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动荡的世界(21)_龙应台

二一

　　三个晚上之后，我和四位古巴作家见面。作协副主席艾瑞斯先生有着典型的西班牙名字，却对我郑重宣布：他的爷爷是中国人，在中国出生，12岁被带来古巴。他正想透过中国使馆帮助他寻根，彻底找出爷爷的原乡和身世。另外三位，每一位都有一个先辈是华人，不知是哪一辈，不知名不知姓不知来处，但是有一个华人先辈。

　　与我的翻译第一次见面。她摘下墨镜，用手指拉长了自己眼角，说：“我的曾祖母是中国人。”

　　原来五万所谓华人，只有3000人看起来还像华人，真正还能说中国话的不到500个人。而这400多人的平均年龄是79岁。

　　这些数据对我解释了为什么哈瓦那的唐人街上看不见几个唐人。长期地缺华人妇女，华工遂大量与本土人结合。50年代来了最后一批华人，多半因为已在古巴的父执亲友的召唤而来。这一辈人也已逐渐凋零。他们的下一代，多半已与中国语言和文化完全脱节，纳入古巴的大混血。再过几个春秋，平均年龄79岁的一代人逝去，哈瓦那的唐人街上将看不到一张华人脸孔、听不见一句华语；只留下一些不典型的春卷、饭盒。走在街上的人们依稀记得自己曾有过来自东方的前辈。

　　我不能不想起中国发现的犹太人后裔。已经完全被中国人同化，但是不吃猪肉。至于为什么不吃猪肉，不再有人记得；那只是祖上传下来的习俗，依样画葫芦吧！

　　对于这样一个前景，老一代的古巴华人是不情愿而感伤的。中华总会有一个小小的中文图书馆，也开班教汉语，虽然学生只有20来个，过农历年和十·一国庆还举办一点联谊活动。最令人惊异的是《光华报》的存在，一个发行50O多份的中文周报。12月份最末一期的刊头语这样开始：

　　“腊鼓频催，新年的步伐已踏进门槛，这虽然只是时间的更换，但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却特别感到欣喜的，过去一年，祖国的成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天，中国已经从一向屈辱于世界列强之前、任人宰割的国家，一变而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在国际发挥重要作用，变成举足轻重的东方民族了。”

　　作者是《光华报》的总编辑冯啸天，50年代初受叔父之邀来到古巴。“来的时候，身上只有两块美金，10年之后我有了四个工厂。”听到这，像是典型的华侨发迹故事。不，这是卡斯特罗的古巴。1968年，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冯啸天失去了一切。

　　在陈旧而暗淡的印刷厂，冯啸天静静地说：“我的生命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失败、失败。我要回去，回中国去。”

　　望着他花白的胡髭，我说不出心想着的话：在中国，你又活得过1968年吗？

　　周一飞兄弟来古巴时只有十二、三岁，说广东话。成长之后，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自修学习说国语，中华总会的书记张自佳来自广东恩平。1949年到古巴时只有19岁，现在儿子已经19岁了，“妻子是古巴人吗？”我问。

　　“是古巴人，但不是妻子，没结婚。”

　　“同居20年，为什么不结婚？”

　　“古巴女人嘛！”他笑笑。

　　因为是古巴女人，所以不和她结婚？果然如此，在和古巴女人同居了十几年，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张自佳在1989年回到广东家乡，和一个中国女人正式结了婚，生了孩子，又只身回到古巴，回到古巴女人身边。

　　“我没有骗古巴女人，她也知道的。中国人嘛，总要落叶归根的。”

　　我大概是以目瞪口呆的表情看着他，使他有点腼腆地看向门外，这落叶归根有什么样的魔力呀，让一个人在异地生活了50年，和一个女人同床共枕了20年，为人夫为人父之后，仍旧要抛开一切回到他出发的起点？他究竟是无情还是多情呢？

　　但是张自佳一时是回不了家的。一张最便宜的机票要近两千美金，也就是4万比索。一个哈瓦那大学教授的月薪是400披索。如果中华总会书记的月薪也有那么多，而且能够不吃不喝不用，他也得积蓄8年才能买一张机票。实际上，恐怕20年也不够。

　　1991年，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欧与俄罗斯中断了所有和古巴的物资交流，使古巴突然陷入断炊绝境。卡斯特罗政府宣布全国进入“非常时期”，开始粮食限量配给。在别的移民国家，华人通常是最富有的少数民族，但是古巴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华人和别人一样的一无所有。个人粮食簿上的每月供给少得令人心酸：

