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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四 　　感伤常是一个人的疗养所，尤以年轻人为然。在那儿，人们常能获得治愈创伤的机会。维梁离开书店，漫无目的地搭上了夜车南返。怒吼的北风、漆黑的夜，也许这就是他所期待的。一小时多之后，他就到了斜风细雨里仅有几盏孤灯的新店仔车站的站台上。在风声里，双脚踩上砂砾的细微声，窸窣地传入他的耳朵里。 　　已是另外的一天了，但距天明还有一大段冗长时间。他可以去敲大哥家的门，可是他不想去。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他选择车站的候车室，做为他的那个疗养所。他一直忍着不让自己哭，不让泪水滴下。候车室大约有十坪大。一盏也许是二十烛大小、裸露的电灯悬在屋顶的中心，昏黄的火光照出几把长板凳。三面都是玻璃窗，可以看见街路的几盏路灯与站台上的灯，都发着润湿的微光。 　　他并不冷，但觉心口在跳动着，浑身发热。 　　他在昏暗的一角落座。他静静地让忍住多时的双泪迸流而下。 　　他哭了整整一晚。 　　可是这一场内心的创伤，他并未向任何人诉说，连唯一知己的大哥，他也只字未提。当大哥对他的忽然出现显示惊诧的眼光，问他为什么回来时，他也只是以淡淡的口吻回答“台北待腻了，不想干了”而已。他的心腔里已有了一条新航路，那就是为台湾人争取福祉。在他的感受里，这是一条够明显的路，但也是渺茫模糊的，因为那些从事台湾议会请愿运动、组织台湾文化协会以及发行“台湾青年”的人们，全都是有钱有势有地位，而且学问高深的。他自认还没有资格与他们为伍，他常想：将来，我到了能够也在“台湾青年”发表言论的程度时，再加进他们阵容之中也不迟。他有了个结论：这是一桩回天大事业，相较之下，感情的事实在太渺小了，这种儿女私情，深藏在自己心中深处便够了，又何必向谁提起呢？ 　　即在大哥调差回来以后，虽然为时尚短，相处的机会还没有多少次，但是总算也促膝倾谈了若干次。在这几次的倾谈里，他也绝口不提在台北的往事，不过他的话倒是说得不少，而且常是侃侃谔谔，热情洋溢。 　　维栋听了几次弟弟的话，对弟弟的变化，不仅惊叹而已，还确实觉得开了不少眼界。他痛切地发现到，自己所知实在太少太少，而且太浅薄太浅薄了。那些事，他原本以为自己也知道的，可是听了维梁的话，他才明白过来，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在背后还大有文章哩！ 　　好比堂房阿四叔与堂兄维浪哥的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维栋在近几年来也听到过一些有关他们父子俩的事。他们也都是荣邦公派下的子孙，在维栋来说是远房的堂叔与堂兄，在邻庄耕几亩“官有地”，父子俩辛辛苦苦耕了二十多年的地，至今犹贫穷异常，最近还因为欠“会社”的租谷，面临绝境，说不定可能遭撤佃的命运。维栋因为长年在外，老屋的人们的情形，已经不太熟悉了，所知道的事也不十分真切。不过传闻里，他们是遭到一些变故的，例如十几年前阿四叔母与阿浪哥的两个弟弟相继得了奇病，先后过世，因了这变故，他们第一次举债，以后就一直陷溺在困窘的境地之中。这是“命”，人力是无可如何的。像他们父子那么勤快的人，就是打零工做长年，几十年下来也可以挣得一份家产，无虞温饱。这不是命运之神的捉弄，还会是什么呢？ 　　糟的是他们耕的土地是“官有地”。官方早已经把那些土地“拂下”【注：类如放领。】给“会社”了。他们必须照租约向“会社”缴纳租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衣食不继，而且拖欠租谷，越拖越多，这不是命运不济又是什么呢？因此维栋对他们虽有满心的同情，却也是无可如何的。 　　然而，照维梁的说法，他们的贫穷，一大半是官方造成的。例如“官有地”这个事实就大有问题。原来阿四叔的那些土地，确实也是他们陆家人的，是一百多年前荣邦公派下的大房天贵公买下的一大片未垦地的一部分。可是日本人来台后，先后没收参加抗日义军的人的土地，不久更开始了地籍调查，展开了全面性的巧取豪夺措施。 　　照说，所谓地籍调查本是现代政府的不可缺的工作，查明何处已开垦，面积多少，业主为谁，作为行政管理以及课税的依据。但是日本人那么凶恶，“走反”时的屠杀与纵火情形，人们记忆犹新，又加上许多农民无知、怕事，结果调查时许多农民都不知插标，变成无主的土地。既是无主之地，日方自然收归官有，即成了“官有地”，赤牛埔、淮子埔、五角林一带的山野，就是这样变成官有地的。日阀当局为了抢夺台湾人的土地，经过精心设计，造成了这种结果。这些土地，总督府当局一方面为了使它发挥最大的效用，另一方面也为了讨好日本的大资本家及制糖会社，一大笔一大笔地“拂下”，造成资本家垄断台湾土地的现状。 　　维梁还向维栋提出了一些数目：合资会社三五公司有三千七百余甲，南隆农场四千余甲，今村农场一千六百甲，日本拓殖会社拥有水田三千甲，台糖会社在台湾各地的土地更达十万三千甲，几个官营移民村合计也有万余甲。这些还只是平地的土地，山区的林野地更不得了，合计有二十万甲以上，归三井、三菱会社所有。台湾的农地大多数原本就没有多少，这种夺取土地的结果有多么严重，实在无法想象。许多许多的农民都失去了耕作机会，只有当一名零工或小佃人，为制糖会社或日本仔农场用血汗与劳力来换取低微的“赁银”，维持可怜的生计。这是什么？说是奴隶也好，牛马也好，总之这种生活不是人过的。可是他们能够不过吗？ 　　在阿四叔、阿浪哥父子俩的立场，这也还罢了，更糟的是他们有个古老的垦荒时期流传下来的观念，认为个人努力去开拓、垦殖，以后便可以将垦地拥为己有。根据阿四叔的说法，是这样的：“道光手是这样，光绪手、宣统手也是这样，如今的明治手、大正手，又怎么会不一样呢？我开了，我便会纳税啊。不然，谁给皇帝老子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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