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动荡的世界(75)_龙应台

七五

　　十六、在您的近作中，提到德国的种种，无非在展现不同面貌之同时，给我们带来一些省思，而我困惑的是，中国人和德国人，在民族性上是否有根本的差弄？（虽然西德的状况的确令人向往）（北投，马惠文）

　　答：您记得在《看世纪末向你走来》里提到我开车被警察开超速罚单，因为我在限制时速七公里的地方开着时速十公里？记得吗？然后您再想想曾振农那个把直升机降在市中心的事件，还有咱们民航局的反应，您说这两个社会差别不大？

　　您的问题大得足够写一本厚厚的学术论著（像许烺光写《中国人与美国人》一样），中德民族性的差异好像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做事讲究彻底完美，我们马马虎虎，他们干净整齐，我们比较将就。这种基本人生态度的不同不只表现在生活细节，还表现在民族对历史，对问题的大事上，我在《世纪末》里多所指涉。可以说，中国人是比较“有趣”、可亲的民族，德国人的认真使他们比较不可爱，但是坐德航要比搭华航或中国民航安全。

　　您知不知道，德国妈妈在孩子泻肚子的时候要他吃什么？香蕉！奇怪吧？

　　可是如果和移民社会美国人比，我倒觉得德国人和中国人比较相近，两者同样尊重权威，崇尚知识；同样的重男轻女（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该上大学，那么就是儿子，不是女儿；作家事洗碗洗衣的，却是女儿）；同样的男主外女主内（丈夫会每月拨一笔钱让太太支配家用，超过用度就得解释）；同样的注重家庭（上大学的孩子还由父母供给，放了假就回家，男孩子还不忘带一包脏衣服丢给妈妈！男人下了班就回家陪小孩，看电视，睡觉，没有人去什么卡拉OK酒廊的），同样的以自己的历史文化为荣（动不动背上一段歌德语录），两个民族相似的地方可能和差异一样的多。

　　我这当然是以偏概全，一个复杂的社会可能有很多个彼此矛盾的面貌，但是这样的综合观也有它的意义。事实上，将来的世界可能不必再去区分，而以“阶级性”去重新组合，就是说，中国和德国和印度等等的知识阶级是一国，拥有相近的价值观与生活内容；各国的蓝领阶级又成一国，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同越来越小，真正的差异反在阶级之间，其实现在您就可以看见：一个台北的律师或电脑工程师，他的生活内容和所关心的题目可能与他在德国美国的同行相差不大，他与一个台湾布袋乡的盐民反而南辕北辙，不是吗？

　　十七、我一直很怀念您那篇《从泰国来的》，类似的文章在近年来很少见。德国生活当然很美好，但这个国家也有很多问题，不客否认，Die Zeit到Bildzeitung这方面报导随处可见，就是不见于大作中，您真的认为到法院去听一次审判——即使对德国人而言也穷极无聊——就能窥见司法清明吗？您在德国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个可发挥的题目，恐怕不只是“坠入情网”而已。

　　当一个专栏作家只能以刘姥姥的观点去写作时，他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散布种族主义，加深自己同胞的自卑感。（台北，黄瑞明）

　　答：嘿，慢一点！德国这个国家的许多“问题”不见于我作品中吗？您大概没读《看世纪末向你走来》这本书吧？里头“问题”多得很，尤其着重日尔曼人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态度，您不妨看看。

　　如果您不满意的是我对德国人的批判不够尖锐，那我倒欣然承认，是的，我对德国我不喜欢的现象，下笔还是温和些，远不如我对自己同胞的严厉，您要问为什么，这样说吧，如果有一个住在台湾的德国作家给德国的媒体写文章，文章里经常“尖锐严厉”地批评台湾的一切，给德国的读者看——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那不是光明磊落的君子作法，他有批评，为什么不直接说给当事人听？我的考虑也在这里：对德国人有所批评，我应该用德文写给德国的媒体，让德国读者看见，而不是用他们不懂的中文写给中国读者看，背着人说他的话语，有什么意思？譬如您欣赏的《从泰国来的人》就是在柏林Die TAZ以德文发表的，德文版还在中文版之先。我还准备写一篇关于德国知识分子的偏狭傲慢的文章，用德文，给德国媒体，让德国读者看。

