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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金花隐没于红尘尽处(代序)


  计划写这部书的当初,就立意把它写成真正的小说,而且是“女性文学”一类。为了不愿让读者以为我在写历史小说,或为赛金花做传——赛金花虽然早已隐没于红尘尽处,她和她的时代,她周遭的人,却是真实存在过的,因此取书名时颇费犹疑,最后终决定用《赛金花》。

  《赛金花》甫一写完,便在台湾的《中华日报》副刊连载。新加坡的《联合晚报》、美国的《世界日报》、香港的《星岛日报》一一跟进,接着国内的《四海》创刊号和《十月》也各刊载一部分,反应似乎比我所期待的为好。当然,名导演李翰祥先生买去版权,要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让书中的人物活生生地与读者和观众见面,是我最觉安慰的。

  赛金花于一八八七年正月,嫁给苏州才子、状元郎洪钧做妾,尽管坐的是八个汉子抬着的绿呢大轿,前面还有乐队和状元纱灯引路,说穿了仍不过是妓女从良。

  妓女从良本也是极平常的事,但是这顶轿子却把赛金花抬到了另一个世界,从那时起,至今天整整一百余年,她的故事一直被流传渲染,根据她的风流史写成的小说、艳诗、戏剧,多得不胜枚举。其中最出名的,当推曾朴的《孽海花》和樊樊山的前后《彩云曲》。这些作品的影响力至深至广,尤其咱们中国人所谓的“瓦赛公案”一节,彷佛已由这堆白纸黑字得了铁证,没人不认为赛金花是个淫欲横流的尤物,和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有过“一手”。《孽海花》里既已露出端倪,《彩云曲》里那句:“此时锦帐双鸳鸯,皓躯惊起无襦裤。”自然就越发地证实了“瓦赛”二人的亲密关系。

  赛金花原是妓女,出卖肉体对她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她生得花容月貌,又是名震九城的红姑娘,最为别的妓女所不及的是到过外洋,通晓外语,洋大帅统率万军,征城掠地厮杀之余,找个女人解解闷以调解枯燥生活,在人性上也颇说得过去,“瓦赛公案”似乎并无可疑之处,连我本人也曾信其有。我对之怀疑,要刨根挖底弄清这段公案,还是最近两三年的事。

  为什么我忽然鼓起兴致,研究起赛金花和瓦德西的交情呢?一来是赛金花这个名字目前常常见报,有关她的传闻、记述、讨论之类的文字不少,颇引起我的好奇,很想一探究竟。再个原因是,每当和外国朋友们闲谈,说到庚子年间欧美八个国家与中国交战的一段历史,观点和说法相距甚远,我们说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他们说是拳匪排外,杀害教士,迫使他们不能不派大军来保护自己人,同时惩罚拳匪和清廷。当问有没有研究过义和团为何要排外?又说不出个道理,彷佛愚昧凶恶的中国人没来由的就仇视起洋人来。而瓦德西是德国历史上的名人,熟知欧洲历史的人全知道他的业绩,如他是普法战争时的英雄等等。但所谓的“瓦赛公案”,对他们则是新奇异闻,闻所未闻。这桩“公案”只存在于我们中国人之间,在西方世界里是一点也没有,更不被承认的。可喜的是,好几位文化圈里的洋朋友对我表示,不如写出来,愿闻其详。

  有天和好友莉莉闲聊,我说:“真想把这段历史弄清楚,写一本以赛金花这个人物为经,以八国联军和当时社会为纬的长篇小说。”莉莉道:“你为何不写呢?这个题目对西方人尤其有趣。你写,我愿为你译成英文,将来再出德文。”

