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碑一九四二(47)_王楚英

四七

　　1944年10月23日，史迪威被迫回国，他怀着对中国驻印军官兵深深的战斗友情，特地来到密支那，他一下飞机首先向阵亡将士墓献花致敬，接着到新1军驻地和医院巡视一番，看望住院治疗中的伤病员，同官兵们亲切交谈，中午在新30师同士兵们一道用餐。下午才开始会见中国驻印军郑洞国、孙立人、唐守治、廖耀湘、龙天武和潘裕昆等高级将领。这时，我已调到新6军14师任少校作战科长，在廖耀湘的前方指挥所工作。史迪威要廖耀湘传唤我去见他。我开车从加盟赶到密支那时，已是傍晚时分。孙立人正从前方赶回密支那，大家同史迪威一道用晚餐，然后再叙谈良久，分别离去。

　　史迪威最后叫我去同他谈话。谈话中，史迪威首先要我对“远程突击队”根据中国国内的地理情况、人文条件在技术上作必要的改进。他认为在中国国内战场战略反攻的时机很快就会来到，到时候“远程突击战”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应预为准备。最后他问我在临别之时，对他有什么话要说。我说：他未能亲自指挥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场实现打败日本的目标，不但是他个人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的重大损失，这是令人非常痛惜和遗憾的事。

　　我还直率地对史迪威说：造成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可悲局面，是他身边的幕僚没有给他出好主意造成的。我说：“您要实现把中国军队改造好，去打败日本，取得抗战胜利，使中国成为大国的理想，就必须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得到他的真正授权。而不是排斥蒋介石。更不应同蒋介石闹矛盾。当今，中国不能没有蒋介石，而蒋介石却可以逼走你。”我最后说：“请恕我直言，您的参谋们鼓动您去斗蒋介石，显然是策略上的大错。”史迪威听后默然无语。临别时他深情地说：“我的孩子呀！我还会回来的。到时我会去找你们。”自此一别，我心里总在想着这位异国长者和导师。可惜，这次谈话，竟成了我们俩人间的永别，怎能不令人伤感！

　　史迪威被美国召回是一个有争议的事件。适逢美国总统竞选活动已入高潮，总统竞选者双方互相攻击诋毁已达到白热程度。罗斯福为寻求连任，顶住了军方对他施加的影响，最终还是决定调回史迪威，要马歇尔通知史迪威，同时决定将原来由史迪威领导的“中缅印战区”一分为二，改为“缅印战区”和“中国战区”，分别派原东南亚盟军总部参谋长、美国陆军中将魏德迈为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参谋长兼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另派原史迪威的副手、中缅印战区美军副司令索尔登（也有译作：苏尔敦或萨尔坦）任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马歇尔于1944年10月19日致电史迪威，传达了罗斯福的旨意，令他回国，并要求他必须是“秘而不宣地离开中国，不得发表任何公开谈话或声明。”

　　由于事出意外，使史迪威不胜愕然。他对自己被蒋介石黜免一事愤慨满腔，怒不可遏，心中有很多的委屈和想法急于要向世人倾诉，说明中国问题的真相，指出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但是马歇尔却要他闭嘴禁声，他怎么受得了。在当时的状况下，马歇尔从罗斯福竞选连任和考虑下一步重用史迪威的双重需要出发，不让史迪威心直口快地发脾气，不让史迪威说出不应说的话，是至为重要的。可是史迪威因自己的性格使然，还是召见了著名记者白修德和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二人，向他二人秘密地透露了他被蒋介石排斥回国的内幕，让他二人把这件事作为历史予以记录。

　　不料，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出于他记者的本能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及正义感，他还是抢在史迪威回到美国之前，并采取多种手段避开了新闻检查，于1944年10月31日，在《纽约时报》上作为独家新闻发表了他撰写的有关史迪威被召回国的报导，文章指出：“这是中国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史迪威是最杰出的战场指挥官，他当然不会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也不会采取毕恭毕敬的态度。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屈从蒋介石的意志，在召回史迪威的同时还另派一位美国将军去做蒋介石的参谋长，它“实际上是要我们默认一个不开化的残忍的独裁政权”。阿特金森的这篇报导一经《纽约时报》发表，立即在美国政府及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在报界大吵大嚷的喧哗争论声中，史迪威于11月2日平安抵美，第二天在严格保密状况下来到华盛顿。他在离开重庆前同孙夫人宋庆龄亲切话别，还给朱德写信，对于他无法同朱德及其“创建的杰出军队”建立联系，表示“非常失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史迪威出席了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的受降仪式，随后又在琉球群岛上亲自主持了日本的投降仪式。这正是对他在缅甸的卓越战功和在琉球群岛作战巨大贡献的回报。他曾要求再次访问中国、探望老友，竟遭蒋介石拒绝。此举令史迪威十分失望、深深感到蒋介石“不希望我踏上亚洲的大陆……可能蒋介石认为我会掀起一场革命。”后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满州的情况难道不是奇观吗？”“这使我渴望甩掉手中的铁锹，到中国去扛起枪同朱德一道打仗。”他表达的心声正是他倾情于中共的明证。

　　令人痛惜和无限遗憾的是，史迪威因病于1946年10月12日在睡眠中与世长辞了。我行笔至此，心中仍深为悲切。

　　尾声　凯旋

　　05 /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始末

　　［笔者注：1945年6月，我在新6军第14师任少校作战科长，部队驻在湖南芷江地区整训，军长廖耀湘选派我赴昆明美军参谋指挥学校受训。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廖耀湘急电召我，由昆明飞回芷江。当派我随副军长舒适存参加前进指挥所，从事受降工作。当日本降使今井武夫到芷江洽降及何应钦在南京主持签降典礼时，我都亲身在场参与其事，情景仍历历在目。特将日本投降前后的亲历见闻追述如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后，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经过磋商达成了关于受降地区划分的协议：（1）、中国的东三省及朝鲜北纬38度以北地区由苏联军队受降；（2）、朝鲜北纬38度以南和日本、菲律宾由美军受降，美军并担任对日本的占领，另组织盟国共同管制日本的机构；（3）、中国战区（东三省除外，包括台湾、澎湖地区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由中国军队受降；（4）、东南亚战区由英军受降，其中印尼地区由荷军受降。

　　8月15日上午，蒋介石即以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致电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以下简称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指示日军六项投降原则（即著名的第一号命令），令其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之命令。此电于15日上午由中央广播电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军中播音电台和电信总队，分别用华语和日语播出。政治部还将上项电文及蒋介石颁布的《处置伪军和地下军办法》，印成中日文传单，另编印《告沦陷区同胞书》百余万份，于当天由航空委员会派专机8架，分向沦陷区各城市散发。同时，蒋介石还命令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全权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及相关事宜。

　　8月17日下午5时30分，蒋介石在重庆接获冈村宁次复电：“限即到。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赐电敬悉。今派今井武夫总参谋副长和桥岛、前川二参谋率随员三人，准于本月十八日乘坐双引擎飞机一架，无特别标志，请知照玉山飞机场派员接待，仰赖照料为感。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未筱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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