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台湾发现我_龙应台

发现台湾发现我(1)

　　1

　　怎么办？

　　把弹簧垫掀起来。就找到了毛病。这是一张巨大的床，中间支撑的梁木断了，斜插在地毯上。没有客人的时候，孩子们把这张客房里的床当作体操垫，木梁都给蹦断了。床垫倾斜，客人得像壁虎一样努力贴着床面，才不致于滑下来。

　　怎么办？

　　华德和我分别站在断梁的两边，打量那毛须须的断裂处。半晌，我说：“不难！拿一叠杂志来垫在下面就可以。”

　　他惊奇地看着我，似乎听见了什么荒唐的笑话，说：“我在想……测量木梁和地板的距离，我需要量尺；断的地方要用两个木桩支持，我需要电锯和六公分乘六公分的本头，连接木桩和大梁嘛，得用上五公分长的螺丝钉，还有专门修补木制品用的强力胶……”

　　我惊奇地看他一眼，觉得好笑：“那不是很费时间吗？一叠旧书一样可以撑着，我们唯一要决定的，是该用你的经济学月刊还是我的文学杂志，对不对？”

　　“可是……”他搔搔头，似乎作梦也没想到世上有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可是……那样床还是坏的；并没有修，不多久又会塌下去，不结实……”

　　我到储藏间去找旧杂志，真多呀，《小说世界》、《纽约书评》、《欧洲事务》、《明镜周刊》、《文学月刊》……当我抱着沉沉的一叠杂志回到床边时，他正勾身跪在地上，手里拿着尺，脚边摆列着电锯、木块、螺丝钉、强力胶、我叫不出名字的什么工具……还有，清理善后用的吸尘器。

　　夫妻同甘共苦嘛，他趴在地上修床，我就坐在地上翻读杂志。当他把床修好了的时候，我也翻完了最后一本。他用手臂压压已经复原了又可以用上一百年的床梁，满意于它的坚挺，一边收拾工具一边笑着说：

　　“你。是个台湾的孩子。”

　　我也笑了，对，我是一个台湾的孩子。

　　在我的文化里，我可不是唯一用杂志修床的人。要听证据吗？在台湾一个杜鹃花夹道的大学校园里，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客座教授曾经对我说：

　　“中国人可爱极了！我跟总务处说宿舍里的床断了一只腿，不能睡人了，拜托赶紧修理——当天晚上就来了个工友，带了四个砖头……”他纵声大笑。

　　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砖头和杂志，都是解决人生困境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毋宁是，为什么这些西方人不偏好方便的权宜之计？

　　2

　　住在台北的时候．有个邻居要搬家。不远，不过从城南迁到城北，但毕竟也是一家四口，从尿布三轮车到针线纽扣笔筒打字机碗盘瓢匙，那打包的工夫可够瞧的。说是卡车要来的那天早上，我踱过去，想在混乱中或可帮点忙。没想到，光腿的孩子在地上打滚，尿片还在柜子里，针线纽扣还在抽屉里，打字机还在书桌上…”’

　　“怎么？”我问，“卡车今天不来？”

　　“来呀：”主人正就着水槽洗碗，“马上到。”

　　“那……”我望着那一屋子的琳琅满目，着实困惑，“东西不打包？”

　　“无所谓啦！”主人说，“路程短短。”

　　在我的搬家经验里——那自然是在美国，不管远近，搬家前的打包要好几天的工夫；想想看，每一只玻璃杯，每一只碗，每一个磁盘陶钵，都得用几层纸密密包裹，然后一一装箱，一个厨房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即使是搬家公司的彪形大汉，也要好几个钟头。

　　卡车来了。几个年轻小伙子冲进门来，和主人一家大小同心协力地动员起来。我懂了：抽屉，装满了针线纽扣回纹针橡皮圈口香糖原子笔，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摆上卡车；打字机，裹上一圈毛毯，就塞在衣柜脚下；锅盘碗筷搁进小宝贝的塑胶澡盆里，盖上一条太空被。