  莉莉是个以英文写作的作家,朋友能在文学上合作,自然是愉快的事。于是就这么决定了。

  为了找数据,我不知跑了多少图书馆,托了多少识与不识的人。在西柏林的市立图书馆里,朋友帮助我找目录,做复印,连洪状元在柏林做公使时的户口簿也找到了。有位专门研究德国华侨史的青年汉学家,只要发现与瓦赛两人相关的数据,不管是直接间接,是图片、报导、散文、小说,一定立刻告诉我知道,从他那儿我得到许多珍贵有用的资料。最出乎意外的,是我儿子在我住的这个工业城的图书馆里,借到了瓦德西侄女写的瓦德西夫人的传记,书名是《愈发清楚》,还借到了瓦德西《拳乱笔记》的德文原版,和一本名不见经传、名叫《赛 金花》的英文书。

  我长住北京的叔叔,寄来了旧日北京街市胡同区域位置的小册子、商鸿逵所著的原版《赛金花本事》和赛金花在一八八七年身着古婵娟装、任立凡手绘、洪状元题字的“采梅图”的照片。一时之间,中外文数据集了五六十种,有的还附有珍贵图片,让我读不胜读,观不胜观,从此便掉入了历史的“陷阱”。

  这些数据读起来太有趣,也太使人着迷,像做侦探一样,从一个点发现一条线,再从一条线看出一个面,一层层地剥茧抽丝,便能引出事情的真相。有一阵子,每天脑子里总晃动着赛金花、瓦德西、洪状元等人的影子,把他们做为我小说里的主人公的意愿是无可动摇的了。为此我特别到西柏林原清朝公使馆的故址,海德路十八号去参观了一次,试想着百年之前,这所庭园里的女主人,穿着系了二十四条飘带的六幅湘绫裙,大宴宾客时的盛况。虽然原来的使馆房子在二次大战时被盟军炸毁,好在现在的这幢仍在原处,仍是前为马路后为小河,房子的建筑形式也无改变,还是长方形的白色楼宇,一点也不会妨碍我思古之幽情。

  一九八六年春天的大陆之行,大目标之一仍是追踪赛金花的遗迹,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她的故乡苏州。在漫天细雨中,我走过赛金花童年时奔跑过的长巷,寻视了她娘家的故居,也去了洪状元“金屋”藏赛金花的绣楼。楼已败破,原来的七进大院被隔得零乱支离,但旧时雕栏玉砌的影子还依稀得见。

  数据看得多,便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一面之词。某些文人名士站在士大夫立场,一厢情愿地凭着幻想编故事,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出卖灵肉的女子根本算不得是人,是陪男人说笑和泄欲的工具,糟蹋糟蹋又何妨?因此曾朴仅仅是为了“且可铺叙数十回”①,硬是张冠李戴,在《孽海花》里安排赛金花与瓦德西在欧洲通奸。〔①引自杨云史致张秋溪函。〕

  依照齐如山所作《关于赛金花》一文的说法,正好与曾朴和樊樊山等相反:他认为“瓦赛公案”是空穴来风,事实上赛金花压根儿就不认识瓦德西其人,理由是赛金花是妓女出身的姨太太,不具备做公使夫人的条件,在欧洲那三年,欧洲人也不会把她当成公使夫人,更轮不到她出来交际,又说她的德语“稀松”得很,“不及我”等等。提出的左证甚多,归根结底一个观点:赛为妓女,身份下贱,不值一提。〔①引自齐如山文。〕

  以上的两种说法是出自我们中国人的,那么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对这段“公案”的看法又是如何呢?由于对中国方面“侮辱”瓦德西的反感,他们特别强调瓦德西对女色无兴趣,他四十二岁才和尼尔大公爵的遗孀,纽约女子玛莉·李结婚。婚前一段长期的单身汉生活里,居然没有一点罗曼史和绯闻,婚后的他,是个崇拜太太的体贴丈夫,两人共同生活的三十年,甜蜜得“若天天在度蜜月”。一般好丈夫每逢结婚纪念日,都会送太太玫瑰花表示爱情不渝,瓦德西却是每个月都要送束鲜花给玛莉。他们的婚礼是一八七四年四月十四日举行的,瓦德西为了感谢上帝赐给她如此贤德美丽的妻子,每逢十四日一定送花,连在中国战区那十个月也关照花店按时送到,直到一九〇四年他去世为止,从未间断过。①〔①引自依莉萨白·瓦德西着《愈发清楚》。〕

