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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十一、因为也是母亲的身份,我特别喜欢您的《孩子,你慢慢来》这本书,尤其是“野心”和“你的名字叫做人”这两篇。在做“母亲”和“个人”之间,您已经“被迫”选择另一个平衡点了吗?还是像我们一般职业妇女一样,永远在两极间徘徊?

  还有,“一个男人公务繁忙是成功的表现,女人公务繁忙则是野心太大,抛弃母职”,您现在看法如何?

  答:我在“母亲”和“个人”两个角色之间挣扎了很久,到现在,九年了,也还不曾找到一个真正令我满意的平衡点。尤其西蒙·波娃早在几十年前就发出警告:母亲这个角色,是社会为女性布下的陷阱,你往下跳之前,要搞清楚自己在于什么。

  这个陷阱就是:社会以种种方法将女人锁在养儿育女这个工作上,迫使她在“母亲”和“个人”之间做二选一的抉择。这个陷阱形成的前因后果都不必去提了,我反正已经跳下去,重要的是如何在那个大蛛网里找到生路,有些女人找到生路的办法是让孩子去自生自灭,而追求女性一己的解放与发展——这不合我的哲学。我将人生分阶段:孩子七岁以前,我愿意牺牲自己的许多自由,让他们得到最充分的爱;七岁以后,孩子逐渐独立了,我自己的比重就相对增加。

  事实上,他们需要你的,也就那么短短的甜蜜的几年,对吧?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使女人无法发挥自我,也剥夺了男人体验养儿育女的幸福。男人只管在外“打拼”,其实也是一个不幸的大陷阱,他们的寿命都比女人短,不是吗?

  十二、去年您于三本新书的发表会上提及,期望落于“历史谷底”的台湾,亦应有一批具理想主义的良知者再重于未来使力,然而,如何避免如您在专栏中所描述“李昂症候群”的关怀,无奈、厌倦?

  三少四壮集中,您和南方朔皆有勇于面对历史的深思与批判。期望看到您们的对话。(台中,柯应平)

  答:理想主义的波峰是一定会再来的,人的颓废和他的激昂总是此起彼落的。我其实比许多住在台湾的人要乐观;在外面看世界,你看看俄罗斯和车臣,看看民不聊生的波士尼亚,看看动荡不安的南美,其实台湾的发展还真不错。在80年代与90年代的交接之际,我们其实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没有政变,没有暗杀,没有恐怖分子的兴起,这种成就不能等闲视之。

  至于理想主义者的疲倦感,其实也很正常。台湾社会急剧变型,其中的人卯足了力气,不像已开放国家中的知识分子可以轻轻松松慢吞吞地来。力气用得多,当然容易疲倦。可是一点一滴使制度渐渐形成,下一代人就不必像这一代人那样拼命。(现在的理想主义者仅止于疲倦而已,想想看,他的上一代,努力一点就可能会坐牢,得精神分裂呢!)

  南方朔嘛……您不觉得我的文章比他的好看吗?他太多学问了,我怕他。

  十三、《野火》十年后的你,是否对台湾的关心层次提高?或是容忍性随年龄改变了?例如小学生在马路上与车争道而人行道上早被占满了。清洁队员用太多的人力替广告公司拆除看板。这些老百姓基本生活的乱象,似乎已不是你关心的话题了,但对我们却有切肤之痛。而您的野火一点,比投诉任何政府或民意代表都要有效多了。台湾的国际地位、统独问题对我们而言似乎并不是天天要去面对的。(土城,吕荣乐)

  答:对,我前两个星期的专栏“每天要过的日子”写的就是这个意思: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使老百姓宽宽松松的去过他“每天要过的日子”。偏偏这是政治人物最容易忘记的东西!

  台湾已经变了,“有效”的改革力量不再来自一枝独秀的野火式文化英雄。台湾现在有百分之百出自民选的政府官吏和民意代表,这些人,人在其位,应该是推动改革的那双手。为什么您还如此不满意?因为这些政治人物花很多的心力去搞权力的明争暗斗,较少的心力用在你最有“切肤之痛”的公共政策上。

  好,那么真正关心公共政策的人在哪里?对不起,他们往往选不上。选得上的多半是那有钱的、有地方势力的、有桩脚的、有政商关系的——这些和公共政策两回事呢!

  谁把这些人选出来做事呢?谁,在选举期间,专心去听公共政策的发表?选民将票投给那有钱有势有关系的,然后惊讶怎么没人搞公共政策——您看出其中的矛盾吗?

  十四、《在海德堡》您有惊悚的安排,它的Morallesson是什么?无力挣脱桎梏的宿命悲哀?不可“轻信陌生人”?在德国那样优良的社会秩序的背后却有极端不可思议的恐怖威胁(起码台湾很少见)……(高雄,林纯瑛)

  答:真抱歉,限于篇幅,您的三张传真只能缩为两三行。

  能碰到具高度鉴赏力的读者,真是作家的幸福,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小说的评论。有惊慷的安排,可能是因为我对犯罪心理感兴趣。至于它背后的讯息,应该是那篇小说最值得争议的一点,譬如说,我认为王德威教授就看错了(或者我写“错”了)!

  台湾的生存空间对女性较有保障吗?我不相信。你可记得那个把女孩奸了、杀了,还把脸皮剥下的恐怖报导?

  十五、我个人十分敬佩您的见解,想请教您:您移居德国,除了个人因素外,是否您曾觉得在海外更能客观透析台湾两岸的问题与情势,并凭藉自己对中国及德国不同民族性的理解,而试做谏言,其次可否谈谈您觉得德国人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中和,董倩瑜)

  答:我移居德国,纯粹是个人因素,而且离开台湾觉得非常不得已。一方面它是孕我育我的唯一的家乡,我对它深怀感情;另一方面,台湾的发展光怪陆离,可塑性极高,对一个关心文化和社会的作者来说,是个难得的实验室,可以亲身参与,甚至影响它的发展,我却失去了这个机会,不,我不是为了写作而去国的。至于说,来到欧洲而扩大我的视角,那是塞翁失马,试图转失为得罢了。对您所说的“谏言”,我的兴趣也在锐减中——您看,我不是开始写小说了吗?

  德国人,基本上是非常没趣的,或许他们的没趣正是他们最有趣的地方。您比较美国和德国的电视节目吧!夸张一点的说,在美国一打开电视就可以看见人们在无聊逗闹——女人在布丁池里摔跤或是比赛谁吃得下三百条香蕉;德国的电视一打开就是严肃深沉的人生问题大探讨——穿深色西装的男人彼此苦着脸讨论历史的罪愆,国家的认同,族群的和谐,正义与公理……每次我从德国一到美国就觉得全身轻松起来;啊!美国有这么多愚笨的、无聊的、幼稚的、可笑的、天真的,天塌下来都无所谓的人!美国人的天真简单是日尔曼人所没有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个有历史包袱的民族,可是他们比我们更沉重,更没趣,因为——这是我的理论——我们虽有包袱,但忘记得也快。德国人记忆力又好,所以有趣不起来,您说康德有趣吗?黑格尔、马丁路德、希特勒、马克思有趣吗?托玛斯曼有趣吗?

  可是观察这个没趣的民族可有趣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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