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征战实录(14)_全勇

一四

　　以金日成为代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对这场运动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正确态度。对此1978年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出版的《金日成——卓绝的传奇式英雄》一书中这样写道：“司令官同志（指金日成）了解了儿童团的生活情况之后，把所有的队员，连同马鞍山的队员都召令在一起，责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不关心儿童团员的生活。他说：‘你们说这些孩子加入了民生团，请问这些孩子是怎样加入民生团的，又为‘民生团’做了些什么？你们说说。……你们想一想，这些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都是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牺牲的。再说他们的年纪虽小，但他们都誓要为父母报仇，干革命，所以在游击根据地解散以后，也不去敌占区，跟着游击队员来到这里。可是，不但没有很好地照顾他们，反而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当成民生团有关者，这是多么蠢的事，又是多么大的罪过啊。’

　　当时在座的人当中也有受民族沙文主义者影响的人，但他们在像阳光一样分辨黑白的司令官同志面前再也没有敢辩解。”

　　§12　拨乱反正

　　当1935年到来的时候，敌人的“讨伐”和党内“左”倾错误使东满党组织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中共满洲省委也开始感到了东满的形势有点不太妙，于是便在1934年底派巡视员魏拯民急赴东满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在如此关键时刻出场的魏拯民，人如其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本是山西屯留县人，是1932年5月才受党派遣从关内来东北工作的，而在此前，他一直是在关内从事地下工作的——早年在太原念书时就曾积极参加过反对阎锡山的学生运动。1926年入团，翌年入党。1928年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受党派遣入国民党安阳军事干部学校学习，后又回到北平到北大听课，并在学生中开展工作。由于魏拯民有了如此丰富的经历，本人工作水平也挺高，所以他一到东北就被赋予了重任：先是任中共哈尔滨道外书记，不久就当上了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在其担任书记期间，哈尔滨的工作是搞得不错的。此时，中共满洲省委把他调到东满来，就是希望他能改变那里的被动局面，扭转那里错误的工作方向，把大家领回到正道上来。

　　几乎就在将魏拯民派往东满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和团省委还向东满党、团特委和人民革命军发出了指示信。

　　中共满洲省委在2月1日的指示信中，首先强调了必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克服关门主义的重要性。告诉东满特委，党领导的部队必须要与坚持反日的武装结成统一战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在自己的周围，才能顺利打破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讨伐’，才能迅速扩大反日游击战争，才能把自己形成全东北反日游击战争中的中心领导者和组织者。”同时，还告诉他们，1934年冬天省委特派员提出的把东满的所有的山林队和“救国军务部”全部缴械的3项条件——“（1）凡在山林里光吃老百姓饭，不出来打仗的缴；（2）向老百姓开捐绑票的缴；（3）不加入人民革命军和反日义勇军的缴”，是“极其有害的，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应当立即纠正。”

　　其次，省委指示东满特委，要“人民革命军造成东满一带反日救国游击战争的中心领导者和组织者”，为此要求“人民革命军应当站在主动的地位积极号召一切救国军、山林队……结成广泛的具体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其形式可以采取共同指挥部的形式。”

　　2月10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也给东满特委写了一封指示信。这封信中指出：目前反日运动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第一向安图、额穆发展，实现与该地反日队伍联合，进而与北满、东边道反日队伍的联合；第二向宁安、东宁发展，与该地区反日队伍打通联络。

　　关于“民生团”问题，吉东巡视员在指示信中明确指出，东满特委“估计游击区内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是过分的估计。假若游击区内绝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么这些游击区域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

　　魏拯民是1934年底到达汪清县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下车伊始，他便开始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等把情况摸得差不多了，他便在东满党团特委和二军独立师师部所在地——延吉县三道湾的能芝营给东满的领导干部们办了一个学习班，给他们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信的精神，为进一步纠“左”创造条件。

　　然而，要想纠“左”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就在魏拯民给大家办班的时候，中共东满特委委员、组织部长李相默和二军独立师师长朱镇都因被怀疑是“民生团”分子而被关了起来，以致这两个人在不久后相继逃跑，朱镇叛变。

　　朱镇叛变后，东满特委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为了免遭损失，只好向汪清县大荒崴游击根据地转移。并于2月末、3月初在那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共东满党团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

　　大荒崴会议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路线与敌人斗争情况及今后的任务》的决议。决议强调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指出“在目前不论哪个民族，不分哪个阶级，只要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表示不满与反抗，我们尽可能地把他们完全组织和统一于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的周围……我们提出有粮的出粮，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工夫的出工夫，有人的出人，有什么力量出什么力量，把一切同情和赞成反日的都联合起来，统一起来，共同反对共同的敌人。”

　　这次会议还形成了一个《反民生团斗争决议》，虽然决议中仍然说反‘民生团’是有“必要”的，但指出了前一阶段工作中的严重错误，提出要分清敌我两类矛盾，区别对待，不搞逼供信的问题。

　　大荒崴会议还改组了东满党团特委的领导班子。魏拯民和周树东分别担任党、团特委书记。

　　3月21日，中共东满特委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的领导人在汪清县腰营沟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议再一次指出了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通过了《东北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条例》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战士待遇条例》，决定在1935年再创建绥芬大甸子和安图两块游击根据地。

　　这次会议后，对独立师师团两级班子进行了调整。魏拯民带着十余名地方干部经珲春到苏联学习考察，在此期间他前往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汇报工作、听取指示。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要求和形成统一领导和指挥机关的指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于1935年5月30日正式宣告成立了。王德泰、魏拯民、李学忠和刘汉兴分别就任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及参谋长。

　　5月30日，二军军部发表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部正式成立宣言》，二军政治部还发表了《告民众书》和《告各反日部队书》，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和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联合起来，提出“在东满，凡是反日的人员和部队，不分党派，不论军头，都联合起来，成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集中一切反日力量，统一东满的军事指挥和政治领导，加紧抗日救国的政治教育工作，在一致的行动和指挥之下，完成我们抗日救国的伟大任务”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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