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张小娴 > 三月里的幸福饼 | 上页 下页
二二


  “不是说不要再见吗?祝你永远不要悲伤。”我抱了他一下,依依地放手。

  “你这样令我觉得自己很没用。”他难过地说。

  “没用的是我。”我掩着脸,不让自己哭。泪,却不听话地流下来。

  “我回去啦!”我转身跑进大厦里,把他留在微风中。

  离开香港前的一天,我约了良湄再去那间印度餐厅吃饭。

  “你还有心情吃东西吗?”她问我。

  “不,我只是想来占卜一下将来。”

  那盘幸福饼送来了。

  “我也要占卜一下。”良湄先拿一块饼。饼里的签语是:

  想把一个男人留在身边,就要让他知道,你随时可以离开他。

  “说得太对了。”良湄说。

  我闭上眼睛,抽了一块。

  “签语是什么?”良湄问我。

  签语是:

  我们的爱和伤痛,是因为世上只有一个他。

  是的,只有一个他。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我带着在威尼斯买我和文治送给我的玻璃珠,一个人到了纽约。

  卡拉.西蒙的工作室在第七街,我在格林威治村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坐巴士去上班。

  纽约和香港一样,是个步伐急促的城市,人面模糊。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周末晚上可以和他们共度。

  卡拉跟杨弘念不同,杨弘念是个极端任性的人,卡拉却是个很有纪律的设计师。她上午刚刚跟丈夫办完离婚手续,下午就回到工作室继续工作。回来之后,她只是淡淡的说:

  “不用天天跟他吵架,以后可以专心工作——”

  卡拉是很爱她丈夫的,他也是时装设计师,两个人一起熬出头来,她名声渐噪,远远抛离了他,他爱上了自己的女助手。

  “关于成名,女人付的代价往往比男人要大。”卡拉说。

  是的,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所爱的男人成名,但不是每个男人,也希望自己的女人成名。

  在纽约半年,我没有到过唐人街,我刻意不去知道关于香港的一切,可是,我并没有因此忘记文治。每天晚上,我看着放在玻璃碗里的、他送给我的十二颗有国旗的玻璃珠,这是我在冰冷的异乡里努力的因由。我做每一件衣服,都是为他而做的。

  那天,在信箱里,我收到良湄从香港寄来的信。

  蜻蜓:

  你好吗?

  现在是香港的春天,本来想传真给你,但是我希望你能看到我的字迹,这样好像比较亲切。

  我的月经迟了两个月没有来,我很害怕有了身孕。那一刻,我才知道我多么不愿意替熊弼生孩子。

  我曾经想过要怀着他的孩子。每个女人,在爱上一个男人时,都会有这种想法吧?当他压在我身上时,我多么希望我就这样为他生一个孩子,孩子体内流着我和他的血。

  许多年后的今天,我竟然不希望这件事发生。验孕结果证实我没有怀孕,我高兴得一口气去买了八套衣服。那一刻,我才发现,我已经不爱熊弼了。

  良湄

  P.S.徐文治升职了,他现在是副总编辑,仍然有出镜报告新闻。他还没有跟曹雪莉结婚。我想,他仍然思念着你。

  时光流逝,我愈想忘记他,印象却愈清晰。他有很多缺点,他犹豫不决,他没勇气,他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当我如许孤单的时候,他不在我身边。可是,因为他离我那么远,一切的缺点都可以忘记,只有思念抹不去。

  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我回到工作室,卡拉神秘地拉着我的手说:

  “你看谁来了?”

  杨弘念从她的房间走出来。

  在威尼斯分手以后,已经大半年没有见过他了。他还是老样子。

  “很久不见了。”他说。

  “你什么时候来的?”

  “昨日刚刚到,没想到你在这里工作。”

  “她很有天份。”卡拉称赞我。

  “当然,她是我教出来的。”杨弘念还是一贯的骄傲。

  “你会在纽约留多久?”我问他。

  “几天吧。你住在哪里?”

  “格林威治村。”

  “那里很不错。”

  “我住的房子已经很旧了。你什么时候有空一起吃顿饭?”

  “今天晚上好吗?”

  “今天晚上?没问题。”

  “到你家里,看看你的老房子好吗?”

  “好的。”

  晚上八点钟,杨弘念来了,手上拿着一束红玫瑰。

  “给你的。”

  “你从来没有送过花给我,谢谢。”我把玫瑰插在花瓶里。

  “要喝点什么?”

  “随便吧。”

  “你可不是什么都肯喝的。”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天国蜜桃”给他。

  “谢谢。”他笑说。

  “这些日子你去了哪里?真没想到会在纽约见到你——”

  “是卡拉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我特地来看看你。”

  我愕了一下,我还以为他是路经此地。

  “没什么的,只是想看看你。”他补充说。

  “谢谢你,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他拿起我放在案头的相架,相架里镶着我儿时在公园打秋千的那张照片。

  “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吗?”

  “嗯。”

  “我从没见过——”

  他完全没有察觉照片里有一个拾皮球的男孩。除了我和文治之外,谁又会注意到呢?

  “冷吗?”我问他。我听见他打了一个喷嚏。

  “不——”

  “纽约很冷,叫人吃不消。”我说。

  我脚上依然穿着文治送给我的那一双羊毛袜。

  “这种羊毛袜,你是不是有很多双?”他问我。

  “为什么这样问?”

  “每逢冬天,我就看到你穿这双袜。”

  “不,我只有这一双——”

  “那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没有,只是这一双袜穿在脚上特别温暖。”

  我把晚餐端出来:“可以吃了。”

  “你在卡拉身上学到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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