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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佛朗哥在1938年12月底开始进攻。共和国军投入后备兵力,却没有还手之力。最后一个坚持要打下去的总理内格林,也终于绝望了。他试图和佛朗哥谈判,佛朗哥不依不饶,坚持只能接受无条件投降,而且表示一定会报复惩罚共和派。佛朗哥一方经常枪杀俘虏。尽管在西班牙参战的英国人,是像奥威尔这样的志愿者,和英国政府没有关系,可是出于人道原因,英国陆军元帅还是出面和佛朗哥谈判,曾经成功地以一百名意大利战俘换回了一百名英国战俘。可是,他能够救出的只是一小部分。这位英国陆军元帅在1938年11月写道:佛朗哥“比红军更糟糕,我无法阻止他屠杀那些不幸的战俘”。

  1938年12月31日,佛朗哥胜利在握。他在一次书面采访中宣称,共和派是“罪犯”,对他们不存在“赦免和解的可能”,那些“轻罪犯”将坐牢或进劳动营,其他人将被流放或处死。

  临时首都巴塞罗那的保卫战,只是共和派军队自行溃败的记录。巴塞罗那保卫战,与战争初期的马德里保卫战,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整个城市充斥着随军人一起撤退的难民,面对敌人,已经没有反抗的斗志。

  1939年1月26日,巴塞罗那不战而降。几十万共和国军和难民开始了向法国的大逃亡。这是西班牙内战史上共和派一方充满痛苦和屈辱的一幕。佛朗哥军队进入巴塞罗那,在拉布拉斯大街起点的加泰罗尼亚广场举行感恩弥撒,因为巴塞罗那的教堂都已经毁坏了。

  我们也曾站在那个广场上。加泰罗尼亚广场大小适中,是巴塞罗那很迷人的城市广场之一。今天,那里每天都有卖鸽食的小贩,也就永远有大群的和平鸽在那里飞翔,我们也买了一包,开心地向天空抛撒,看着蓝天白鸽的回旋,那真是令人心醉的和平景象。

  可是,在当时的巴塞罗那,战事的停止,并不意味着和平即刻降临,随即就有上千名共和派人士被枪杀。

  2月6日,共和政府总统流亡法国,并且呼吁共和国军队投降。2月9日,佛朗哥军队控制全部加泰罗尼亚地区。同一天,总理内格林也流亡法国。

  直到此时,以马德里为核心的西班牙中心地区仍然在共和派手里,他们还有将近三十万的兵力。总理内格林和外交部长在法国稳稳神,又一起飞回了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在那里和共和派的将军们,还有一些共产党人的军官会合,“热情之花”也在那里。

  但是,共和派内部的低落士气、困惑,都转化成对内格林的指责和背叛。平民已经没有斗志,军人一片失败情绪。军事上,武器弹药殆尽,已经没有希望。似乎整个世界都背弃了这些最后的斗士。共产党人不打算投降。内格林却仍然指望佛朗哥能够接受他提出的投降条件:不对共和派军民施行报复。他背着共产党人的求降没有成功,自己却被共产党人指责为动摇的投降派。

  假如佛朗哥不是那么偏执地一定要把西班牙的一切左派都清洗掉,假如佛朗哥能够答应不报复,也许,战争在一年前就可以结束了。共和派在一年前就败局已定。但是,面对佛朗哥的报复威胁,共和派也无路可走。打是死,降也是死,都是死路一条的话,也只能抵抗到最后一刻。

  2月27日,法国议会以323票比261票,承认佛朗哥政府;同月,英国也承认佛朗哥政权。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承认佛朗哥,和原西班牙共和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

  在这最后一刻,共和派有了最后一次内斗。1939年2月底,求降失败后,总理内格林要求大家抵抗到底,遭到军官们的反对。这时候,只有共产党人还愿意打下去。内格林想把所有指挥权都交给共产党人,但是晚了。中心地区军队总指挥卡萨多上校(Segismundo Casado)站出来,公开反对内格林和共产党人。米亚哈将军、一些社会党人以及遭到共产党镇压的无政府主义者,都站在卡萨多一边。3月4日,他们组成一个临时政府,宣布推翻内格林。内格林再次飞离西班牙,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