  瓦德西出身贵族名门,因他长兄在战争中牺牲,他便继承了父亲的伯爵名位。他的官运也一帆风顺,做过驻法国的武官,自从娶了玛莉为妻之后,更像运动会里的三级跳一般,不几年之间,由一个驻扎外省的上校军官,升到全国陆军总部的总管。任八国联军统帅之前,已升到军事参谋总长,他的三级跳式的官运,主要是玛莉善交际,与德皇威廉第二有师生母子般的交情,连威廉第二的皇后奥古斯塔·维多利亚都是她给拉拢的。从整个描写瓦德西夫妇的为人、教养、风度、品味及家庭生活的数据来判断,他绝不会荒唐到以八国联军统帅之尊,跟赛金花大摇大摆地住在慈禧太后的寝宫仪鸾殿。至于说瓦德西不肯见李鸿章,赛金花硬提着他一只耳朵命他相见,或谓仪鸾殿失火,瓦德西抱着赛金花光着身子跳窗而出之说,不但无稽,似乎连最起码的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也缺乏。

  依着这条线推理,是不是齐如山举证的——赛金花根本就不认识瓦德西一说便成立呢?我认为也不成立。

  一百年前的柏林,外交使节和德国高官多集中在两个区域,其一就是《孽海花》中所说的“缔尔园”。“缔尔园”若翻成中文就是“动物花园”。当时的中国使馆和瓦德西的家宅都在这一区,瓦氏夫妇和赛金花都常常到园里去散步,都是柏林社交界的名流,都喜爱设宴请客,想不认识也不容易,但绝不像《孽海花》中描述的,两人常到“缔尔园”的小房子里去幽会,瓦德西是个“日耳曼的美少年”之类的情形。

  理由是:那时的瓦德西已年近六十。离“美少年”的阶段已远,而他太太玛莉就在身边,锋头比他还健。就算他有心拈花惹草,也得顾忌几分,何况还有个洪状元在看着呢!而更充足的理由是,当时的环境——德国政坛连续发生一些大事:德皇威廉第一逝世,瓦德西担任葬仪调配和进行的总指挥;腓德烈三世即位,在位百天便死去,接着威廉第二即位,并举行加冕大典;瓦德西的上司莫提将军退休,瓦氏接任参谋总长;威廉第二把铁血宰相俾斯麦赶下台,瓦德西鉴于第一号政敌已去,愈发野心勃勃。在这些大事一波逐着一波而来的动荡时刻,身为重臣的瓦德西恐怕已忙得废寝忘食,哪里还有闲功夫跟赛金花到“缔尔园”里去幽会?再说,“缔尔园”里绿树红花,风景绮丽,咖啡馆小饭馆倒是有几个,偏偏就是没有供人幽会的“小房子”。好在有关这一段,连曾朴本人也承认目的不过是“为了铺述数十回”,所以赛金花与瓦德西在柏林时并无暧昧关系是可以断定的了。

  齐如山在《关于赛金花》文中说赛金花:“至于委身瓦帅,那是绝对不会的。”这句话说得很正确,但其例证可信的基础甚弱,原因是他行文述事中主观成份太重,时时不忘自身的尊贵和赛氏的低贱身份,而且对西方社会的一些看法和推理,显然与真实的情形不合,譬如说,齐文认为赛金花的“身份为妾,非正式夫人,因称呼关系就不会与人交际了”,是不能成立的道理。

  西方社会的夫妻关系是一夫一妻制,他们对中国人的多妻制度,目为不可思议而带原始色彩,因此也不理会。对他们来说,夫妻关系纯是这对男女的私事——洋人把私事公事是分得很清楚的。做丈夫的把哪个太太当做公使夫人来介绍,他们便视那位太太为公使夫人,洪钧带着赛金花出去应酬,没有一个洋人会以为她不是“公使夫人”,因此她在海外三年的公使夫人身份不容否认。

