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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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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次一共缺席了几天？” “……” “怎么不说话？” 我明明知道他在这样的场合一句话也说不出，可是我已昏了头，问到此就再也按捺不住，双手齐下地猛掴起来。几次倒下了，我把他拖起来再打。他始终没有哼一句，也没有流下半滴泪，只是怔怔地望着我。 忽然，我发现到他的眼光渐渐变了。惧怕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反抗的倔强的光芒。这眼光给了我很大的刺激，我把心一横，狠狠地把他摔在水泥地上。他一骨碌爬起来，拔脚便跑了，跑到教室的后头。 “回来！不饶你了！快回来！” 为了维持尊严，我没敢上前追他。从他那狡狯而敌意的眼光看来，他是很可能在我启步追去时跑出外面去的。他的身材只比我矮半个头，一定要费好大的劲才能赶上。在操场上和学生追逐，简直是荒唐之极，而且这么一来，尊严与体面都要扫地了。我略迟疑了片刻，还是抑止了追他的冲动。 “好，你回来，我不打你了，快回来。” 我略为放低声音这么说。不妨改用软法试试吧，我想。可是他仍不肯动，眼光里充满猜疑与不信任。我几乎又要冲动起来。可是我的心肠本就不硬，而且生就的一付懦怯性情又使我怕失体面，终于还是冷静下来了。 “真是个坏学生。好吧，你坐下好了，可不许你再缺席啊。” 他还是不听，依旧用那种眼光和神情站在那儿。 “你不听我的话吗？那你就站着好了，站一整天吧。” 我只有这么下台了。我向全部同学告诫，要大家听话，不服从命令就是最坏的，我还搬出“皇军”之所以所向无敌，全在乎服从这一类话。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第二天“罗斯福”又缺课了，而且第三天又没有来上学，连同今天已是第三天的缺席了。我早就从同学们口里得知他几年前就死了父亲，家境很穷，经常要帮些家事，以前常常缺席也就是因为家事忙。由这些事实看来，他的缺席很有可能是不得已的，可是那也未免过份了些，以他的顽劣不驯来判断，说不定逃学到那儿去闲荡也不是不可能。为了一探究竟，我决定来一次家庭访问。 我从学籍薄查出了他的住址和家长姓名，下午四时“职员夕会”一完就匆匆上路。好在他住在月眉村，正好是我负责的青年团分队的村，为了访问缺席的青年，我已来过这个位于河边山崖下，地形成一半月形的村落好几次，所以地方也不算很陌生，问了三四次路就找到他的家。 那是一所简陋的土砖砌的矮小房子，一看就知道是赤贫如洗的家庭，大门紧闭，附近看不见一个走动的生物。幸好隔一排竹丛还有人家，我便走向那个邻居。一位老妇人告诉我，“罗斯福”一家人往常都是在外边作工的，所以家中没人在也是常事。 我还问出了如下的事实： 他的家里如今只有年老的祖父母和一个弟弟，父亲是“支那事变”初期就给征去的头一批“军夫”之一，三年前就战死了。去年，母亲也丢下两个稚龄儿子出走了。此外还有一个叔父，在台北做工，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家计就靠老夫妇俩替人做些零工来维持，有时也租下一小块田园来种些蕃薯、蔬菜什么的，用来饲养两只猪。“罗斯福”能够读了几年书，还算是幸运的，他的弟弟就没有上学。 听了这些事实，我有些黯然了。我是那样恶毒地打了他，毫不顾惜，其实他不仅不该受到那么严厉的处罚，而且还应该给与温情的鼓励才对的。还有什么必要再去找他们呢，并且说不定那老夫妇俩还为了我打过他们的孙子而怀恨我呢。 那位好心的邻居还指点我，他们租的是屋后的一小块田，此刻可能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莳田期而收拾他们的农作物，以便把田交还人家。既然来了，就去看看吧。就是要受到老夫妇俩的责骂，也是罪有应得的，也许那样反倒可以使我那充满歉疚的心好过些。想到此，我就道了谢绕到屋后去。 那位邻妇的猜测没有错，出到屋后我就看见不远处有个老人在挥动锄头工作，还有两个小孩蹲在地上做着什么，其中一个正是“罗斯福”。他们是那样聚精会神，以致直到我站到田塍上还不晓得有人来了。 “廖春田！”我叫了一声。 “啊。” 三个人一齐回过头来。 “先……先生。日安。”春田行了个礼说。 “日安。”我看清了他和弟弟原来是在帮着祖父拣蕃薯，便说：“你很认真地工作啊。” “嘿嘿。”他笑了笑。 “那是你公公吧？” “是。”他改用闽南话向老人说：“阿公，我的先生来了。” “哦，哦，”老人连连向我欠身，并问孙子：“是，是日本仔先生吗？” “不是！”春田答。 我也马上接上腔，用我那不很流利的闽南话说：“我也是台湾郎啊。” “哦，哦，不是日本仔，可是说的话好像有点‘腔’。” “我是讲‘客’的。” “哦，哦，讲‘客’的。”他放下手里的锄头说：“到家里坐坐吧，不成样子的家……” “免了免了，这儿站站就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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