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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台湾发现我(1)


  1

  怎么办?

  把弹簧垫掀起来。就找到了毛病。这是一张巨大的床,中间支撑的梁木断了,斜插在地毯上。没有客人的时候,孩子们把这张客房里的床当作体操垫,木梁都给蹦断了。床垫倾斜,客人得像壁虎一样努力贴着床面,才不致于滑下来。

  怎么办?

  华德和我分别站在断梁的两边,打量那毛须须的断裂处。半晌,我说:“不难!拿一叠杂志来垫在下面就可以。”

  他惊奇地看着我,似乎听见了什么荒唐的笑话,说:“我在想……测量木梁和地板的距离,我需要量尺;断的地方要用两个木桩支持,我需要电锯和六公分乘六公分的本头,连接木桩和大梁嘛,得用上五公分长的螺丝钉,还有专门修补木制品用的强力胶……”

  我惊奇地看他一眼,觉得好笑:“那不是很费时间吗?一叠旧书一样可以撑着,我们唯一要决定的,是该用你的经济学月刊还是我的文学杂志,对不对?”

  “可是……”他搔搔头,似乎作梦也没想到世上有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可是……那样床还是坏的;并没有修,不多久又会塌下去,不结实……”

  我到储藏间去找旧杂志,真多呀,《小说世界》、《纽约书评》、《欧洲事务》、《明镜周刊》、《文学月刊》……当我抱着沉沉的一叠杂志回到床边时,他正勾身跪在地上,手里拿着尺,脚边摆列着电锯、木块、螺丝钉、强力胶、我叫不出名字的什么工具……还有,清理善后用的吸尘器。

  夫妻同甘共苦嘛,他趴在地上修床,我就坐在地上翻读杂志。当他把床修好了的时候,我也翻完了最后一本。他用手臂压压已经复原了又可以用上一百年的床梁,满意于它的坚挺,一边收拾工具一边笑着说:

  “你。是个台湾的孩子。”

  我也笑了,对,我是一个台湾的孩子。

  在我的文化里,我可不是唯一用杂志修床的人。要听证据吗?在台湾一个杜鹃花夹道的大学校园里,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客座教授曾经对我说:

  “中国人可爱极了!我跟总务处说宿舍里的床断了一只腿,不能睡人了,拜托赶紧修理——当天晚上就来了个工友,带了四个砖头……”他纵声大笑。

  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砖头和杂志,都是解决人生困境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毋宁是,为什么这些西方人不偏好方便的权宜之计?

  2

  住在台北的时候.有个邻居要搬家。不远,不过从城南迁到城北,但毕竟也是一家四口,从尿布三轮车到针线纽扣笔筒打字机碗盘瓢匙,那打包的工夫可够瞧的。说是卡车要来的那天早上,我踱过去,想在混乱中或可帮点忙。没想到,光腿的孩子在地上打滚,尿片还在柜子里,针线纽扣还在抽屉里,打字机还在书桌上…”’

  “怎么?”我问,“卡车今天不来?”

  “来呀:”主人正就着水槽洗碗,“马上到。”

  “那……”我望着那一屋子的琳琅满目,着实困惑,“东西不打包?”

  “无所谓啦!”主人说,“路程短短。”

  在我的搬家经验里——那自然是在美国,不管远近,搬家前的打包要好几天的工夫;想想看,每一只玻璃杯,每一只碗,每一个磁盘陶钵,都得用几层纸密密包裹,然后一一装箱,一个厨房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即使是搬家公司的彪形大汉,也要好几个钟头。

  卡车来了。几个年轻小伙子冲进门来,和主人一家大小同心协力地动员起来。我懂了:抽屉,装满了针线纽扣回纹针橡皮圈口香糖原子笔,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摆上卡车;打字机,裹上一圈毛毯,就塞在衣柜脚下;锅盘碗筷搁进小宝贝的塑胶澡盆里,盖上一条太空被。

