严加罚处。

　　早在1月11日，顾祝同就致电皖南行署和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批准成立皖南特训处，专门收容打散被俘新四军政工人员及地方被捕之革命志士。

　　在接到蒋介石的密令后，顾祝同紧锣密鼓筹划对被俘新四军的整训工作。在他的策划下，皖南地区成立了3个训练大队，专门收容被俘的新四军士兵。他电请重庆派人接收新四军被俘人员到后方“管训”，受到军令部的赏识，并由他主持这项工作。顾祝同经过反复比较，决定派陈淡如等3人任3个训练大队的队长。为了统一管理，他又调第67师少将副师长唐肃前往皖南，成立了“第3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唐肃任总队长，陈淡如任副总队长。这个“训练总队”后来逐步演变为著名的“上饶集中营”。

　　在枪林弹雨中幸免于难的皖南新四军战俘，在战场外又遭受着国民党的严重迫害，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随着一声尖厉的刹车声，军用吉普车停在了顾祝同官邸前。车门开处，叶挺缓缓地走了下来。

　　顾祝同满脸笑容迎了上去，连连说道：“希夷吃苦了。”

　　叶挺走进客厅，环顾四周，不久前来谈判的情形历历在目，他耳边仿佛又响起顾祝同的诺言：用政治人格担保。就是在这政治人格的担保下，新四军9000将士被炮火打得七零八落。叶挺的眼里充溢着悲愤的泪水。

　　顾祝同见状，感到十分尴尬，忙令侍卫官设酒备宴。席间，顾祝同劝道：“希夷，只要你能回心转意，什么都好说。委座非常器重你，只要你发表个声明，将责任推给项英，就立刻委任你为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

　　叶挺愤怒地回答：我叶挺堂堂正正的人，要我自首决不可能。

　　叶挺怒不可遏，当即给蒋介石发出了抗议电：

　　……当今生死存亡之秋，举国军民团结一致对外之际，皖南事变突然爆发，举国瞩目。凡我军民无不痛心疾首，亲痛仇快莫不如此为甚。三战区在日伪配合下乘我军北撤泾县之机大打内战，全力向我围攻，我军被迫应战，以寡敌众，损失惨重。同室操戈不足取，宜即公布真相以安民心，以利抗战，特陈三点：

　　（1）无条件释放我军全体官兵，因部下听我指挥与其无关。

　　（2）组织军事法庭，澄清事变真相，惩办祸首。

　　（3）经法庭判决如责任攸归，罪有应得，情愿坐穿牢底，著书写作，以渡余年。义无反顾，临电泰然。

　　叶挺慷慨激昂，一身正气。顾祝同反复劝说终未得计，只好将叶挺送上囚车，押往李村监狱。

　　顾祝同劝降未果，蒋介石恼火万分。他扔下叶挺的抗议电，渐渐感到事态的发展并不像预想的那样乐观。这些天来，除国内各党派、各阶层纷纷指责、抗议外，国际舆论也使蒋介石坐卧不宁。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居里正式向蒋介石声明：

　　……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
　　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方面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英国政府通过其驻华大使卡尔正告蒋介石：中国如爆发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

　　苏联、共产国际对皖南事变十分关注。

　　苏联外交次长洛佑夫斯基请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转告国民政府：“勿做使敌人快心之事。”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在重庆面见蒋介石，请他注意：进攻新四军“损害了中国的抗战力量，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崔可夫相继会见何应钦、白崇禧及其它国民党官员，暗示国民党如不悬崖勒马，将导致苏方停止援助。

　　日本，东京。

　　陆军本部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发表演说：

　　……蒋政权内部打仗，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
　　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
　　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
　　中共产军去华北，将破坏日本的利益。

　　对于国民党军队围歼新四军，削弱抗日的力量，日本方面是非常赞赏的，但是对蒋介石要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的企图，日本方面又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日军本部决定对蒋介石要给以颜色。1月下旬，日军集中5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诸军约15万人于平汉路以东地区，发动了河南战役。

　　国民党军在日军凌厉攻势下，溃不成军，一份份告急电报直飞重庆。蒋介石更加坐卧不宁。他气愤，他恨日本人不讲交情。他感到内外交困，不得不闭门谢客，思考着下一步棋子如何走。

　　延安。

　　一曲皖南悲歌，撞击着毛泽东的心扉。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位伟人承受着比其他人更为沉重的内心压力。皖南事变之前，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作了心理准备，曾一度力主对国民党进行必要的反攻，以制止他所预感的那种蒋介石全面降日的企图。然而，这位伟人毕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判断失误，蒋介石并没有全面降日。于是，伟人也同普通人一样，犯了一个他曾反复告诫全党要避免的错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1940年12月，美英宣布向中国政府提供大笔贷款，苏联宣布继续大量援华，这种有利的国际气候显然为中国的抗日战场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面对这种新的情况，尽管何应钦、白崇禧8日“齐电”再提中共军队北移事，尽管蒋介石9日手令限期12月31日新四军全部开过长江以北，八路军开过黄河以北，但是，毛泽东还是估计蒋介石“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此次严重投降危险已被制止”，“目前反共高潮已经过去”。虽然毛泽东认为“还不能说反共的高潮已下降了”，他还特别致电共产国际，希望共产国际了解国共关系的严重性质，可是，他对大资产阶级买办性的理解，有着自己独特之处。他格外重视蒋介石政策的外部环境。既然蒋介石已经受到反日的英美势力的包围，那么，当然蒋介石日前不会有联合日本大举进攻共产党的可能。因此，毛泽东又把蒋介石的反共部署看作是一种“攻势防御”，相信蒋介石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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