　　到法院去听审判，您觉得是“穷极无聊”的事？我却觉得每一场庭审都是最鲜活的人生悲喜剧，可能悲剧多于喜剧。人在法网里挣扎，像一只被缠住的小虫。您精通德文，读过卡夫卡的《审判》吗？相信我，听审判绝不是“穷极无聊”的。

　　我并没有说，从一两场审判就看出德国司法“清明”，您别把我没说过的话算到我头上。《仲裁者还是审判者》一文的主题应该很清楚，从德国法庭上法官和善礼貌的态度，从法庭口字形的桌位布置，从法庭平高的地板，可以看出，德国法官的角色比较是一个仲裁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青天大人审判者。这也恰巧是台湾司法界正要进行的改革项目之一。

　　至于您说我“只能以刘姥姥的观点去写作”，对不起，第一，我观点不仅只于刘姥姥观点，大概有足够的读者可以反驳您，我就不必了；第二，您不知道，刘姥姥观点可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她的眼光清新，任何在别人眼中早已见怪不怪的现象，她却能用洪荒初始的眼睛看出其中的新奇、惊讶。黄先生，一个作家若是失去了这种新奇、惊讶的能力，他也就失去了创造的可能，我希望永远保有刘姥姥的眼睛呢！

　　我的文章加深了自己同胞的自卑感？

　　不会吧！中国人的自卑感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成为民族的负担，已经快两百年了，您别把我说得太重要。我们且先不说中国人，只说台湾人吧。台湾人自己可以出国旅游，打开电视有几十个国际频道，他有自己的眼睛看外面的世界。我想今天台湾的读者自己可以决定接不接受我文章里的观点，因为他可以将我的观点与他自己的见闻印证，还可以与许许多多其他作家的观点比较，看了我的文章而决定兴自卑感或自豪感，其实是他的事，不是我的。

　　我只能对我自己负责——在我的知识与智慧范围内作最减实的表现——那接收的一方，各式各样的读者，怎么依他个人的体质消化我的东西，你觉得我管得着吗？

　　十八、您对《野火》时代的台湾到最近《看世纪末向你走来》的台湾，有何看法上的转变？劳要经营台湾，你心中可有具体的理想蓝图？（台北，朱小姐）

　　答：简单地说吧！《野火》时代的台湾需要的是破坏，《世纪末》的台湾需要的是重建。当年的台湾社会反而比较有社会共识——大家都或多或少体认破坏的必要，把腐朽的老建筑拆下来。重建比较麻烦，重建的蓝图人手一本，各说各话，缺少共识，而共识却是社会往前走不可或缺的一种凝聚力，老实说，我很为台湾的缺乏“敌情意识”忧心，它真的在扮演天真可爱小白兔的角色和老虎去游戏，它以为卡通老虎是可以有“善意”的，而且吞进去的小白兔可以再吐出来。这种天真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玩，十年前，当然没想到这会是一个问题。

　　您用了“经营”两个字，可见得李登辉，或者说，政治人物的影响多大，不知不觉的影响。前年连战用了“全方位”这个词，马上就变成流行词。这种影响当然使政治人物暗中欢喜，但是小老百姓如你我，不得不防！

　　没有，我没有“经营”台湾的具体蓝图，如果有的话，我就和李登辉去竞争当总统了。我对政治兴趣并不大，只是因为关心，所以对许多事情有些看法；基本上，我想当作家比总统要好玩得多，怎么“经营”台湾？国事如麻，从小事开始。既然我自己不会去“经营”台湾，我会把选票给一个将“托儿”问题和老人福利当作国家大事来讨论的候选人，不论男女，我不相信统独之争比解决托儿问题来得重要。台湾发展到今天的全面泛政治化，根本就忘记了政治的原始目的：政治为人的福利存在。

　　十九、“野火现象”时期的台湾和现今的台湾，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面相有何令人悲观与乐观者？

