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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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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文学播种——国文教科书改革 人世所有的幸福时光都似不长久。编译馆第二年,我那运指如飞的打字机上,拥有唱歌心情的日子就骤然停止了。 原任教科书组主任黄发策因病辞职,而业务不能一日停顿。教科书组不仅须负责中小学所有各科教科书的编、写、印刷、发行,还有一把“政治正确”的尚方宝剑祭在头顶。王馆长令我先去兼任,以便业务照常进行,他努力寻找合适的人。于是,我勉为其难兼任教科书组主任之职。 那时所有教科书都只有部定本一种,一九六八年,蒋中正总统下手令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由国立编译馆先编暂定本教材,一九七二年正式编印部定本,这一年也就是我随着王馆长走进舟山路那座门的时候。 全国万所国民中学要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因此教育部明智决定:教科书有三年暂用本的缓冲。缓冲期间,教学的实际建议和民间舆论的具体反应,都是编部定本最有帮助的根据。我们接任之初,国立编译馆是舆论最大的箭靶,样样都不对,最不对的是教科书,编、写、印刷、发行。全有弊病,恶骂国文教科书更是报章大小专栏文章的最爱,从“愚民误导”到“动摇国本”,从种种文字讨伐到立法院质询,馆里有专人搜集,一周就贴满一目册。 我们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国民中学的第一套部定本国文教科书,它几乎是众目所视、众手所指的焦点。三年来,社会舆论对已编国中三年六册的暂定本有许多不满的指责和批评。表面上都只说选文不当、程度不对,也有稍坦白的说。学生没有兴趣。究竟哪些课不当、不对?为什么没有兴趣?没有人具体地指出,只是转弯抹角继续呼吁:救救孩子!给他们读书的快乐!培养他们自由活泼的人格……这些批评没有一个人敢直截明白地说:暂用本的教材太多党、政、军文章。即使有人敢写,也没有报纸杂志敢登。 我到国立编译馆之前,对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究。台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间”。国民中学的各科编审委员会全是新设,可聘请切合时代精神的专家学者,而不似过去只以声望地位作考虑。在这方面,王馆长和我在大学校园多年,应已有足够的认识和判断能力。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会各科的编写计画。既被迫兼掌教科书组,又须负责计划的执行,包括各科编审委员会的组成,编书内容的审定。在一九七二年,那并不只是“学术判断”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断”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细研究,分析暂定本国文的内容编排。每学期一册,各选二十篇课文。翻开暂定本第一册篇目表,前面两课是蒋中正《国民中学联合开学典礼训词》和孙文《立志做大事》,接续就是《孔子与弟子言志》、《孔子与教师节)、《民元的双十节》、《辛亥武昌起义的轶闻)、《示荷兰守将书》、《庆祝台湾光复节》、《国父的幼年时代》、《革命运动之开始》。政治色彩之浓厚令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更何况十二、三岁的国一学生! 是什么样的一群“学者”,用什么样“政治正确”的心理编出这样的国文教科书?这时我明白,我所面临的革新挑战是多么强烈巨大了。但是走到这一步,已无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战。 第一件事是组成一个全新的编审委员会,最重要的是聘请一位资望深、有骨气、有担当的学者担任主任委员。不仅要导正教科书的应有水平,还需挡得住旧势力可能的种种攻击,编出符合义务教育理想的国文课本。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选是台大中文系系主任屈万里先生(一九〇七~一九七九年)。 屈先生字翼鹏,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从普林斯顿大学讲学返台,担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其后转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后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学术声望很高。 这时我在台大文学院教“高级英文”课已经三年了,我的学生一半是中文研究所的学生,有一位学生认为我课内外要求阅读太多,随堂测验不断,对他本系的研究无用。徒增负担,写信请他的系主任屈万里先生向外文系反映。屈先生与文学院长和外文系主任谈过之后,认同我的教法,回去安抚了抗议的声音。因此屈先生对我有一些印象。 屈先生在学术上属于高层的清流,我在文学院回廊上看到他,总是庄重俨然、不苟言笑的清瘦学究形象。国文教科书是为中学生编的,那时又正是各界嬉笑怒骂的箭靶子,我怎么开口向他求援? 天下凡事也许都有机缘。我刚回台大教书的时候,除了外文系几位同事之外,尚有一位可以谈话的小友中文系助教柯庆明,认识他的经过非常戏剧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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