  那琳琅满目一屋子的东西竟然全塞进了卡车。主人愉快地向我挥手。卡车起动时,那抽屉里的、衣橱里的、澡盆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滚动摇晃,发出哐当哗啦的巨响。

  那哐当哗啦的巨响,——卡车的滚动摇晃,竟然像一个熟悉的梦境。我怎么会忘记了呢?十四岁那年,我们的卡车不也这么哐当哗啦地从苑里驶进茄定?十一岁那年,我不也帮着母亲把碗盘塞到澡盆里,然后随着卡车摇晃滚动地从高雄驶进苗栗?八岁那年,不也曾挤在卡车司机旁哐当哗啦地从高雄城东搬到城西?五岁那年,母亲用一床老旧发黄的蚊帐把我裹起来,塞在卡车一角,从新竹睡到高雄,不记得那哐当哗啦的巨响。三岁那年……

  到了,总是有破盘破碗的。无所谓啦,丢了就是。反正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值钱的,都留在大陆老家啦!哼,那些个博物馆搁在玻璃柜里面展览的碗啊盘啊,当宝贝似的,在老家是放在墙根喂猫狗的,不当一回事。母亲骄傲地说。

  在唐宋的盛世,中国人搬家是不是也这么“无所谓”地哐当哗啦呢?西方人搬家又为什么那么小题大作放不开呢?

  3

  三月,德国大学放寒假,是我每年返回台湾的时候。下了好几天细雨,终于放了晴,二哥说:“走,到复兴乡去看看工地!”母亲接口,“咦,不是说大汉溪修桥,过不去吗?”二哥笑笑,“总有办法的!”

  我们就钻进了他的进口自排福特车,沿着大汉溪边的公路走。我说:“桥要真封了,过不去的话怎么办?”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在离桥两百公尺的地方,竖着一个牌子:“施工中,桥梁暂时封闭”。远远看着桥,七七八八的工程建材堵着桥口,确实是不通了。

  “为什么施工单位要等到距桥两百公尺才肯立一个牌子?他们难道不能在二十公里之外的交通要道警告人家?”我忿忿不平。从桃园到这里,我们已经开了近一小时的车。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前头一辆车,在牌子后边消失了。我们紧跟着过去,原来,就在那宣告“封闭”的牌子后边,一条新路已经被压了出来。

  没人跟我一样,看着牌子生气;他们只是站在牌子下四周眺望一阵,毫不犹疑地开向溪底,闯出一条路来。

  极宽阔的河床,中间只有一湾窄窄的溪水,怪手在上游隆隆作响,不停地挖掘。河床地崎岖不平,福特车身又低,底盘不断撞上突起的泥地,令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经过积水的泥潭,泥水溅得车窗一片糊烂。我不时地咒骂二哥;这种车不是开这种路的,陷进烂泥里怎么办,四十多岁的人怎么还做这种不经考虑的事……

  他只是笑:“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且,要死也不只我们一个。”

  真的,身后有一长列车队,全是小汽车,天哪,这些人都信仰“路是人走出来的”吗?

  一个比池塘还大的泥坑横在眼前。不知是哪个气度恢宏的开拓者已经在大泥坑上搁下两条窄窄的木板,宽度刚好够汽车的轮胎险险地辗过。

  前面那辆小红车里钻出了个人。走到泥坑那头,开始指挥。小红车战战兢兢地,滚上木条,凌空了,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动。车队里的人全钻了出来.站在泥泞的河床上,兴高采烈地看着热闹。小红车后轮着地的时刻.观众给予热烈掌声,竟是一片同仇敌忾的欢喜。

  颠颠簸簸,翻山越岭似的,车队在河床上折腾地匍匐前行。过桥只需要三分钟的路程,现在用上了一小时,终于到了彼岸。

  二哥得意了,“你看。”他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没错吧!”

  我独自目瞪口呆地往后望着:河床上的车队,一只一只泥龟似的,歪歪斜斜地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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