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钟肇政　>　台湾人三部曲之一：沉沦　|　上页　下页

一二

其后，台湾茶曾一度落入低潮，可是到了光绪年间新的机运又来临，大陆几家大茶商陆续来台办理经销业务，于是产销突飞猛进，成了北部台湾最重要的产业，茶的销路甚至成了北部台湾经济的荣枯的直接指标。天贵公买下九座寮的二百甲荒埔也正当这个时候。 　　他请了大批工人来开垦，种下了无数的茶树。他的计算并没有落空，不几年工夫他的茶树长大了，收入直线上升，成了远近闻名的事业家之一。 　　这个天贵公又挺豪爽，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一类人。衙门里的官儿们根本就管不着他，甚至还要对他客气几分。他的存在几乎是土霸式的。不过这也不是说他会仗势欺压别人。不，相反地，他还是个乐善好施的人。他的土霸式的存在，与其说是建立在他的财与势上头，毋宁说是建立在他的任侠、仁慈、豪爽的为人上面。 　　信海是天贵的满子──即最小的儿子，也是陆家人丁当中第一个读书的人。他之所以成了个族人当中第一个读书人，自然也有着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这故事并不是他们陆家人虚构的，而是实实在在的。 　　天贵公的一个侄子信淡有一次到竹堑去营商，城里的繁华迷住了他，使他流连忘返，经常出入于交际场所当中挥霍。这一来买卖做不成了，连银子也扫数花光。那时的竹堑虽然是一个大城，距离九座寮庄整整一天的路程，可是陆天贵的名声还是响亮的。商场里提起他的名字，几乎无人不识。信淡这个胡涂的傻小子便利用伯父的名字到处借钱，到处赊账，继续过他无忧无虑的荒唐日子。 　　后来，有些狡猾的商人知道天贵是个目不识丁的老粗，便大做假账来讨，天贵自然是不认账，后来那些商人便告到官里去了。官老爷对天贵也惧怕几分，可是案子还是不得不办，便下了几道命令催账，天贵仍然是不理不睬，最后官府只好把信淡抓去关了起来。 　　天贵为了这事到竹堑跑了一趟。无奈信淡已承认了一切，天贵自知理屈，只得依那些商人们的索讨一一还了账，并把信淡赎出来。他花了大把大把的冤枉钱，不免有些心痛，同时也领悟到读书认字的可贵，一个人尽管有钱有势，如果肚子里没有几滴墨水，有时候也难免遭受人家的欺侮。这时候他的大儿、二儿子信河和信溪都已成人，只有满子信海还是个十六岁的少年，虽然已经稍嫌大了些，但在这种情形下也只有将就了。于是信海就被送进了邻村灵潭陂小镇上的学堂。 　　信海并不是个十分聪明的少年，相反地，塾师还认为他是属于鲁钝的一类，但他却有着一项很了不起的武器，那就是勤奋好学。也许是较大了才入塾，跟比自己小几岁的小孩一起启蒙，读人之初性本善，使得他有了些自卑吧，他从一开始就是最努力的学生。别的小孩们“点”过了，念了两三次就能背诵如流，只有他必需念了好几十次才能背。这还不打紧，最使他困惑的是他背得艰困，却又忘得十分快十分容易。他怕父亲严厉的眼光，也怕同学们的蔑视的笑，所以不得不加倍地努力，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真正做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肯下苦功总是会有成绩，渐渐地他不再那么鲁钝了，而且一旦背熟的课文永远也不会再忘记。他是采取忘了再背，反复地背，直到不再忘为止的方法，所以到后来想忘记也忘记不了。 　　五十几年后的今天，他仍然一样地手不释卷，一样地勤奋。也就是靠这一份韧劲儿，他如今成了远近几个庄里最负盛名的“先生”，到处都有门馆备厚礼来请他去执教。他自己也在祖堂边设了一个书房，专教族里的子弟们。他教学严格，一丝不苟，凡是喜欢恶作剧的或者读书不认真的，都逃不过他的戒尺。有时对于恶性重大的子侄们，他还不惜用担竿来对付。每一个顽童出到他跟前，便都成了胆小的老鼠，再也不敢动弹。因此他那个书房虽然是名副其实的“私塾”，而附近几个庄里慕名而把子弟送来就读的，经常都很多。 　　除了以一个严师闻名之外，信海老人还有一项最受人们敬重的特点，那就是他的为人公正清廉。不管族里的也好，别姓的也好，凡是有了什么争执纠纷不能排解的，最后都要找到他门上来。他替人们解决事端，完全出自一个诚字，外加上公正，所以他的意见没有人不敢不服，只要他一开口，听的人总是服服贴贴。他那胖胖的身材与面孔，那低垂的大耳朵，和蔼里仍有一股严肃光辉的眼儿，成了村人们崇拜的偶像。 　　信海老人有两个哥哥，三兄弟分别被地方人称作头房二房满房。这三房人早已分爨，各立门户，不过住所仍然毗连在一起。那祖堂东厢是头房，西厢是满房，连接在祖堂后边的就是二房人居住的所在。 　　头房的信河公逝世已有好些年头了。三个儿子仁发、仁祯、仁德也都已儿孙绕膝，近日正在酝酿分家。二房的信溪已是七十开外的老人，仍然很健朗，四个儿子下面孙辈的男男女女也有二十几个，是目前三房中人丁最兴旺的一房。 　　满房的信海也有三个儿子仁烈、仁智、仁勇。信海的好学情形前面已说过了，只因他所过的是一种安安全全的读书人生活，所以他是不事生产的，不是他不愿做、不肯做，而是他一窍不通，他也根本就没有工夫。但在他五十余年的读书兼教书的生涯当中，却也受了不少的折磨，那是参加考试。 　　信海老人第一次参加考试是在同治三年他三十岁的时候。当时的科举是所谓“三年两试”──每三年中举行二次。那时的府城只有台湾府一所，所以每到考试的时候，他便得带着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长工阿庚伯，让他肩挑炊具啦、棉被啦、衣服啦等东西，千里迢迢地赶到台湾台南去应试。那是很艰辛的行脚，如果碰巧遇上了雨季，往往得在河边等水退方能渡过一条河流，有时花了一个月工夫还赶不到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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