　　答：悲观或乐观是主观的感受；也许因为我不必天天面对台湾政治的恶俗，从整体来看，我是乐观的。1995年的台湾社会无论如何都比“野火”时代进步，现在看起来特别乱，是因为在威权时代，我们连讨论的自由都没有。军中人权，环境污染，贪污渎职，司法不公，官商勾结……哪一样不是早就存在的问题，只不过在霸权的覆盖下被消音罢了。现在虽然乱，乱象浮上表面总比隐藏在下面腐烂要好吧。

　　但是台湾的进步也是有限的。军队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十年前军中死人不断的事社会根本不知道，十年后社会知道了每一个死者的名字，但也仅此而已，距离合法，合理，合情的军队还很远，明白地显示，台湾仍旧是一个从独裁到民主的过渡社会。

　　过渡，表示它需要时间成熟定型，而我们的社会比较焦躁急切，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特重。最近《新新闻》的一个问卷调查说有66.4％的人认为民意代表只谋私利，不反应民意，42.8％的人认为国家缺少好的报导，记者的结论是，调查勾勒出一个“暗淡缺乏光明色彩”的台湾。我倒觉得不一定。德国的民主体质够结实了吧？1994年一项问卷提出一个问题：“身为公民面对国家，你觉得只能任它摆布，完全无力，还是觉得自己有充分参与的力量？”

　　结果有59％的德国人回答：他们觉得完全无力。

　　把种种调查和别的国家比一比，解读也许就不那么悲观。台湾人对现状的不满，不见得表示现状比从前坏，它很可能表示台湾人对现状品质的要求比从前高，而且高得很多；要求越高，不满越深，从这个角度看来，这是一种健康的不满，不是灰暗的。

　　这当然不是说台湾一定有光明的前程，十年前不能讨论的台湾定位问题十年后可以正视了，一旦正视，问题的困难程度也才浮现出来。在外是统一之声的巨大威胁，在内是国家认同的四分五裂；国家认同的凝聚像一粒苹果的成熟，需要充分的雨水和阳光，也就是时间，让它自然变得红艳熟软：我只怕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历史可以是极残酷的。我的悲观在此。

　　二十、文化是否可以介入政治、改变社会？

　　答：用“介入”一辞，指的显然是所谓精英文化，因为要讲文化整体，政治就是文化的形于外，文化要如何“介入”文化呢？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台湾地方政治的运作，就会发现：西方公民社会的选举规则一移植到台湾的乡土上，竟然结出怪异的果实。中国传统文化的血缘，学缘，地缘……种种观念操纵地方选举，选出来的无可避免的是代表血缘，学缘，地缘利益的偏狭人物，往往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但他们又确实是参与政治的产品。当我们发现民意代表恶俗不堪时，我们究竟要批判政治呢？还是自己的文化？

　　再说精英文化“改造”社会的可能——这本是五四的基本精神，十年前的“野火”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可是十年后的今天我看见两个不同的地方，佼精英文化失去发挥的空间。一个是政治人物的嚣张，在威权时代，因为老百姓没有声音，掌权者心虚之余总还要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现在威权的恶名没有了，政治人物抬头挺胸，个个理直气壮，对所有的丑事不羞耻也不道歉。好像在西部酒吧里，既然大家都亮了枪，礼貌也不必了，全凭火力，蛮的干。今天大大小小的掌权者自信满满，不觉得有接受“改造”的必要。

　　第二个不同，是精英分子与当道的结合。动机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反正总有些是利己的，有些是利他的，但是明显的事实是大量的所谓精英加入了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幕僚”的队伍。民主政治本来就是参与政治，精英分子进入政治藉以发挥影响，理所当然，问题是，在我们的文化氛围里，许多精英一进入政治圈就失去了独立性——围绕在掌权者身边的种种博士学者的所做所为所言，历历在目。我相信独立性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英不可缺少的基本品质，90年代的精英大批投入政治的立即效果就是独立性的消失，也就是我们精英文化的萎缩。

　　唯一的希望在教育。台湾要生机不死，它必须刻骨铭心地体认教育的重要，做最巨大、最长远的投资。我们的下一代不曾受到政治的扭曲和贫穷的限制，给予机会，他们可以海阔天空做世界一流的公民。可是这个机会必须由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给出。如果有更多的精英参与教育改革，而不是充满泡沫的政治权力斗争，台湾会更有希望。可惜政治的诱惑太大了。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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