  马德里又陷入一片内斗混乱,3月6日,根据卡萨多的命令,开始逮捕共产党人。共和国崩溃在即,最后一次内斗尤为残酷。3月7日,卡萨多军团中的共产党人巴塞罗少校包围了马德里。共和派自己人激战四天之后,卡萨多获胜,巴塞罗和他手下的军官都被枪毙。

  卡萨多企图和佛朗哥谈判,要求给出二十五天宽限期,让愿意流亡的人离开。由于一个技术上的原因,谈判失败。3月25日,卡萨多宣布“共和派军队解散”。内战中共和派一边的头面人物,包括“热情之花”,包括后来接替她的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都顺利离开西班牙。卡萨多和他身边的人乘坐英国军舰,逃亡英国。“热情之花”流亡苏联和东欧国家,她一直是那里受欢迎的名人。她后来回到西班牙,活到1989年去世。卡利约一直活到2005年。那些追随他们的人,那些士兵们,大多数来不及离开。等待着他们的,是佛朗哥的行刑队。

  在这个时候,或许人们想起了后来接任内格林担任共和国财政部长的佩里艾多。1936年8月10日,他在广播中谴责所谓“兜风”杀人是在犯罪。可是,他的讲话没有起到任何遏制共和派暴行的作用。在得知那次十四个知名人士被枪杀之后,佩里艾多曾经再次在广播中发表讲话,开口第一句就直刺要害,刺中了每一个人:

  今天,我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

  说这句话的时候,西班牙内战刚刚开始。后来,人们一次次想起这句话。一开始,人们或许会直观地理解他是预言了战争结局。可是今天,这句话的意义,在从更深的地方走出来。1936年8月14日,佛朗哥的摩尔兵在巴达霍斯屠杀战俘,人神共愤,全世界为此谴责他们是法西斯主义。共和派是在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打着“反法西斯”的旗号进行这场战争。假如共和派一样滥杀无辜,持有一样的行为逻辑,它脚下正义的立足点就消失了。一开始,它就已经从根基上垮了。

  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常常听到这样的逻辑,就是假如我们受到残酷对待,那么我们的残酷报复就是合理的。其实,你不是在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而是在证明对方行为的合理性。你把自己变得和邪恶一样!你在高喊着:换一换吧,其实只是邪恶互换,而不是以善替恶。任何对抗,真正的提升,是有勇气和能力让自己变得和对手不一样。否则,就依然是落在对手给你预设的陷阱里。

  1939年3月27日上午11点,佛朗哥占领马德里。4月1日,佛朗哥宣布,西班牙内战结束了。

  1939年,西班牙。

  这里曾经是世界瞩目的中心,来了各大国的许多志愿者们、来了他们的军人,有他们援助的飞机大炮在这里轰鸣。突然,一切都消失了。大家扔下西班牙,还留下了满目疮痍、无数尸骨。没有人确切知道,在1936年7月到1939年4月的内战中,死了多少西班牙人。最流行的说法是,三年内战死了一百万人。比较严谨的历史学家检点证据,认为内战至少死亡六十四万人,不包括战后遭佛朗哥政权报复而镇压的几万到十几万人。

  我不由想起西班牙“九八”一代著名学者、马德里大学哲学教授奥尔特加·加塞特,他在1922年出版的《无脊梁的西班牙》中,有这样一句话:

  今日之西班牙,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伟大的人民在历史道路上飞奔过后,留下的滚滚灰尘。

  亲身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纽约时报》记者马修斯后来有一本回顾内战的著作,叫《半个西班牙死了》。书名来自“九八”一代著名评论家拉腊(Mariano Jose de Larra)在第二共和前就为自己的国家写下的墓志铭,而这墓志铭的撰写者本人,自杀于1937年:

  这里埋葬着半个西班牙,她死在另外那半个西班牙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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