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征战实录(13)_全勇

一三

　　“有个时期，‘牛皮步枪’这个词很时兴。尽管是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只要他们在深山密林里呆上几天，口粮就会断的。于是，他们就去抢农民的牛来宰了吃。开头他们把皮剥下来扔掉，可是等牛肉吃光了，就把牛皮再捡来烤了吃。我们就埋伏在附近，等两三个敌兵来捡牛皮时，干掉他们夺取武器。我们把用这种办法来夺取敌人步枪的同志叫做‘牛皮步枪同志’。”

　　在制造武器方面，东满各地的游击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小兵工厂，而且有的还生产出自己的“拳头产品”。

　　延吉游击队有个小兵工厂，虽然这是一个只有10多个人的地下工厂，主要是打制一些大刀、长矛之类的原始武器，修理部分损坏的手枪和步枪，但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生产出了使敌人恐惧的“辣椒面炸弹”及威力更大的土炸弹——

　　“延吉炸弹”。

　　东满各县的游击队成立后，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各个游击队的力量也在战斗中逐渐发展起来了。据东满特委在1933年10月所做的一份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吉游击大队下辖4个中队，汪清游击大队下辖3个中队，珲春游击总队下辖2个大队4个中队，和龙游击大队下辖4个小队。总计共有游击队员700多人，步枪305支，洋炮和别力弹（独子枪）约300支。此外还有1000多人的群众武装自卫队。

　　抗日武装建立起来之后，东满的抗日根据地便也开辟出来了。在抗日根据地里，先后建立起了6个区苏维埃政府和20多个村苏维埃政府。中共东满特委在《关于苏维埃建设工作大纲决议》中曾规定：在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要“开设学校，除免费发给教科书，教育儿童外，在财政可能的情况下，儿童用纸、笔、文具之类，也应由苏维埃发给。”此外，还在一定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工作，并办起了《斗争》、《两条战线》、《战斗日报》、《反日报》、《少年先锋》等各种抗日报刊。

　　东满抗日运动的发展，使日本人感到十分紧张。他们于1933年冬和1934年春先后两次调集兵力对那里进行大规模的“讨伐”。虽然这两次“讨伐”最后都被粉碎了，但却也给东满的抗日力量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在反敌“第二期讨伐”时，童长荣率中共东满特委机关和部分游击队员及群众在汪清县北部十里坪一带坚持斗争。1934年3月21日，他们被敌人包围。当时，已经重病在身的童长荣在指挥战士和群众突围时中弹了。这时一个名叫崔今淑的朝鲜族女战士和警卫员一起冒着弹雨将他背出了重围。但是，由于伤势太重、流血过多，这位年仅27岁的特委书记在突围后便牺牲了。

　　童长荣牺牲了，他的同志们还在继续着他的事业。1934年3月，在延吉县三道湾张芝营召开的特委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上，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首先合编延吉、和龙两县的游击队，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然后再合编汪清、珲春两县游击队成立第二独立师。

　　但实际上，在这次会议后，他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会上做出的这个决议去办——只成立了一个独立师，即“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这个独立师的领导班子主要来自原延吉游击大队。大队长朱镇任师长，大队政委王德泰任师政委。

　　独立师下辖4个团，其中第一团是延吉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二团是和龙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三团是汪清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四团是珲春游击大队的老底子。

　　独立师成立后，就面临着来自敌人的疯狂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他们撤离了部分根据地，到外线去开展游击活动。自1934年冬到1935年春，他们共进行了40多次较大的战斗，打破敌人的冬季大“讨伐”。

　　§11　神经过敏

　　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受到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讨伐”外，他们还受着“左”倾错误的反复危害。东满可以说是“左”倾错误泛滥的重灾区——在那里，不但有在整个东北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在作祟，而且还有一场颇具地方特色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即所谓的反“民生团”运动。

　　“民生团”是1932年2月经过日本移民当局批准，由一伙朝鲜奸细、政客组成的专门用于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满抗日武装斗争的反革命组织。“民生团”鼓吹民族自治，破坏中华民族的团结，分裂中朝人民的抗日和联合。

　　“民生团”出现后，立即引起了中共东满特委的关注。他们针对“民生团”的险恶用心和反动实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号召中朝各族人民对“民生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也觉得“民生团”的口号这时已经不利于它他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统治，这使民生团失去了支持它们的后台老板，于是就在这一年7月的时候解散了。

　　“民生团”虽然解散了，但它在中共东满特委领导头脑里造成的那团阴云却一直没散。其实这也难怪，在当时那种严峻的形势下，人们头脑中那根防奸反特的弦是很难松下来的。

　　“民生团”解散后不久，1932年8月，中共延吉县委秘书宋老头被日本宪兵捕去，一周后放回。县委在审查宋老头期间，抓获两名日本宪兵队的翻译，经审讯，供出宋老头是日本宪兵队派回来的密探。县委立刻把宋老头抓了起来进行审问。经过严刑拷打，那宋老头吃刑不过，便招出自己是“民生团”，而且还供出20多名“同伙”。县委一听这还了得，马上又把那20多个人都抓了起来，进行审问。

　　这一审问可不得了了，“民生团”分子越来越多了。

　　据此，中共延吉县委认为：“民生团”不但还存在，而且已经钻到革命队伍中来了。既然那些该死的“民生团”分子已经混进来了，那就得把他们查出来，一个一个地收拾掉呀。于是一场深入揭批“民生团”分子的运动便在全县党团组织中开展起来。

　　中共东满特委根据延吉县委的情况认为，既然在延吉发现了“民生团”分子，那么在其他各县会没有吗？既然有，那当然也得反呀！就这样，这场运动又迅速波及到了整个东满地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既然东满特委把反“民生团”运动当成了对敌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来抓，那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这样，一大批党团干部和人民革命军的骨干遭到严刑拷打、关押、枪毙。

　　东满特委发动的这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运动，还得到了敌人的“大力赞助”。他们不断向游击区内派出特务，还通过写假信等手段制造出一种“民生团”分子“大大的有”的假象。这就使得中了敌人反奸计的东满特委越反越来劲了，越来越多冤、假、错案也就应劫而生了。

　　这场运动给抗日斗争带来的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光是它给汉、朝两个民族同胞和中、朝两国同志间团结造成的“裂缝”就足够后来好好弥补一阵子的了（在反“民生团”的运动受到打击的主要是朝鲜族同志）。在当时就有所谓“朝鲜共产党杀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杀朝鲜共产党”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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