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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黄昏唐人街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中国农民不会离乡背井、蹈入烟海吧?

  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海滩上焚烧鸦片;60个官员指挥着500个苦力,烧了23天才烧完。

  当白烟滚滚遮了天空时,中国的官员还不知道中国已经进入剧变的时代,乡下不识字的农民却在以身家性命做最后的赌注:他们早已在剧变中。农村经济的破产迫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往外逃生,开启了半个世纪的“契约华工”流亡史。

  正是欧洲帝国殖民主义全盛的时候。白人在强取豪夺而来的土地上深耕密植,需要大量的苦力,四处招买。活不下去了的中国农民或者自愿或者被掠被迫,与“蛇头”签订了卖身契约。人,像猪一样地买来卖去,于是称为“猪仔”。1855年,澳门有五家“猪仔馆”专门贩卖人口;20年后,增加到300多家。新加坡的“猪仔馆”甚至是政府批准的。一有需要“猪仔”的消息传来,人口贩子立即进人大陆农村或买或骗或绑架,最后塞上轮船,驶进大海,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半个世纪中,有700多万中国人被卖到海外。

  即使是在帝国主义横行的19世纪中叶,这也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英国已经在1808年立法禁止人口贩卖;英国船舰在加勒比海上巡逻,抓到人口贩子时,马上予以绞刑。西班牙于1817年,美国在1865年南北战争后,都废除了人口的买卖。也就是说,那成千上万的澳门、香港、广州、汕头被卖出的中国农民登上的都是走私船。

  人,被锁在舱底。在大海的颠簸中,像猪一样挤塞到最密的程度,不能动弹。挡得住饥渴的人也挡不住疾病,病死的人就被抽出,抛向大海。在1850年到1856年的短短几年里,共有12艘船驶往拉丁美洲,共载了3931人。中途被打死、病死的,将近1000人。

  1847年7月29日,第一艘这样的“猪仔船”在哈瓦那靠了岸。是条小船,上来了206人;当然,在航行的海上炼狱中已经死了100个人。这200多个中国苦力上身赤裸,背上全印着一个“C”字,代表“古巴”。他们一上船就被打上记号,像猪牛被烙印一样。

  岸上,白人买主焦急地等着。这个时候,古巴是全世界最富的殖民地,糖业鼎盛。绵延至天际的甘蔗田等着苦力的工作。华人被剥光了衣服,检查身体。身体健康的,一个人头卖10块比索,由买主领走。

  逐渐地,这些出生在广东乡下的农民了解了他面临的未来。从12月到5月间,他必须一星期七天、一天十三、四个小时地在甘蔗田里做苦工。每月工资4个比索——但他得先偿还庞大的路费。头两年,他因此没有工资。他的卖身契是14年。如果试图逃走,他可以被吊死。

  “猪仔船”一艘一艘驶进哈瓦那的港口。1861年,哈瓦那有35万华人。在35万华人中,只有57个女性。14年前第一批入港的华工在这一年解除了契约,得到了自由。他们便像全世界各地流散的华人一样经营小生意:餐馆、洗衣店、杂货买卖。当生活有了一点点着落,就写信回家,把留在家乡的儿子或兄弟侄儿招来帮忙。

  在1868至1878年的古巴独立战争中,许多自由华人加入了“古独派”的军队,和西班牙殖民政府作战。最有名的是Teniente Tankredo(华文名字已不可考)。他受重伤,被西班牙政府军逮捕。西班牙军人称他为“苦力”要放走他时,他从军装口袋中取出文件,证明自己是“古巴解放军”的高级军官,不是一个无名的中国苦力,“射吧!”他说。

  100年后,在卡斯特罗所竖起的革命纪念碑上还有两行小字:“在华裔古巴人中,没有一个革命的叛徒,没有一个革命的逃兵。”

  一万个华人在哪?

  1997年,距离第一艘“猪仔船”上岸正好150年。古巴的人口统计说华裔占总人口0.5%,也就是5万人。如果20%的人口住在哈瓦那,那么哈瓦那就应该有一万个华人,可以是一个小有规模的唐人街了。

  有这么多华人的城市,为什么我这么引人注目?正在上课的学童转过脸来大叫:“中国人!中国人!”路上的女人睁大了眼注视我,目不转睛。男人紧跟上来,“中国人吗?你是中国人吗?”

  奇怪,哈瓦那有自己的华人,却是一副没见过华人的样子。在街上晃了好几个小时,也确定没见到一个亚洲人,连成群结队的观光客中都看不到东方的脸孔。怎么回事?那一万个古巴华人在哪?

  在唐人街吧?唐人街,却只是两条交叉的路,总共不到两百公尺。街心上空架着装饰性的红色木条,点出拱门的意思。三五家饭馆,没什么客人,倒是街上的摊贩,有一点点生意。摊子上写着笨拙的中国字:“味香色美,中国风味”、“陈记”、“杂碎”、“炒饭”。摊子上卖的东西,却是我这个华人认不出的东西。几段油亮的肥肠,几个面粉裹炸沾满苍蝇的甜食。认得出的是饭盒,粗纸糊成的盒子,里头盛满了酱色的饭,饭上盖着一片薄薄的煎猪肉,一小撮包心莱。冷的,一盒15比索。

  转角处有一个蔬菜市场,菜色也数得出来:番茄、包心菜、葱、马铃薯、大豆,没有了。水果只有一种:橘子。这是唐人街的市场,已经是最丰富的了。外边一般的市场,连番茄都只有烂的,给人的印象是,除了一把一把的葱之外,没有吃的。

  来来去去走几趟,就在唐人街,发现自己竟然仍是人们注视的目标。这个唐人街,竟是一个看不见唐人的唐人街!街上穿梭来去的,或白或黑或混血,都是一般古巴人。连那食客和站在摊子后头买“杂碎”的人,都难得看出华人的脸孔。那卖饭盒的年轻女人长得丰满肥腴,完全一副热带南美女郎的长相,她对我露齿一笑。站在“味香色美”、“陈记”后头是个黑人和他黑白混血的老婆。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华人老太太,坐在餐厅里剥豆子,已经注视我很久,正等着我发现她。凑近一问,她讲广东话,无法沟通。她有点失望地叫来了儿子,儿子也不说北京话,却拾起一枝笔,写了三个字:“广东语”。“讦”,他只记得半边。

  在街边的石阶坐下,看流动的人来人往,都是古巴人;女人穿着紧身的额律服,展露多肉的躯体,男人却干干瘦瘦。偶尔走过一个华人,都是年老的男人,步履瞒珊地走过。除了餐馆里那一个老太太母子,我没见到一个中国女人,投见到一个中国孩子,没见到一个年轻华人。难怪,古巴的孩子们追着我叫“中国人!”

  但是,那一万个华人到哪儿去了?

  落叶只是飘零

  中华总会的主席周一飞先生让我看他们最新的统计。在哈瓦那,50年代末来到古巴仍保留中国籍的有103人,加入了古巴籍的有133人。华裔,也就是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是华人的,总共约有2000人。这2000人中,大概只有20个还会说广东话。古巴全国大概有3200多个华人。

  “3200?”我大吃一惊,“不是说有5万华人吗?”

  周先生笑了,“那是指血统,5万古巴人有中国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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