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碑一九四二(46)_王楚英

四六

　　5月22日，军委会电令远征军迅速攻占腾冲、龙陵与驻印军会师缅北，打通中印公路。远征军长官部即以20集团军（53、54两师及预2师）为右兵团进攻腾冲，11集团军（2、6、71三个军欠预2师）为左兵团进攻龙陵。11集团军则以71军附新33师为右翼军，第2军（欠新33师）为左翼军，分向龙陵、芒市进攻。

　　6月3日前各部队分别由惠通桥、毕寨渡、三江口渡过怒江。

　　日军56师团为确保龙陵和芒市，分别在滇缅公路线上和芒市经象达到三江口途中，设置了坚固的松山据点和平戛据点，以为龙陵、芒市的屏障，派113联队据守松山，以146联队据守平戛。后因战局变化松山大佐率113联队北上驰援，改由野炮56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为松山守备队长，兵力1270人、火炮22门。

　　平戛守备队则因146联队长今冈宗四郎大佐率其主力驰援缅北18师团，就留146联队1大队大队长安部和信少佐率该部任平戛守备。

　　6月4日，71军令新28师（欠84团）进攻拉孟松山。当日该师以伤亡13人的代价，一战攻克拉孟后即向松山进攻。

　　松山雄踞怒江西岸、主峰海拔5300余米，驻足松山之巅，放眼四望，高黎贡山群峰高耸入云，一泓怒江巨流奔腾，呼啸着向南倾泻。滇缅公路就是从松山盘旋而下经拉孟来到河谷再上惠通桥方到东岸。由于松山地势险要，军事价值尤其重要。因此日军56师团将松山据点视为龙陵的咽喉和锁钥，发誓要将它守住。日军不但在松山主峰构筑了极其坚固的防御工事、各种兵器的射击堡垒，还构筑了地下掩蔽部供人员掩蔽和弹药物资存放，以坑道相连，而且在其四周的要地如陶登山、黄土坡、大垭口、滚龙坡、大寨、黄家水井、马鹿圹等处也有类似的防御设施，自成据点，既可独自作战，又可相互支援，而且还有自备的发电设备、给水排水和生活卫生设施。日军统帅要求松山储存半年生活和作战所需的物资，据此坚守半年以上。

　　新28师6月7日至10日，对松山进攻多次徒增伤亡却无进展。新39师117团来援后又多次进攻，于17日攻占阴登山后再无进展。

　　从6月7日到7月2日间，新28师屡次血战，伤亡官兵1700余人，内军官伤108人、亡50人，士兵伤736人、亡805人，还失踪32人。日军仅伤亡596人。

　　7月2日，远征军长官部另调第8军接替新28师进攻松山的任务。该军从7月2日到9月7日，历时68天攻克了松山。其间总攻9次，大小战斗无数，终于在控携坑道和爆破作业相结合战术，摧毁了松山日军经营了2年多极其完备而且非常坚固的堡垒坑道式据点阵地，全歼守敌，无一漏网，是一次典型的雨季攻坚歼灭战。敌松山守备队悉数被歼，生俘28人，缴步骑枪437支、轻重机枪32挺，各种口径火炮16门、战车3辆、汽车15辆。日军自称其守军只有1270人，伤128人，另外失踪18人。

　　松山之战，从新28师6月4日开始进攻到第8军于9月7日完全攻克松山，先后历时达97天。我军参战部队达4个师以上，先后投入的兵力约6万人，计伤亡总数6700余人，我与敌伤亡比例为8:1。时间之长和付出的代价之高，都是历来战史少见的。连战区最高指挥官、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上将、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和美军总联络官多恩将军等都亲临前线督战指挥，这是抗日战争史上极少的先例。