  赛金花出国时只带了两个伺候起居的老妈子。到柏林后“就地取材”,雇用了四个年轻的德国女孩和一个念书通文墨的“女陪伴”。所谓女陪伴,改用现在的名称就是女秘书。这位名叫苏菲亚的女秘书,不单掌管一切有关公使夫人对外交际应酬的事务,也每天如影随形地跟着她,陪她逛街、购物、应贵夫人们的约会去喝下午茶、到动物花园去散步等等。是她的伴随,也是她的蜜友。而苏菲亚是说不通中国话的,赛金花必得跟她说德语,她们就这么连续说了三年德语。

  赛金花年轻时髦又好动,跟从中国带来的两个老妈子是没什么共同趣味的,闲时聊天解闷打交道的,当然是那四个与她年龄相仿的德国女侍。年纪越小学话越容易,赛金花到德国时才十七岁,在德国跟好几个德国人朝夕相处,说了足足三年德语,应不致“稀松”得跟德国人言语不通。

  那年在北京见到老作家冰心女士,她问我的写作计划,我说了一些,冰心女士道:“我见过赛金花。”她的话令我精神大振,连连追问赛金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漂亮吗?气质好吗?等等等等。冰心女士说,她见到赛金花时,已是赛在死前不久的垂暮之年,漂亮看不出了,皮肤倒还白净,举止也算得大方文雅;令她意外的是,赛金花居然跟来访的美国记者用英语交谈了几句。

  赛金花在欧洲时只到英伦做过短期游历,从未有良好环境学习英语,她的德语定比英语流利得多,假如在归国四十几年后英语仍能上口的话,德语总该是曾经说得很纯熟的,我想这样解释绝对站得住脚。

  前面提过,赛金花不可能不认识瓦德西,而且当时能说流利德语,那么她见外国军队欺侮自己人,给解解围救救人本是很自然的事,瓦德西托她给办粮食也顺理成章,齐文中不也承认,当时他们都在做运“马铃薯”的生意吗?马铃薯就是洋山芋。西方人若连着几天不吃洋山芋,就像我们中国人连着几天不吃白米饭一样,从牙到胃都觉得很不习惯。中国老百姓被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吓破了胆,关起大门不敢做生意,洋兵买不着马铃薯是想象得出的情形,有赛金花这个通德语的旧识可用来帮忙,瓦德西托托她是合情合理的。也有的文章说,那时北京已经平稳了,市面已照常开业,用不着赛金花“去敲店铺的门”。事实上当时北京仍是危城,联军的暴行并未停止,在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日瓦德西致德皇威廉第二的报告中,还说“李鸿章最近曾经大胆向着使节团指责联军行动,谓中国居民深受其苦。”可见此时的情况仍是极混乱的,市面并未恢复正常。

  德国方面,尤其是瓦德西的家属及与他相关的人,对我们中国人所谓的“瓦赛公案”一节,采深恶痛绝的态度,认为是对他们德国人的侮辱,没说出的话是:“我们大德国的上将军,该是多么尊贵严肃的人物,怎么会跟一个中国妓女混在一处?你们这些没见过市面的土中国人,到底在梦呓些什么?”

  因此,凡是德国人所写的有关八国联军的著作,几乎全部避免提及赛金花,且在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对“瓦赛公案”一说的嗤之以鼻与愤慨,例如:伊莉萨白·瓦德西在《愈发清楚》一书中,谈到她伯父在中国战区的一段,充满了怨懑之情,说仪鸾殿失火不仅让瓦德西受了惊,也害得他们一家人牵肠挂肚为之不安,还有没说出的言外之意是:“真倒霉,凭空惹来那些肮脏的谣言。”

  在阿松·史密斯所著《普鲁士没有庞贝度》中,曾引述当时尚健在的瓦德西副官的话说:“在中国的整个时间,从没见过元帅跟任何中国女子在一起过。他倒是曾经跟他最重要的伙伴李鸿章,去骑马或参观游览。”

