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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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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暑假,胜利复员的各大学,开始由四川、云南迁回原校。秋季上课,柳志琦也兴冲冲地离开四川家乡到了北平。她读的飞生只大学战时迁往成都华西坝。我们同班大约有十人在那里,都只差一年大学毕业。我在复员到武汉上学前,与她在北平重逢,也同游欢聚。她初次到北方,充满了好奇,古都的政治文化场面很大。柳志琦应是亲身目睹燕京大学末日的人,因是“美帝”的基督教会大学,解放之初即被断然废校,美丽的校园。著名的末名湖(多不吉祥的名字!)硬生生地变成了北京大学校园;一九五〇年以后写末名湖畔大学生活回忆的是北京大学校友。我相信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没有人敢于公开怀念燕京大学和她的优雅传统。政治力量便如此断然消灭了一个共同的回忆!我那充满文学情怀的好友,在五十年激荡之后,如何回首我们分手的一九四九年? 这一场令我一直近乡情怯的重聚啊!时时刻刻都那么宝贵,说不尽的当年趣事,唱不够的当年歌曲,苍老的声音,疲惫的记忆,努力重燃南开精神……第二天下午分手之前,她们开始唱当年的班歌,那是我十八岁文艺青年情怀写的班歌,“梅林朝曦,西池暮蔼,数载无忧时光在南开,而今一九四三春风远,别母校何日重归来……” 当年在后方风起云涌的学潮,由街头游行演进成实际参与,我们班上大学后有几位也去了延安,每一位都有很长的故事吧。其中一位是傅绮珍,她从山西太原来,仍是高大爽朗,我立刻想起她在校时和我谈话响亮的笑声。上大学不久,听说她与几位友伴到延安去了。在中学时几乎看不出谁“前进”,谁“反动”,原来都是深藏不露的人啊!——这半世纪来,延安的人在中国当家,她的境遇应该是幸运的吧!(五年后曾接到她寄来南开时代的照片,有一张是她穿着解放军制服,旁边注“随军入太原城”,她信上说那不完全正确。)我充满了想间的问题,但是在十多个人团团坐的场合,确是不知怎么问这些纯属个人攸关生死(Vital)的大问题。如今在近六十年后,用忆起的热情一遍又一遍地再唱少女时的歌,这些饱经忧患的心啊……你们怎么还记得呢?我们这一代,在抗战的重庆长大,在荒郊躲警报时为《天长地久》、《葛莱齐拉》里的痴心爱情而神往,但是我们的一生,何曾有过蔚蓝的海湾?何曾有“黑发随风披散,腮际掠过帆影,倾听渔子夜歌”的可能?留在大陆的,历经政治动荡,很多尝过苦难;到台湾或到国外的,又总感到在漂流中,如此相见,真如隔世。当一切都是“一言难尽”时,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如今一九四三春风远”时,记忆与遗忘似双股柔丝,层层绕着这一屋子白发的小友。这些当年菁英中的菁英,因为政治的断裂。 婚姻的牵绊,失去了许多正常生活的岁月,成为失落的一代,吞没在“春风远”这么简单直率的叹息乏中,无需记忆,也无法遗忘。 那一天中午,我们从邢文卫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饭馆吃饭,街名我忘了问,只记得沿街种的是杨柳或马樱花。四月正是柳絮飘飞的季节,扑头盖脸地落下,我和余瑜之在后面牵手而行,我看着前面七、八位同学的白发上和肩头洒着零零落落的柳絮,不禁忆起当年在孟志荪老师词选课上,背过苏东坡咏杨花的《水龙吟》,她说记得开头是“似花还似非花……”我们接力背诵下去,“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一池萍碎。春色三份,二份尘土,一份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站在这陌生的北京街头,白茫茫的柳絮中,人生飘零聚散之际,这铺天盖地的惆怅,是诗词也无法言说的啊! 两年后,我在台湾收到新的《四三通讯》,登着“邢文卫病逝”的消息。初看时,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把它拿近灯光再读,它是真的了,但是在悲伤之外,邢文衛变成了邢文卫,令我恼怒,似乎也助我抗拒它的真实性。到了我们这年纪。死亡原已临近,但是。我竟不知她已生病,对她无一句慰问!而她的死讯却是用这个我不认识的名字宣告。最后一次相聚人多,无法说明白各人遭遇,歌声笑语,好似都不怨尤生不逢辰的痛苦和遗憾,早已将苦杯钦尽了——那样六十年后的聚首,对于我只是印证今生果真有过的青春吧… 渐渐的,班友的通讯也停了。一九四三的春风不但远了,也永久消逝了。 四三班会之后,我去朝阳门看两度与我同学的杨静远。她在南开比我高两届,曾住同寝室。我到武大的时候她已上外文系三年级,是朱光潜老师的高徒。在乐山我曾去她家吃过年夜饭。她的父亲杨端六教授是经济系货币学专家,母亲袁昌英教授,自一九二九年由欧洲回国,即在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戏剧和莎士比亚(我曾受教两年),被称为“珞珈三杰”之一。另两位是凌叔华和苏雪林。 在这样家庭长大的杨静远,书读得扎实,思想相当有深度,天性善良、浪漫,在正常的时代,应可成为她向往的真正作家,也必然是作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一九四五年大学毕业前"她已卷入困惑着每一个大学生的政治思潮。同学中倾向共产党的自称为“前进”,称倾向保守的为“反动派”。那时,正面抗日的中央军在苦战六年之后,正陷入湖南、广西、贵州保卫战最艰苦的阶段。四川太大,一般城乡的人过着平静的日子,但是逃难来的下江人,又陷入战火逼近的恐慌中。 杨静远在二〇〇三年出版《让庐日记》里记述她早期受吸引,觉得政府已经“彻底腐败”,必须改组,左派同学借给她《延安一月》和《西行漫记》,使一直用功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她说,“我必须看它,我得抓住每一个认识共产党的机会。”父母苦口婆心随时劝她先读书,不要冲动卷入政党之中,“政治和恋爱很相像,相处久了,就不能脱身。”她从武大毕业后,父母全力助她去美国密西根大学英文系深造,但是她在“解放”的浪潮下,因爱情径自放弃学业,回来建设新中国。五十年后她将当年两地情书结集出版《写给恋人——1945~1948》(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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