　　我尤其觉得，为滇西缅北大反攻，为打通中印公路而呕心沥血的史迪威将军没能登上松山，甚是遗憾！松山这块土地在65前是用中华勇士们的鲜血染红的。滇缅、中印公路是用中华儿女的生命铺成的，我们不应忘记他们，应该牢记这首血写的史诗。尤其应该在松山之巅矗起纪念碑，刻上英烈们的名字，供后人景仰凭吊。要同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沈阳“9.18”抗日纪念馆、台儿庄抗日纪念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南京侵华日军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腾冲国殇墓园一样，辟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代代相传。

　　29 / 史迪威话别中国官兵

　　1942年3月3日，蒋介石在缅甸腊戍会见史迪威，与其相谈中，对史迪威的最初印象颇佳，寄望良殷。他认为史迪威所说“只有进攻才能拯救缅甸”的想法，正合他意。蒋介石这天在对商震、林蔚、杜聿明、甘丽初、戴安澜、侯腾等人训话时就表示对日军应主动进攻，而且属意要守住仰光。便于3月11日派史迪威来到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并要杜聿明“绝对服从史参谋长的指挥”。后来因缅甸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曾致电史迪威、罗卓英“对腊戍应有紧急处置”，而史迪威附和亚历山大主张，断章取义地抓住蒋介石在这份电报里后面所说“万一腊戍不守，66军以八莫为后方，第5军以密支那为后方”的话，硬要第5军北撤密支那，而罔顶腊戍的危急。这使蒋介石十分不满。加之后来第5军损失惨重，杜聿明在撤退途中身罹沉疴、几至不起，而史迪威竟没有与部队同行，不免遭到非议而加深了蒋介石与史迪威的芥蒂。

　　1942年6月3日，史迪威由印度回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了缅甸战役的“全部真相”，并指名道姓地要求惩办一些军官，同时提出改造中国军队的计划和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尽管蒋介石此时对史迪威已有诸多不满，他仍然采取宽容态度，不予计较，对史迪威的建议和要求，尽可能地予以采纳。可是，史迪威身边的亲信顾问却得寸进尺、极尽能事地影响着史迪威，误导史迪威对事物的判断，滋生出“喧宾夺主”的想法，总想让蒋介石都听从他的意志。以致做出了有损中国主权和蒋介石尊严的事情来，从而导致蒋介石对史迪威的信任程度逐渐弱化，隔阂日见加深，终于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决心赶走史迪威，也使得史迪威不辞辛劳、不远万里、不避艰险、不计个人得失来到中国，抱着雄心壮志，一心一意想帮助中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成为大国屹立于世，以及帮助改造中国军队，使之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现代军队，而且会越过任何盟军的崇高理想和他对中国人民那份真实而质朴的情谊，转眼化为乌有。这是史迪威个人的不幸，更是中国人民的不幸，尤其是国民党和蒋介石自己的不幸。

　　我不妨举一实例加以说明：史迪威要帮助中国改造军队的方向是对的。很明显，经史迪威训练出来的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大打胜仗，而在湘桂战场上那些没有经过训练和装备的军队都屡战屡败、一溃千里，以致贵阳告急，举国震动。这就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有力佐证。驻印军和远征军之所以能打败号称最精锐的日军，不在于他们拥有美式装备和空中支援，而最根本的原因是驻印军和远征军在军队体制，军队训练、军队管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战斗技能和战术思想都有根本的创新，尤其是后勤供应采取“补给到人、输送到连”的体制，就是一个划时代的飞跃，它洗刷掉了中国军队从旧时代沿袭下来的陈旧习俗，真正做到了“官兵一心、上下一体，纪律严明、军民一家，意见公开、人事公开、赏罚公开”。

　　驻印军和远征军”面貌焕然一新，战力更加坚强，结果就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军，光复了滇西国土，打通了中印公路。史迪威训练军的着眼点在于打败日军，从实战出发，以打胜仗为目标，以消灭日军为已任，既重视增进官兵的体力，更要求提高战斗技能和指挥官的战术素养与指挥能力。它重实际、重实战，而不流于形式，兰姆伽和昆明这两个训练中心，为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训练出千千万万合格指挥员的成绩，就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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