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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不多久，他移到我们这一桌来了。我们这儿是清一色的“本岛人”，除了刘培元、竹田尚义、叶振刚和我之外，就是老一辈的同事。大家照常敬酒干杯，说些鼓励的话。当他来到我眼前时，我擎着酒杯起立，跟他面对面地站着。我忽然发现李添丁的眼儿湿润，眼眶也微微泛红。陡地，有什么东西猛地向我心口敲击了一下。啊！那不是眼泪吗？那岂不是表明着在他慷慨激昂、从容赴义一般的表皮下另外包藏着什么吗？连带地我想起了约半年前送白木入伍的欢宴席上的情景。那一次，李添丁和我都同样是送别人的。而今我虽然依旧是一个送别的人，可是李已一变而为被送的人了。“我也要跟在你背后去！”说这话的人此刻已应验了，就要去了！ 　　我在一瞬间想到这些，这时李的杯子凑过来跟我的杯子一碰。 　　“受了你很多照应了。”李说着一饮而尽。 　　“哪里的话，我才是啊。”我饮下了那杯酒后又说：“希望你勇敢地去！我也要跟在后头去啊！” 　　我毫没有准备要说这样的话，可是它彷佛自动地从我嘴里吐出来，而且还说得那么响亮，那么慷慨激昂的样子，连我自己都不由得楞住了。 　　李添丁怔怔地望着我，良久才脚跟一碰，来个十五度的军礼，说：“谢谢你。” 　　李到另一桌去了。我目送着他的背影，心中一片空虚迷惘。我说了什么？我说了什么……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 　　身边的刘培元扯了我一把，示意要我坐下，我这才清醒过来，我感到无数双的视线集中在我身上。我觉得我脸红了，忙掩饰般地坐下。 　　“你很有朝气嘛。”刘在我身边说。 　　“陆桑，很不错啊。”邻座的人也说。 　　我没有搭腔，我看到他们都面露笑容，竹田尚义和叶振刚虽没说什么，可是也浮着笑，其余几个同桌的人也都看着我浅笑着。那是什么笑呢？敬佩的？不可能！如果说有某些敬佩的成份，那一定是对我有勇气用这样的话来点缀这个场面。但是，那种笑不是鄙视的吗？虽然看来并不像，可是谁能保他们骨子里没有一点鄙视我的意思？我真不晓得怎么才好了。 　　为什么我会说那样的话呢？我敢确定，那是下意识地说出的，可是也一定有某种要素暗地里触发了我的下意识。那么，这要素又是什么呢？当时，我以为李添丁的眼里有泪，它结结实实地敲击了我的心，我反射般地想到李添丁的慷慨激昂，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紧接着我想起送白木时的一幕。这么一来，很明显地，李添丁向白木说了那样的话也一定只是口头上的应酬了。我曾误以为那是李由衷发出来的。这些混乱的思绪，一时使我再次反射般地重复了李的话——这是可能的要素之一。 　　李和我是最有力的“志愿兵”及格人选的仅有的两个，本来我很可能和李同为今天的被送者，而我侥幸漏了网，如今只有他一个人。我发现他在一片“赤诚”的表皮下，包藏着教他流出眼泪的心。我是幸运者，他则相反，而我的幸运只是侥幸得来的。在那一剎那间，我油然起了同情心——这种心情也是可能的要素之一。 　　接着我想到遥远的往事——细数起来，其实只不过是一整年以前罢了。那时候我还在中学五年级，校方暗示全体同学都要“志愿”，否则不给“教练检定合格证”，因为不“志愿”的人是不会当兵的，给了“教练合格证”也没有用处。如今想起来，这种说词倒的确是高明无比。 　　原来所谓“教练检定合格证”是当一个“干部候补生”的唯一资格，既然“本岛人”不必当兵，而且又不“志愿”，自然这种合格证也就是无用处的。可是每个人都想取得合格证，这不仅是对一种可名为“资格”的憧憬，同时同学们也都晓得“志愿”迟早总是免不了的，换句话说，大家都有被征的可能。到了那样的时候，万一没有合格证，那就要吃亏了。由这些事实来看，可知学校当局是巧妙地利用同学们的弱点，用合格证来钓大家，让每个同学都不得不“志愿”的。 　　还记得，学校的“配属将校”（即中等以上学校之军训教官。当时中上学校每校均有现役军官）举行教练检定时，把每个同学都当着全班同学叫出来问：“你确实要‘志愿’吗？” 　　“哈！” 　　“你能向‘天皇陛下’尽忠吗？” 　　“哈！能！” 　　“如果及格了志愿兵，你要怎样？” 　　“哈！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帝国军人！” 　　问的是千篇一律，答的也是千篇一律。于是乎每一个届满十八岁的同学都“志愿”了。这时，大家所说的要‘尽忠’喽，要做一个什么‘帝国军人’喽一类话，其实有哪一个不是虚应故事呢？说那些话是那么自然，自然到叫人不能想象会有人不说那样的话。 　　刚才，我向李添丁说要跟在他后头而去，其心情是跟一年前向“配属将校”说那些话时的心情完全一样的。也许就是这种心情成了另一个可能的要素。 　　我虽然想了这许多，可是依然得不到一个确切不移的结论。也许每一种都是发生了部份作用。如今话经说出去了，再也没法收回来，同事们也把视线集中过来了，不管动机如何，我没有办法申辩，让它去算了。这就是我所得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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