  瓦氏副官的话不外是为了证明老长官的清白,糟的是他竟越描越黑露了马脚,毛病就出在他对中国的历史一无所知,又没仔细读过瓦德西《拳乱笔记》。

  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七日瓦德西到北京,奉命议和的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要求相见,瓦氏大摆战胜者的架子,到十一月十五日才第一次约见两人,谈了约一小时之久,其时李鸿章已是七十七岁高龄浑身带病的老人,连上下马车都需人搀扶,怎么能够陪着瓦德西去骑马游玩?而且遍读瓦德西的日记,在华期间总共才见过李鸿章两次,两人之间绝无私交,不会一块儿去骑马的。

  但是瓦德西的红鬃马荷西亚被带到中国则是事实,他本人在日记上曾说“常常骑马”,赛金花口口声声说“常跟瓦德西元帅在天坛附近骑马”,连全心全意要维护故世主官的高尚道德的副官先生,也不否认有中国人陪他骑马。这个中国人是谁呢?最可能的人应该是赛金花。

  能够证明瓦德西和赛金花相识、相熟的线索并不只这几点,小说内描写得很详尽,此处不必多加举证。既是瓦赛二人相识,为何与瓦氏相关的人硬是咬着牙不承认?答案是:旧中国的文人,用他们闭塞的视野,封建的头脑,以自己对女性和男女关系的落后观点编出来的罗曼史,使人家实在觉得是大侮辱,乱栽赃,任意破坏人的名誉(何况瓦德西是德高望重的大将军,伯爵!),没办法承认。

  瓦德西与赛金花是朋友关系。当年在柏林,瓦德西伯爵夫妇是上流社会中最惹人注目的一对,特别是伯爵夫人玛莉,被视为是特立独行的奇女子,她把从前夫处继承来的庞大遗产,做了许多慈善事业,因而博得社会的钦敬和名望。

  赛金花年轻貌美,活泼开朗,洋人不会打听她的出身,只会觉得她比一般阴沉沉的不苟言笑的中国人可亲可爱,像个解语的瓷娃娃,加上公使夫人的头衔,在社交场合中她必定广受欢迎而朋友众多。

  瓦德西以征服者的身份到中国,遇到当年故旧,尤其见洪钧已死,赛金花沦落为娼,现又受战乱之害缺衣少食,同情与今昔之感不会没有,所以在第一次见面时送了她一千银元和两套衣服解急。瓦氏在遥远的中国,生活枯燥寂寞,与赛金花这位老朋友相遇,自是很愉快的事,跟她多聚聚谈谈,跟她做向导四处看看逛逛,属于人情之常,不见得就表示跟她有恋情或床笫之间的关系。我们中国人把“瓦赛公案”传得活灵活现,完全是用一个公式套出来的,这个公式就是:妓女出身的侍妾一定淫荡,必定人尽可夫。女人(像赛金花这种女人更没疑问)与男人那样接近,若不是在搞男女关系还有别的什么可做?再说,大帅哪有不玩女人的?

  其实这种想法不但是大男人主义在作祟,也是贵族子弟的优越感在作祟,最不该的,是他们以知识来欺侮一个无力还击的弱女子。妓女地位虽贱,唯她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感觉和感情。相信赛金花本人也并不以她的妓女身份为荣,但自幼因家贫被卖入烟花,几经翻腾,就是做不成一个正经人。社会如此,人心如此,她有什么能耐改变命运?

  如今这本小说出版在即,为了简单明了,我决定将一度曾命名为《红尘尽处》的本书还原为“赛金花”,让《赛金花》做为书名,赛金花曾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书中的女主角原是依她而塑造,整个故事就是描述一个像她那样的女子,和她所生活的时代。我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以处理小说的方式来撰写这本书的,读者必不会因书名为《赛金花》而认为我是在为她做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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