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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技术的进步加上尼克松的野心,使得尼克松的录音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总统的录音。尼克松的录音系统是自动的,全面的,形成一个周密的网络。不仅涵盖了白宫各个总统办公室和电话,而且连传统的美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都囊括在内。也就是说,尼克松几乎把自己在工作期间全部的谈话都录下来了!

  这名前白宫工作人员立即被传到国会听证会。在电视机前,大家都看到了他的作证。现在,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有那么一堆总统录音在那里。漫长的听证会里,大家已经听了那么多天方夜谭般的总统违法的故事。现在好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吧。

  这时,尼克松还住在医院里。曾经当过军人的黑格将军一看录音的事被暴露了,先下令停了整个录音系统,整整五千个小时的全部录音带,被集中到一个的房间。然后,在尼克松的病房里一起商量这么办。以副总统阿格钮为首的几个人主张销毁录音带,我想,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所以,持这个意见的也包括尼克松夫人在内。

  但是也有反对这样做的,反对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全美国人都通过电视明确知道了录音带的存在,公然销毁证据就是公然宣称与国会,法律以及全美国人民对抗,这将成为国会弹劾的最强有力的动因。

  当然,还有一些理由,例如,录音带的存在至少可以防止某些坦白者的诬陷;录音带本身难以估量的价值;以及如何销毁如此大量带子的技术问题。

  但是,我相信后面一些理由都不是主要的。

  我相信这些录音带最终留下来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尼克松对于这样一个基本概念还是很清楚的。美国总统是唯一全民直选的,受全美国人民委托代为处理公众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全体美国人民信托了你,你不可能调过头来与全体人民公然对抗之后,还在这个总统位子上待下去。

  第二天,国会调查委员会,和司法部长任命的独立检察官,从权力监督的两个方向,分别送来了书面通知,要求总统交出有关的录音带。

  尼克松又一次援引了他的“行政特权”,用以对付国会。也就是说,重申他的录音带是政府权力的行政分支的正常工作记录,国会作为政府权力的另一个独立分支,无权干涉行政分支的正常工作。换句话说,行政分支的工作录音,立法分支无权审听。

  上述理由尽管在如今的情况下,不会起什么太大的作用,可是,至少可以再抵挡一阵。叫尼克松感到更为头痛,甚至对付不了的,反倒是他自己行政系统里的部下,也就是那名叫考克斯的独立检察官。

  你也许会奇怪了。司法部长是尼克松亲自任命的,独立检察官又是司法部长所任命的,怎么就管不了呢?的确,独立检察官在这个权力制约系统里,是非常特殊的一环。在美国政府的权力构架里,行政分支和司法分支在一个环节上是相交的。也就是对于刑事案件的调查和起诉的执行,在行政分支一方。这就是行政系统里有一个司法部的原因。

  但是,为了防止美国政府的执行机构迫害平民,因此,在权力构架上,就把决定一个刑事被告命运的整个审理判决权,彻底分了出来。如果不这样分割权力的话,那么,一旦美国政府的行政执行机构要找哪一个平民麻烦的话,调查起诉在它手里,审理判决也在它手里,平民也就只能任其宰割了。权力分割,加上公平审理的具体操作规定,再加上陪审团的保障,进可能避免美国政府官员蓄意迫害平民的可能性。

  说到这里,你一定看出了这个权力体系设计的一个漏洞。确实,我刚才介绍的这个结构,出发点首先是考虑保护普通美国人的公民权。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控制政府行政机构本身的刑事犯罪。尤其是在执行机构的高层犯罪中,既然行政与司法的分割,就意味着刑事案的调查起诉与审理判决的分割,意味着司法分支无权过问调查起诉。那么高层犯罪分子是否就可以让下面的司法部干脆不调查不起诉,不就可以为所欲为,逃避法律惩罚了吗?这确实是一个漏洞,美国人也从水门一案中看出了这个问题。

