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100)_齐邦媛

一〇〇

　　一九七一年入秋，我在中兴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施肇锡先生气冲冲到系办公室告状：“上课二十分钟了，学生都不见，一个也没来！我派人去查，全班去听演讲了，至今未回。”我心想何方神圣有此魅力？连受他们爱戴的施先生。居然都集体跷课！我与施先生到演讲厅一看，果然座无虚席，台上的演讲者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兴高采烈地。从《诗经》讲到现代文学的欣赏。

　　我悄悄地坐在最后一排，听完这一场吸引“新人类”的演讲，看到一个年轻文人对文学投入的热情，也忘记“抓”学生回去上课了。这位演讲者就是何庆明，应中文系陈癸淼主任和中兴文艺青年社之邀而来演讲。他那时刚从金门服役退伍，已由晨钟出版社为他出版一本散文集《出发》，担任台大中文系的文学期刊《夏潮》的主编和外文系白先勇等创办的《现代文学》执行主编，对台湾文学创作、评论已经投入颇深。他回台北后写了一封信．，谢谢我去听他的演讲。

　　机缘是连环的，那时柯庆明是屈万里先生的助教，诚恳热情的二十七岁，初入学术界的助教，与外表冷峻内心宽厚的屈主任，在中文系办公室日久产生了一种工作的信托，师徒之情，可以深浅交谈。在《昔往的辉光》散文集之中《谈笑有鸿儒》，柯庆明写下这份情谊。

　　柯庆明对于文学，是个天生的“鼓舞者”。自从在中兴大学听他演讲，三十七年来，我与他无数次的谈话中心是书。教书、读书，三十年来西方文学理论的创新与冷却，围绕着台大和重庆南路书店的特色及其新书，可谈的事太多了。他很耐心地听你讲述心中的观念，然后兴高采烈她响应，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许多老、中、青三代的朋友，都记得他鼓励别人写书的热诚，包括林文月初期翻译《源氏物语》，以及我的散文写作。他使迟疑的人产生信心，使已动笔的人加快速度。而他自己，自从建国中学读指定课外书，读到林语堂所说：“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起，就大展思维疆界；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热血沸腾，感动落泪。以第一志愿考入台大中文系，从文艺青年到文学教授，岂止读了万卷书！书中天地，海阔天空，更增强他助人“精神脱困”的能力。小自行文，有时卡住一句，过不了门，转不了弯，他总是擅于引经据典，引出一条通路来：大至人生困境，他常有比较客观的劝解，助人走出低潮深谷，找回一块阳光照耀的小天地。

　　柯庆明对我在国立编译馆要做的事很有兴趣，也深深了解其重要性，所以他以接续编辑《现代文学》的心情，提供许多帮助，助我建立了第一批台湾文学作品的书单，开始公正而不遗漏的选文作业。譬如他最早告诉我，司马中原早期作品如《黎明列车》等，由高雄大业出版社印行，已近绝版，我写信去才买到他们尚称齐全的存书。因他的协助，我们建立与作者的联络与认识通道，日后选稿能站住国家编书的立场。对于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改进和定编，他有更真挚的关怀。他深感民间普及教育的重要，愿意帮我说动屈先生领导这艰巨的工作。终于有一天，屈先生同意我到中文系办公室一谈。

　　在那次相当长的面谈中。我详谈旧版的缺点和民间舆论的批评与期望。这原也是王馆长和我在台中淳朴校园未曾深入了解的。现在，不仅是基于职责而编书，更是为国家文化的前途，为陶冶年轻世代的性灵，必须用超越政治的态度。当然，这样一套新书是与旧制为敌的，虽无关学术立场，但将来不免会为主持者引来一些政治立场的敌人。但是，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为了未来国民教育每年每册三十万本的教科书，是义不容辞的。我清晰地记得，屈先生坐在那间陈旧的办公室，深深地吸着他的烟斗，然后叹了口气，说：“好罢……我答应你！这下子我也等于跳进了苦海，上了贼船。”他语气中有一种不得不然的复杂情绪。我觉得其中有种一诺不悔的豪情和悲壮，从洁净超然的学术天地，走进政治、文化立场的是非之地，应是也经过许多内心交战的思量决定。

　　屈先生主持“国民中学国文教科用书编审委员会”，由台大、师大、政大各三至五位教授和几位中学老师组成。主编执笔者是台大中文系张亨教授、师大应裕康教授、政大戴琏璋教授，他们都是中文系普受肯定四十岁左右的年轻学者。

　　为了一年后即须使用正式部编本教科书，第一、二册必须编出定稿，在次年八月前出版。国立编译馆所有会议室，日日排满会程，有些委员会晚上也开会。国文科委员开会经常延长至黄昏后，当时还没有便当简餐，编译馆就请屈先生、执编小组和编审委员到隔壁侨光堂吃很晚的晚饭。屈先生有时主动邀往会宾楼，杯酒在手，长者妙语如珠。

　　一九七三年以后，数代的国民中学学生至少是读了真正的国文教科书，而不是政治的宣传品。想来屈先生未必悔此一诺，他当年付出的心力和时间是值得的。可惜屈先生逝世后的追思文章，甚少言及他在这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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