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20师征战实录(47)_孙科佳

四七

　　仅仅两个多月，“四大动员”运动就取得了成果：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参军青年达1．5万人，做军鞋12万双，献粮600万公斤，献金折合法币（国民党政府1935年11月废止银本位制，采用纸币制，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181万元。

　　这些成果，对解决根据地的困难，壮大人民武装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共中央书记处曾对此给予了肯定：“创造晋西北根据地和四大动员都获得了很大成绩。”

　　但是，轰轰烈烈的“四大动员”运动中，曾涌动着一股逆流，产生了严重的错误。

　　临县。

　　商会会长冯锡蕃忐忑不安地在客厅里踱步。一个个令他心悸的消息不断传来：东庄的地主王德柱被决死队吊起来了，正在拷打，让他献金、献粮；七八户富农被抄了家，搜出了许多银元……

　　冯锡蕃掏出手帕拭去额头的汗水，他意识到，自己也逃不过了。不久前那可怕的情形又浮现在面前。

　　在日军大举进攻的时候，阎锡山的晋绥军闻风丧胆，纷纷溃逃，驻临县的阎军一夜间便逃得精光。冯锡蕃见状，惊恐万分，于是随着溃退的阎军一同逃往他乡，但第二天他又自行脱离了阎军返回了临县。结果，被人诬告，说他是汉奸，当过阎锡山的方正县县长，还杀害过抗日干部。因而被临县新政权扣押，并没收了他的财产……

　　眼下，虽然事情基本查清，他被放了出来，可是又碰上“四大动员”运动。昨天决死队来人通知，他已被列入“四大动员”的重点对象，要他积极支援新政权，要带头多交粮食、多交银元。

　　冯锡蕃焦急地踱着步，他的全部财产已被没收，用什么来支援新政权呢？

　　这时，决死4纵队的十几名队员来到了冯锡蕃的宅邸。冯锡蕃慌慌张张地迎了出来。“冯锡蕃，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是交粮食，还是交银元。”决死队员们大声问着。

　　冯锡蕃为难地说：“弟兄们，我的财产已经交了公，眼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没等冯锡蕃话说完，一个决死队员冲上来，一把抓住冯锡蕃的衣领，厉声说道：“冯锡蕃，你敢对抗抗日民主政权！谁都知道，你是临县的商会会长，全县有名的大财主，现在却装起穷来，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说完一挥手，几名决死队员冲了过来，不由分说，将冯锡蕃捆绑起来，押走了。

　　冯锡蕃被扣押，决死队要他拿出1万元银元，否则就关着不放。

　　“冯锡蕃被抓起来了。”这消息使地主富农们心惊肉跳，他们纷纷私下议论：现在这共产党可了不得啊，说抓就抓……我看，这共产党还不如那阎锡山呢……

　　“四大动员”中出现的问题，引起了晋西北地区各级领导的重视。

　　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1940年9月21日在晋西北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指出：“‘四大动员’没有很好地把握统一战线的原则，违犯了统一战线，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许多本来不是要反对我们的人，由于我们过左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逃跑，很多人本来可以和我们一道抗日的，但我们的错误做法，使他们产生恐惧，以致影响到统一战线的巩固。”因此，纠正“四大动员”中的错误，便成了当时建设晋西北根据地的一个重要问题。

　　贺龙、关向应作为晋西北根据地的最高负责人，虽然当时正忙于组织指挥春季反“扫荡”和准备对付国民党军第69军可能从黄河以东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但是，对“四大动员”中发生的问题，他们仍然十分关注。贺龙曾对晋西区党委副书记赵林说：“老赵呀，你们把筹来的钱、物交给部队，这是对的。可是，工作中有缺点啊！动员嘛，还得做工作，搞强迫命令可不应该。过去我在旧军队工作，要筹款筹粮，就把土豪绅士们找来，要他们出钱出粮，他们还能不给？可现在我们要搞统一战线，既要向他们筹款筹粮，还要团结他们抗日，特别是中农，搞强迫命令更不对！”春季反“扫荡”结束后，贺龙、关向应立即把主要精力转入纠正“四大动员”出现的错误上来。

　　5月15日，晋西区召开扩大干部会议。

　　为了参与总结根据地建设中的经验教训，部署纠正“四大动员”中的偏差，贺龙、关向应等人参加了会议。

　　贺龙在会上指出：“四大动员”的主要问题是用强迫命令的方式让地主、富农献金、献粮，有的还吊起打地主，擅自搜查。这些做法不仅使地主富农害怕失去其经济利益，而且感到人身安全无保障，对共产党感到失望。关向应进一步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不怕犯错误，错了，就要及时纠正。于是，会议总结了“四大动员”的经验教训，确定组织军政民联合考查团分赴各地检查纠偏。贺龙、关向应为此从120师抽调了300余名干部组成19个工作团，参加区党委主持的纠偏工作。

　　扩大干部会议结束以后，贺龙、关向应立即把周士第找来，关向应对他说：“你马上去延安，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晋西北根据地建设上存在的问题详细汇报。”

　　中央书记处听了汇报，于6月8日对晋西北的工作发出指示，指出：晋西北的这一错误是“政策一般过左，有离开统一战线正确原则的极大危险”。贺龙、关向应对此十分重视。他们认为必须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进一步端正和提高干部思想，克服“左”倾倾向。于是与林枫、赵林商量，决定立即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然而，此时，日军又发动了夏季大“扫荡”，晋西北全体军民投入了紧张的反“扫荡”，会议不能开了。他们决定在高级干部中先行传达，并联系实际，分项检查政策上“左”的倾向。后来，晋西区党委根据贺、关意见召开了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指示，以提高干部认识，检查纠偏工作。贺龙、关向应参加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到，晋西北出现这种“左”倾错误的根源“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统一战线政策及中国革命长期性认识不足”，从而提高了思想和政策水平。

　　在贺、关等领导下，这次会议使晋西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因而，中共中央于1941年2月14日将贺、关、林、赵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的报告提纲批转各根据地参考。

　　贺龙、关向应对于“四大动员”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十分重视，对有些做过了头的事情也亲自了解，并作了干预。

　　一份份情况报告摆在贺龙和关向应面前，当看到临县开明绅士冯锡蕃被扣押的情况后，关向应的眉头紧锁起来。他知道，冯锡蕃对晋西北抗战工作是有贡献的。贺龙也感到意外，于是拿起电话，要通了决死4纵队司令员雷任民。

　　在电话中，贺龙告诉雷任民：冯锡蕃是120师的老朋友了，他从1937年起就为八路军办事。1937年冬，120师刚到晋西北，前方指战员没有冬装御寒，贺龙让供给部找冯锡蕃想办法。冯锡蕃经过多方奔走，冲破诸多难关，为120师筹制了1万套棉衣，价值银洋约20万元。此后，也经常为八路军解决困难。贺龙说：“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他的财产已经被没收，哪里还有1万银元。快做点工作，把冯锡蕃放了，送他到120师师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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