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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七

  30年代,美国进入了空前经济大萧条,而在欧洲,德国纳粹正在崛起。1933年6月24日,著名女记者Dorothy Thompson从德国发回来的报道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第一次报道了纳粹的反犹灭犹政策。她指出,这一政策建立在一种“科学理论”的基础上。

  这种科学理论认为,人的体力、脑力和精神因素,植根于人类染色体中,是随着染色体的移动而遗传的,是会散布的。不同种族有不同的染色体,由此而决定了他们体力、智力和文化上的特质。维护一个种族的文化特质,就依赖于维护种族的纯洁。纳粹用所谓先进科学理论使德国人民相信,日尔曼人种是最高等的人种,而犹太人是劣等人种。犹太人的存在,会在社会上散布堕落、疾病,并且会污染高等种族。所以,消灭犹太种族是日尔曼人保护自己生存的正当事业。

  Thompson女士指出,这样一种“科学理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它必须先局限于科学界按照科学原则来检验、来判断,也就是要看历史事实和生物学实验是不是能够支持这种理论。但是在纳粹德国,这一理论成为一种不可怀疑的教条,没有一个科学家出来表示怀疑而不遭受迫害。希特勒用全国上下必须“统一”这个口号,禁止人们自由地探讨科学,从而把当时的一种科学理论当成了政治工具。以后几年的事实证明,纳粹的反犹太政策得到德国几乎全民族的参与,犯下了人类史上罕见的种族灭绝罪恶。

  Dorothy Thompson女士对纳粹运动的报道和分析,使希特勒十分恼怒。1934年,希特勒亲自下令驱逐Dorothy Thompson,她成为第一个被希特勒驱逐的美国记者。她回国后,从1936年起为《纽约先驱论坛报》主持叫做“立此存照”的专栏。她的专栏写作受到广泛关注,从1941年起受170多家日报转载。在她的文章、无线电讲话和集会报告里,她再三提醒大众注意纳粹德国的活动。《时代》杂志把她评为仅次于罗斯福总统夫人的最受大众欢迎的妇女。

  由于一代美国记者和知识分子的报道、分析和呼吁,在美国这个有着大量德裔移民家庭的国家,在这个最重视先进科学技术的地方,纳粹的种族理论没有成为一种国家政策。当种族偏见在科学的掩护下向人类良知挑战的时候,美国人的道德信念坚守着阵地。

  那个时代还有一个对20世纪美国新闻业有重大影响的记者,那就是报道猴子审判案的《巴尔蒂摩太阳报》名记者曼肯。曼肯是德国人后裔,他对自己的血统非常自豪。这种自豪的来源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曼肯在30年代访问德国,热心寻根,却在自己的报道里对纳粹的反犹太政策只字未提。在1938年访问德国时,几乎所有访问过德国的美国记者都报道和谴责了纳粹的反犹灭犹政策,曼肯却还是保持沉默。这种沉默是由于疏忽还是出于偏见?一直要到80年代曼肯的日记发表,人们才从日记中的反犹言论中看到了他不为人所知的种族偏见。这种偏见的来源也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八

  自从科学和神学分道扬镳,当代科学和宗教就在回应着人类不同精神领域的需求。科学寻求的是知识,宗教寻求的是意义。宗教不能代替科学为现实世界提供方案,同样,人类向宗教寻求的回答,科学也永远无法代替。布莱恩的历史局限,在于他有时试图让宗教越过这条界限。而事实上,人们在处理科学问题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倾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一个例子。

  近100年来,我们民族的一代代志士仁人致力于从西方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我们的启蒙和救亡刚好赶上了西方科学革命和工业化背景下世俗化浪潮的尾巴。近百年来,德先生不幸经常缺席,而赛先生挟技术的冲击力,渐渐地成为一种语言强势。我们误以为有了赛先生就可以强国富民了。在引进的主义扫荡了传统儒佛道以后,我们把赛先生供了起来。

  到了21世纪,回头看,我们看到一片道德的废墟。待到试图在废墟上重建道德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一个对超越性事物不存敬畏之心的人类群体,不容易找到重建道德的材料。传统已经是一片废墟,缺席的德先生和供台上的赛先生却不能给我们这个民族提供我们亟需的道德资源。

  早晚有一天 ,我们得重新审视以往、开始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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