　　那琳琅满目一屋子的东西竟然全塞进了卡车。主人愉快地向我挥手。卡车起动时，那抽屉里的、衣橱里的、澡盆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滚动摇晃，发出哐当哗啦的巨响。

　　那哐当哗啦的巨响，——卡车的滚动摇晃，竟然像一个熟悉的梦境。我怎么会忘记了呢？十四岁那年，我们的卡车不也这么哐当哗啦地从苑里驶进茄定？十一岁那年，我不也帮着母亲把碗盘塞到澡盆里，然后随着卡车摇晃滚动地从高雄驶进苗栗？八岁那年，不也曾挤在卡车司机旁哐当哗啦地从高雄城东搬到城西？五岁那年，母亲用一床老旧发黄的蚊帐把我裹起来，塞在卡车一角，从新竹睡到高雄，不记得那哐当哗啦的巨响。三岁那年……

　　到了，总是有破盘破碗的。无所谓啦，丢了就是。反正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值钱的，都留在大陆老家啦！哼，那些个博物馆搁在玻璃柜里面展览的碗啊盘啊，当宝贝似的，在老家是放在墙根喂猫狗的，不当一回事。母亲骄傲地说。

　　在唐宋的盛世，中国人搬家是不是也这么“无所谓”地哐当哗啦呢？西方人搬家又为什么那么小题大作放不开呢？

　　3

　　三月，德国大学放寒假，是我每年返回台湾的时候。下了好几天细雨，终于放了晴，二哥说：“走，到复兴乡去看看工地！”母亲接口，“咦，不是说大汉溪修桥，过不去吗？”二哥笑笑，“总有办法的！”

　　我们就钻进了他的进口自排福特车，沿着大汉溪边的公路走。我说：“桥要真封了，过不去的话怎么办？”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在离桥两百公尺的地方，竖着一个牌子：“施工中，桥梁暂时封闭”。远远看着桥，七七八八的工程建材堵着桥口，确实是不通了。

　　“为什么施工单位要等到距桥两百公尺才肯立一个牌子？他们难道不能在二十公里之外的交通要道警告人家？”我忿忿不平。从桃园到这里，我们已经开了近一小时的车。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前头一辆车，在牌子后边消失了。我们紧跟着过去，原来，就在那宣告“封闭”的牌子后边，一条新路已经被压了出来。

　　没人跟我一样，看着牌子生气；他们只是站在牌子下四周眺望一阵，毫不犹疑地开向溪底，闯出一条路来。

　　极宽阔的河床，中间只有一湾窄窄的溪水，怪手在上游隆隆作响，不停地挖掘。河床地崎岖不平，福特车身又低，底盘不断撞上突起的泥地，令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经过积水的泥潭，泥水溅得车窗一片糊烂。我不时地咒骂二哥；这种车不是开这种路的，陷进烂泥里怎么办，四十多岁的人怎么还做这种不经考虑的事……

　　他只是笑：“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且，要死也不只我们一个。”

　　真的，身后有一长列车队，全是小汽车，天哪，这些人都信仰“路是人走出来的”吗？

　　一个比池塘还大的泥坑横在眼前。不知是哪个气度恢宏的开拓者已经在大泥坑上搁下两条窄窄的木板，宽度刚好够汽车的轮胎险险地辗过。

　　前面那辆小红车里钻出了个人。走到泥坑那头，开始指挥。小红车战战兢兢地，滚上木条，凌空了，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动。车队里的人全钻了出来．站在泥泞的河床上，兴高采烈地看着热闹。小红车后轮着地的时刻．观众给予热烈掌声，竟是一片同仇敌忾的欢喜。

　　颠颠簸簸，翻山越岭似的，车队在河床上折腾地匍匐前行。过桥只需要三分钟的路程，现在用上了一小时，终于到了彼岸。

　　二哥得意了，“你看。”他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没错吧！”

　　我独自目瞪口呆地往后望着：河床上的车队，一只一只泥龟似的，歪歪斜斜地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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