  有意思的是,在考虑设置独立检察官的时候,必须有一个检察官的任命问题。一开始,美国人也不知如何是好,想来想去,原来刑事调查起诉的权力是在行政一方,所以不论由立法分支的国会,还是由司法分支的法院去任命独立检察官,好象都有点牛头不对马嘴。结果,任命权就还是留在司法部长手里。这样,这个监督机制设计一个无法解决的先天缺陷,就在美国人第一次遇到总统犯罪的情况下,面临考验了。

  应该说,在正常情况下,美国的政府官员还是非常注意自己的职务形象的。也就是说,在处理事务的时候,司法部长必须表现得象一个司法部长,而不是只象总统的一个部下或者跟班。这并不是说美国的政府官员在人品上就比其他地方的官员高一筹,而是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国会和新闻界的严密监督下任职。他们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如果想把这个官当下去,就必须尽可能地公事公办。

  所以,在如此关键时刻当上新任司法部长的理查德森,明明知道独立检察官对尼克松来讲可谓性命悠关。可是,他在任命这个哈佛法学教授考克斯担任此职的时候,甚至连问都没有问过尼克松一声。一副秉公办理的架式。

  独立检察官考克斯就更是不信邪了。他本来就是一个法学教授,一上任又从司法部长那里要来了绝对独立的调查起诉权。所以他刚开始工作的劲头,就让尼克松们大呼“不好”。考克斯在国会公开听证会开始一个月后,就对新闻界发表讲话,说他正在考虑要求法庭出传票传总统出庭作证。作为学者,他还甚至还对新闻界谈到他正在研究的一个法学学术问题,就是一个总统在受到弹劾之前能否被起诉。

  这番话让尼克松们一听就“毛”了。当时黑格就对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森说过,总统要考克斯“走人”。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独立检察官的任命权,是在理论上一直很难解决的一个悖论式的缺陷。任命权和解职权是一对双胞胎,任命权解决不好,独立检察官的生存就有问题。

  黑格的非正式“传令”当时被司法部长顶了一顶,暂时也就过去了。一方面,当时尼克松们的注意力全部都在国会听证会上,至于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他的话虽然讲得难听,但是,他还处在调查阶段,还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出来。另一方面,独立检察官本身也是一个敏感话题,不到万不得已,尼克松也没有必要为了他再掀起新闻界新的一波攻击浪潮。发生在行政系统内的这个对抗就这么搁下了。

  可是,当独立检察官考克斯把要求尼克松总统交出录音带的一刻起,这个对抗马上就凸现了出来。此后,考克斯不断受到来自总统方向的告诫。让他明白,自己这个职位是在总统所统领的行政分支之下的。也就是说,他应该是隶属于并且服从于总统的。只有在总统认为合适的情况下才可以接触总统的材料。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自以为可以凌驾于总统之上。司法部长理查德森则又一次感到了压力,要他管不了考克斯就干脆把考克斯给解雇了。

  独立检察官眼看着和自己理论上的“上司”就得短兵相接了。

  然而,考克斯对这场短兵相接一点儿也不犯怯。他稳稳当当地按司法程序一步一步地走。他先从法官西里卡那里获准得到了一张传票。通知尼克松,由总统本人或者他的下属官员,带着九次谈话的录音带到庭候审。那天下午,考克斯就带着一名警官,居然动真格的,硬是跑到白宫给总统送传票去了。一切过程就像是到一个普通美国公民家里去送法庭传票一样,唯一的不同,是警官在进白宫之前,把枪留在了门卫室。

  尼克松拒绝了。他说,他尽管怀有对法庭的最高尊重,但是拒绝这样的要求。因为这种要求与总统的宪法地位不相符,总统不从属于法庭的强迫性程序。法官西里卡收到这封来自总统的抗拒信,又下了一个命令,要求尼克松提供录音带不能交出来作为证据的理由。

  你看到这里,必定要问了。尼克松的抗拒是不是真有道理呢?美国总统的宪法地位是不是应该在法庭的强迫性程序之外呢?这个问题是问在点子上了。事实上,谁也不知道。也就是说,这次罕见的美国总统的刑事犯罪,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次美国历史上的宪法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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