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20师征战实录(46)_孙科佳

四六

　　§第7章　决胜沙场外

　　晋绥根据地，东与晋察冀边区相连，西与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隔黄河相依，东南面紧靠晋冀鲁豫。它是延安的屏障，也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唯一交通要道。日军与蒋介石集团都对此地区虎视眈眈，以政治、军事、经济等综合手段妄图毁灭中共的战略枢纽。

　　1940年1月中旬，北风呼啸，天寒地冻，皑皑白雪覆盖着晋西北大地。贺龙、关向应率120师主力回师晋西北以后，开始处理“十二月事变”后遗留下的种种难题。这时，中共中央发来指示：要求“贺、关将整个晋西北及绥远，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化为巩固的根据地，建立西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贺龙、关向应等人明白，这是中共中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晋绥地区地位重要，把它建设成巩固的根据地，意义重大。于是，贺龙、关向应等人认真分析了晋西北地区的基本形势。然而，他们面临的却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局面。

　　作为晋绥抗日根据地主要部分的晋西北，是八路军最早开辟的敌后根据地之一，然而，在结束“十二月事变”之前的近两年半时间里，是一种统一战线的局面。阎锡山采取种种阴谋手段，使各级政权、财权大多为国民党所掌握，群众的动员和组织，人民武装和抗日政权建设，都受到严重的限制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和进步的抗战组织的活动，经常遭到干扰和破坏，因而根据地的许多建设工作，此时几乎还要从头做起。

　　同时，日军在晋西北周围驻以重兵，配置有第二十六师团和3个独立混成旅团的部队以及一批伪军。他们正在准备发动大“扫荡”，扩大占领区，而120师主力转战晋察冀，长期作战，两期整军计划都未完成，亟待休整；留晋西北部队在阎锡山“饿死、困死、赶走八路军”的阴谋活动中，减员严重，新358旅主力714团仅有1000余人，警六团、独二团等则不足1000人，战斗力有所削弱；新军长期以来以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武装的面目出现，人多枪少，成员比较复杂，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以来，思想上问题不少，极需整训。

　　财政经济问题更是困扰根据地建设的严重障碍。晋西北处在西起黄河，东至同蒲路，北到长城，南抵汾离公路之间的黄土高原上，东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西邻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军控制的神木、府谷地区，南面为阎锡山统治的晋西南，北接绥南游击根据地，南北长约270公里，东西宽约160公里，幅员比较狭窄，而且没有扩大发展余地。这个地区内有30多个县，但抗日政权管辖下的人口仅一百几十万，地瘠民贫，其北部更是山西有名的贫困区域。以本地资源供应众多军队和地方脱产人员，支持长期战争，人力、物力、财力都十分不足。抗战以来，由于日寇的摧残，战争的破坏，连年的天灾，加上阎锡山数十年的残酷盘剥，晋西北人民生活已极其困难。

　　“十二月事变”期间，阎军对晋西北又作了一次洗劫，把本已不多的财富掳掠一空。晋西北劳动力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据调查，到1940年初，农业劳动力比战前减少了三分之一，骡驴减少十分之八九，羊减少十分之六；许多土地荒芜，耕地面积仅达战前百分之八十四，粮食产量降低三分之一以上，棉花总产量只及战前的百分之三；工矿、手工业大部分被毁，本来不发达的手工纺织业更是百分之百地停顿了。吃饭、穿衣成为最严重的问题。粮食极度匮乏。部队很难筹措到足够的食用谷物，只能以黑豆充饥。这种黑豆，本是用来喂牲畜的，现在却成了人们的主粮，而且就是这种黑豆也供应不足，有时部队只能喝黑豆煮的稀饭。

　　贺龙、关向应他们也和大家一样。他们把黑豆皮去掉，将其碾成小颗粒，煮成干饭，其味苦涩。当地把这种做法叫做吃“黑豆糁糁饭”。师副官处怕贺、关天天吃黑豆影响身体健康，想设法给他们弄点白面、小米来调剂一下，但是，贺龙不允许，他说：“大家能吃，我们为什么不能吃？”关向应也笑着说：“比起我在国民党监狱，这种伙食太好了。”有时候，续范亭等领人来，120师招待他们的也是黑豆糁糁。在穿着上，许多部队的衣被鞋袜皆无着落，新军几乎完全没有被子。

　　阎锡山统治山西，有着自己的一套方式和办法。他并没有把蒋介石政府真正放在眼里，蒋介石为了控制全国经济和财政，曾明令各省不得自行发行纸币，然而，阎锡山对蒋介石却玩起了阳奉阴违的把戏。他一面向蒋介石政府要钱装满自己的腰包，一面私自发行钞票，坑害百姓。阎锡山怕蒋介石干涉，以晋兴出版社作掩护，在山沟里秘密印刷他的纸币。由于印刷质量不佳，人们把这种纸币叫做“大花脸”、“二花脸”。初发行时，每1元可买小麦1．5公斤，两年后，由于发行过滥，屡屡贬值，以致1元钱买不到0．5公斤小麦。

　　阎锡山在晋西北留下了几千万元“大花脸”。“十二月事变”之后，这种钞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使晋西北人民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也给120师的财政带来严重危机，为此，贺龙、关向应向中共中央和北方分局报告说：“我军保存的大多是‘大花脸’，故‘大花脸’打倒给了我们以严重打击。”抗日政府真可谓一贫如洗。部队那一点点生活津贴一连六七个月发不出来，连买冬衣的钱也没有。进行经济建设，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的重重困难。

　　贺龙、关向应迎着这样的困难，开始了领导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工作。

　　贺龙、关向应首先决定，成立晋西北根据地的领导机构。1月26日，在贺龙、关向应回到晋西北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上，着重讨论了成立晋西北政权机构及制定施政纲领问题。2月1日至3日召开的第一次行政会议上，宣布成立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这是为了便于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沿用的阎锡山政权机关的旧称，1941年8月1日改称晋西北行署）。由续范亭任主任，牛荫冠任副主任。行署成立以后，很快任命了各专员公署的专员。续范亭、牛荫冠等在建设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支持革命战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2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贺龙、关向应、滕代远负责，将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党委合并，成立晋西区党委，由原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任书记，原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任副书记，领导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党的工作。2月24日，遵照中共中央1月23日指示，成立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晋西北党政军各项工作，贺龙为书记，关向应为副书记。为了统一协调动用各种力量，还由各界代表组成了晋西北军政民联合委员会，由贺龙任主任委员。在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下，逐步展开了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一场“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的“四大动员”运动在晋西北大地蓬勃开展起来。

　　淳朴而正直的农民们，从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于是，把最优秀的青年送进了部队。阳光下，院落里，姑娘、媳妇们热情地为部队做着军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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