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台湾发现我(2)_龙应台

发现台湾发现我(2)

　　4

　　我决定自己开车。

　　在德国，赶路的时候，我可以开一百八十公里的时速，但一直没有勇气在台湾开车。怕。连爬带滚地行过大汉溪之后，我想，嘿，我也是个台湾的孩子，咱们一块混混吧！

　　所以就上了路，是个桃园的夜晚。华灯初上，一片流动闪烁的繁华热闹。行驶在灯红酒绿的市区中，困扰我的，竟然不是那拥挤的人群，也不是那窜来窜去不可捉摸的摩托车，而是，说出来你或许觉得可笑——我老是找不到红绿灯！沿街矗立着一个比一个大的招牌，招牌上闪着千奇百怪的霓虹灯：皇宫KTV的灯滴溜滴溜地绕着打转，春风理发厅的灯魔幻似地旋转又旋转，蓝宝石舞厅、全家福海鲜馆、大时代咖啡厅、梦露宝馆……简直是一片绚丽的灯海。在这样一片漩涡似的刺激性极强的五光十色的灯海中，我的眼睛忙不过来；红绿灯在哪里？

　　前面有一个什么警灯在闪烁，让我习惯地紧张起来——是修路？警车？救护车？消防车？要不要让路？寻找灯的来处……天哪，是“真坏戒”槟榔摊！为了在绚烂的灯海中更绚烂，卖槟榔的人在摊子上装了闪烁旋转的警灯。

　　每段街都有个槟榔摊，每个槟榔摊上都闪着荒谬的警灯。我一感觉到警灯的闪烁就下意识地紧张戒备，然后又安慰自己这只不过是“其坏戒”槟榔。带着这种牙疼似的内部抽搐，上了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另有一番文化。我早有准备。切入超车、不断蛇行换线道、大卡车大巴士占用快车道、计程车尾追不舍……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开得很稳、很快乐，在家的感觉真好，啊，我爱嘈杂的丑陋的台湾，听听莫扎特吧，反正车速慢了下来，前面显然开始堵塞，莫扎特的长笛像空中掠乌拉出的弧线，流利优美。

　　然后，我睁大着眼睛，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路肩，有人开上了路肩，路肩超车。一辆，一辆，又一辆，毫不犹疑地，在路肩上奔驰。

　　两眼发直，我听见自己发出长长一声“啊——”；是惊骇，或竟也是赞叹。如果路肩都能走，朋友，这世界还有什么不能走的路、不能做的事？我输给你，台湾的孩子。

　　5

　　坐在福华的中庭咖啡座里，听出版的朋友说文学的书如何如何地没有人买。“社会多元的意思，”他说，“就是说．没有人愿意连续地坐上两小时看一本让脑子累一点的书。”

　　“别难过，”我安慰他，“你看那边橱窗里那个东西，也一样没人买。”

　　那是一把意大利进口的雨伞，标价两万元。

　　“哈，”他轻蔑地笑起来．“那个东西，有人买！”

　　咖啡座上坐着化妆明艳、穿着入时的女人，叠起玻璃丝袜的腿，优雅地啜着咖啡。好几个穿白衬衫、深色西裤的男人对着手里的大哥大说话。其中一个，竟然是些许年不见的大学同学。

　　“还在高中教历史吗？”我问。

　　“不教了，没前途。”他说，把大哥大熟稔地插进裤袋里，“现在搞营造，包工建桥开路之类的。”

　　“营造？”我惊讶，记得他当年穿着长袍马褂，在讲台上表演相声的样子，“你学过营造？”

　　“没有。”他摇头，然后解释，“就好像学游泳，先下水，搞湿了自然就会。我也没什么资金，先是搞股票赚了点横财，就投资营造。在台湾嘛，反正就是有“一分钱，做八分投资，讲十分的话……”

　　“冒险嘛！”他笑着，带着点自我嘲弄的味道。

　　大哥大哔哔响起。

　　6

　　有人按铃。又是个穿绿制服的德国警察。又怎么了？我没好气地瞪着他。

　　这一回，是因为我停在车库门前的车，车尾突出。“侵占”了人行道大约十公分的空间，妨碍行人过路。

　　“请您将车子驶进车库，或着停到路边去。”他面无表情地说。

　　我用最毒的眼神看着他——老兄，这人行道起码有一百廿公分宽，再蠢的胖子也过得去。你停下巡逻车来干涉我，只不过因为这十公分的“脱序”触犯了你尊祟秩序的原则和习惯。

　　你是一个秩序和原则的动物。

　　我忿忿地盯着他，然后，很勇敢地——把车移走。

　　我能说什么？十公分是侵占，一公分也是侵占。

　　澳洲来的伊兰在电话上絮絮不休：“院子里那株松树掉针掉得厉害，扫不胜扫。又遮了阳光。我们打算明天把它砍了……”

　　“不行不行，”我急急打断，“在这个国家里，砍树要先申请，尤其是老树大树，不能说砍就砍的。”

　　“可是，这树是在我们自家院子里——”

　　“自家院子里的树你也没有自由说砍就砍，树，是国家人民共同的财产，懂吧？”

　　“啊，”伊兰在那头说，“咱们澳洲也有这个法那个法的，可是没人太认真——”

　　“那是因为你们澳洲人，”我笑了，“是犯人的后裔呀……”

　　伊兰显然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很认真地说，对，来德国半年，使她深刻体认到澳洲人无法无天的个性，十足罪犯的坏胚。然后我们彼此唱和地抱怨：是啊，德国是那么一个不自由的国家，人民没有脱序、违法的权利，简直令人苦闷极了。

　　7

　　电话又响起来，这回，是婆婆：“考虑半天，这个周末不能去看你们，准备时间不够……”

　　可是，现在才星期三呀，只不过是两个小时的车程，带支牙刷来不就完了吗？

　　“不成呀，我的花要找人浇。玫瑰正要剪枝，干洗店的衣服要取回来，清洁妇星期四要来……”

　　又来了。老人家简直像加了热的年糕，黏糊糊紧紧粘着锅底，很难把他们从家扯开。

　　“我们年纪大了，总是慢嘛。”她说。

　　我熟悉另一对老人家，年纪也大了，却具有后备军人枕戈待旦的弹性，随时待命开拔。那是我的中国父母。

　　有一次，我从台北打电话到合南，请七十来岁的父亲得空时北上一趟，处理一点小事。搁下电话，几个小时之后，门铃响，父亲出现在门口，手里拎着行李——一只皱巴巴的塑胶袋，看起来包过青菜包过旧鞋而现在里头装着一套换洗的内衣裤、一支牙刷、一本书。他很高兴地望着我笑。

　　又过了几年，但我知道，若是我现在拔个电话回台湾，请父母搭下一班飞机来德国，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动身。真正需要的时候，他们只要拎起一支牙刷就可以到天涯海角；真正需要的时候，没有牙刷也能走。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德国父母非有万全的准备不贸然行动，而我的中国父母，在四十年的安定岁月之后（四十年的人生，不能算短吧？！），仍旧能适应万变、说走就走，像个一无所有、无牵无挂的“罗汉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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