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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阿四叔一家人住在丘陵边缘的低洼处,也快五十年了,是阿四叔的父亲仁望叔公时,由九座寮搬过来的。从那时候起,他们便靠双手来开田阔园,辛辛苦苦从事垦殖。以他们陆家人特有的勤勉与俭约,要完成一份基业,原本也不算太困难,然而正当他们的田渐肥,茶树渐大起来时,竟然碰上了一个最严重的人祸──“走反”,所有的土地被日本官方收为“官有”,从此背上了一份永不能卸下的沉重包袱──田租,等于收入减少了恰恰一半。这还是平年,万一碰上旱涝,收入还可能减少七成、八成,因为照一般惯例,租谷因荒年而减的数量,是极有限的。

  而后,土地“拂下”了,地主换成了“日本拓殖会社”。在日方而言,除了像阿四叔那样的农民们开垦出来的田园──即所谓之“无断开垦地”──之外,其余均听任其荒芜,不能有效利用,以增加总督府的收益,是非常可惜的。招请农民来开垦,花费太多,农民们又因为开垦了,也得不到土地,加上土质贫瘠,永远佃耕,实在无利可图,所以不会有人愿意来干。于是官方便引进财阀的力量,以廉价放领(即拂下),让财阀运用庞大的资本,来开拓这一类土地。于是那些农民们便与穷苦结下不解之缘,只有叫苦连天的份儿,会社名下五百多的佃户,几乎都或多或少地负了债!

  特别是阿四叔这一家,近年来可以说是一连串的流年不利。自从那年,老伴和两个儿子得了“黄萎病”,相继过世以后,家道就一蹶不振,一直陷在日益增加的债务之中无法自拔。拖欠的租谷,换算成款子,数目已近一千个银,而且利上加利,以后还会越滚越大──这个数目,如果到庄内别处,可以买下差不多三甲中等的田,一家温饱是不成问题的。

  会社方面连番地派人来催讨,已经使许多佃户走投无路,今春起,他们还把混合肥料价格,从每袋四圆四角八,提高为四圆六角三,“硫安”更从每袋九圆一角二提高为九圆四角一,每袋竟然涨了差不多三角之多。一般而言,水田所需的肥料,每甲约为三十袋之谱,每袋涨那么几角,原也算不上多么了不起,然而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这拓殖会社的肥料,比别处的贵了好多。例如中南部的几家制糖会社,混合肥料每袋是三圆三角左右,硫安则为七圆六七角上下,相差竟达一圆多。这些肥料是从日本内地运来的,可能厂牌不同,但是价格也实在不应该相差这么多才是。

  许多年来,他们这些农人都是惯于忍受的──他们又怎能不忍受呢?因为那一片焦土,一场刀光剑影的血腥记忆,还历历犹在眼前。他们曾经反抗过。当他们明白了异族的铁蹄即将踩上他们流了无数的血,洒了无数的泪,好不容易才开辟出来的田园时,他们勇敢地站起来,握起他们的田塍刀、镰刀,还有鸟铳那些家伙,冲到三八步枪、机关枪前面,拚死拚活地周旋到底。

  然后,他们被迫接受了新的主人,也接受了忍受的命运──不错,他们不知从那一段岁月起就懂得了这个字眼──命运。他们从老远老远的祖先年代,从住在中原的时候起,就懂得了这个东西的。洪水来了,这是命;干旱,这是天意,蝗虫来了,是注定的;胡人入侵,也不例外。他们失败过,他们被打倒过,然而他们从未被消灭过,因为他们是永远不会被消灭的民族,即连命运之神也似乎明白这一点。

  现在,他们逐渐觉醒了,逐渐明白过来了:原来,生活不只是忍受而已。时代的光芒,开始照耀到蒙昧的角落。人们开始懂得,除了“人之初、性本善”之外,还有民主、科学,外加民族自决、自由平等、人权等等。于是有人敢争取六三法案的撤废,也有人以请愿的方式,争取议会之设立。在台湾中南部,也屡屡发生了制糖会社的争议与纠纷。有人不服于肥料配售和甘蔗收购等价格的出入,也有人揭发会社方面的鄙劣的剥削手段。浪花一阵阵地被激起,波纹也自然而然地荡漾开来。维梁近来从事的工作,便是属于这方面的。对于天灾以及某些人祸,也许忍受常常是生存之道。但是,对于人为的压迫、欺诈与剥削,如果仍然只知一味地忍受,那便是愚昧了。维梁就是要让农人们明了这其间的区别,鼓动他们勇敢地站起来,争取他们所应争取的基本权利。当然,日本拓殖会社下面的佃户,总共有五百多不是维梁一个人所能为力,事实上维梁甚至也不是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他只是新近才加入的一个小角色而已。事情起因于他从台北回来后,风闻阿四叔一家人的困境,便到赤牛埔去看看他们,了解了这可怜的堂叔一家人所面临的情况,同时也明白了以新店街、梅坜庄方面的黄清江、黄石顺、杨春松、谢武烈、简吉等人,正在从事组织农民,与日本会社抗争的活动,于是他未加思索就加进了这个阵营。六三法案撤废运动、文化运动等,一直都是他所向往的,他既然自认还不够资格参加这些,此刻身边就有可以让他就近参与的运动,正也是他所求之不得的。因为它们名目虽各有异,心理动机与目的,完全一致,那就是运用和平的手段,来与统治者抗争。

  当年初,维梁插手进来的时候,事情已经在黄清江、黄石顺等人的领导下,轰烈烈地干了几个回合。他们号召梅坜一带的农民,向会社提出请愿,要求减少租谷。此举自然也不是凭空提出来的,主要原因是梅坜一带的农田发生虫害,稻谷收成约略减少了三成到四成之谱。不消说,会社方面没有答应,反而把去交涉的农民代表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并以撤佃为要挟,这是去岁冬天的事。

  会社方面那种横蛮不讲理的冷酷态度,把农民们激怒了。反抗的情绪迅速地扩大,新店仔、淮仔埔、五角林等庄的农民们也纷纷响应,日本拓殖会社的五百余户佃农,差不多有三分之二,参加了这个运动,不仅受虫害的梅坜一带农民要求减少租谷,连其他各庄也都为他们过去所受的苛酷待遇而发出了不平之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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