　　白米　3公斤
　　糖　　3公斤
　　食油　250公克（已经半年未发）
　　布料　无货
　　面包　一天一小块（比小孩拳头小）
　　鸡蛋　一星期3个（很久、很久没见了）
　　咖啡粉　400公克

　　只有病人和7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分到牛奶。鱼肉久已不见。政府有肉供应时，一个人可以分到1／4公斤，去晚了也就没有，得再等个半年十个月。

　　“我以前还可以寄点钱回广东，一年可寄270比索（十四美元）。现在不准了。”

　　“你对卡斯特罗看法怎么样？”

　　“最好是走向民主啦，像智利、洪都拉斯。不过我们是外国人，跟政治没关系。”

　　张自佳抽了口烟，想想，又说：“现在中国富了，没有人来这了。我很怀念中国。”

　　街上隐约传来乐声。这是“伦巴”、“曼波”、“恰恰恰”的国度，我却依稀听见唢呐高昂的音乐。真是唢呐吗？很可能是的。几十万身上烙了印记的华工中，有人曾带了支唢呐来，现在成了古巴嘉年华会中不可或缺的乐器。只是在黄昏的唐人街，那若断若续的唢呐声令人想起遥远的黄土高原；灯一亮，突然恍惚不记得身在何处。

　　再也不打开的抽屉

　　华人死后也不和古巴人共葬一处。“中华总义山”在哈瓦那西南角。不远的古巴人公墓修整得整齐干净，有80万个坟，全在一处，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坟场。古巴的历代革命先烈都葬在里头，进去得付一块美金门票，俨然是博物馆。

　　华人公墓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像一个落寞的庄园，由几个白发老头守着。从边缘荒烟蔓草中的坟墓看起，石碑已被时光打磨，看不出字迹来。只有一座，模糊刻着“殁于同治元年……”同治元年，那不是1861年吗？

　　1861年，正是第一艘船上的华工在卖身14年之后重获自由的一年。这个人，姓谁名谁来自广东哪个村子，难道在14年的苦工之后来不及享受自由就倒了下来？他的亲人可知道他最后的下落？有谁又知道他最后的愿望？他受尽苦难的脸朝向哪个方向？

　　处于中心的是几座公坟。左手是“国民党员公坟”，立于“中华民国四十一年”。右手是“中华社会党员公坟”；两座坟平静地面对，共有一条长着青草的小径。

　　“陈颖川堂公立坟场”立于民国十九年：

　　“颖汾设新茔　牲醴诘陈慈善会
　　川流归故国　鹃声啼罢短长亭”

　　“江夏堂先友坟场”上还留着一枝塑料花，掉在石板上：

　　“江岸送归魂　白衣万人　绿波千顷
　　夏饲供祭礼　青岛一束　玄酒三杯”

　　什么人来这里亲手埋葬了他的兄弟——

　　“南迁亡兄　壮志未酬　遽尔先归地府
　　阳居昆仲　致诚奉祝　望汝早登天堂”

　　这些早期死亡的人，显然都还埋进了土里。立了石碑、刻了挽联，哀切优美的文字像一只温暖的母亲的手。这二三十年过世的人就已不再入土，而用了西班牙——古巴式的葬法。一面墙可以装下五六十个棺材“抽屉”，一个叠一个，前面用水泥封上。

　　在八十公分长、八十公分宽的白粉标了号码的“抽屉”面上，有人用手涂上黑字：

　　“蒋绪缰　广东新会梅阁连安村人
　　杨惠明　广东开平塘口胜平市人
　　李国伟　广东高要宗隆乡二冷水村人……”

　　没有一个让人得到一点安慰的字眼。在他们的家乡里，他们的墓碑上少不了“显考”、“恸子”、“不孝子”、“在天之灵”等等文明世界用来彼此抚慰的文字。这些在异国的天空下躺进“抽屉”里的人们只有一个号码。

　　或许，写下原乡村里的地名对他们而言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不能“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地名至少表达了一个绵长未了的心意。

　　人在生时将钥匙、照片、针线、眼镜和信件，所有生命的蛛丝马迹都放进抽屉；在这里，人最后将自己的躯体也放进一个抽屉。再也不打开的抽屉。

　　19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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